德国教科书中的二战：中国战场被遗忘，日本是核弹受害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有关二战记忆的问题再次成为政学两界的热门话题。对于这场席卷五大洲、带走7000余万军民的世界大战，今天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究竟应该记住什么？各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叙述提供了一种解答，反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认知与学界共识。当然，此类解答多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的讨论和反思。例如在德国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便能发现欧美二战记忆中的某些缺陷。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分别确定课程标准，并由不同出版社组织编写。在2000-2012年间，13个州独立推出了79本新教科书，另有68本新教科书面对全国发行。尽管数量众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各版本的重点内容，篇幅不小，而且仔细看来，大多遵循这么一种叙述模式：

        （1）欧战是二战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战场都是次要的。事实上，从1950年代开始，大部分德国历史教科书都不会多谈中国战场。1953年的一本教材只写了一句话“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有蒋介石元帅领导下的抵抗行动，但仍然被日本军队所占领”（巴伐利亚版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1953年）。到2007年，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本教材使用了不到20行的文字（下萨克森版Forum Geschichte，2007年），甚至在另一本教材中，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战场（巴伐利亚版Das waren Zeit，2007年）。

        （2）屠犹是二战中出现的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在大部分讲述二战的内容中，屠犹的前因后果一般都要占到1/3-1/2。此外，编者还会使用各种图片、表格、原始文献阅读等，来呈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与此相比，中国读者最为关心的“南京大屠杀”没有出现在一本教材中。

        （3）日本突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从而奠定了二战的全球性。日美矛盾倒是德国教科书中常见的内容。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被视作日美矛盾的起因，太平洋战争主要被呈现为日美战争，而与中国战场毫无关系。2010年的一本教材也曾提到“在东亚，日本从1933年开始推行一种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但是其上下文逻辑仍然指向日美关系，而非中日冲突（巴登-符腾堡版Kursbuch Geschichte，2010年）。

        （4）欧战结束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投降。从1950年代起，即便个别教材甚至未提日本投降日期，但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却一直是德国教科书中的常见内容。2009年的一本教材通篇未提中国战场，但在二战叙事结束时，详细呈现了原子弹轰炸广岛后日本的死难情况（黑森版Das waren Zeiten，2009年）。

        除此之外，在绝大多数教科书中，有两类被经常使用的照片，它们被视作二战记忆的“经典定格”：（1）有关纳粹屠犹的场景，新世纪之前的教科书会选择“集中营内的累累白骨”，但近来由于受到一些犹太人的抗议（“侵犯大屠杀牺牲者的隐私权”）而改用“等待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2）有关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后的废墟场景。在欧美的历史教育学家看来，这两类照片集中反映了二战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沉痛教训：它们都表现了人类把科技发展成果用于屠杀同胞的“现代性悖论”。

集中营内的累累白骨

等待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

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后的废墟场景

        尽管与新世纪之前的教科书相比，2000年以来的这些版本已经拓宽了全球视野，而且在屠犹问题上的反省力度有增无减（这一点特别反映在篇幅增长方面），但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尤其是中国读者）而言，这种叙述模式对于欧洲以外战场的描述过于简略，以至于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不清晰，无法支撑作者们希望从中提炼的历史教训，甚至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大部分教材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十分简略，例如2010年Cornelsen出版社推出的“Kursbuch Geschichte”（巴登-符腾堡州版）有一段文字来谈“日本推行一种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但它不过是寥寥数行文字。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教材根本不提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而是从日美冲突入手，例如2010年C.C.Buchner推出的“Das waren Zeiten”（巴伐利亚州版）只字未提中国战场，更勿论“南京大屠杀”等事件。

        进一步来看，几乎所有教材在二战叙述结束时都会提供一份“死亡人数统计表”，但只有为数不多的教材提到了中国军民死亡人数，如2008年Nathan/Ernst Klett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法德合编历史教科书才指出中国士兵死亡人数为“150万”，平民死亡人数为“？”2010年westermann出版社的Horizonte在其死亡表上提到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至少2000万”；大多数教材只是说中国死亡人数“未知”（unbekannt）；与此相反，所有教材都会提到日本死亡人数为“180万”，其中军人120万，平民60万。

2010年westermann出版社的Horizonte在其死亡表上提到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至少2000万”

大多德国历史教材中中国死亡人数“未知”

德国教材中体现的日本死亡人数

        在此情况下，得到广泛使用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后的废墟场景”，为德国青年一代提供的不仅仅限于所谓“现代性悖论”等抽象概念，而变为“日本人是二战受害者”这样一种历史想象。毋庸置疑，在广岛和长崎，大部分受到原子弹轰炸而亡或因辐射生病的民众并非二战元凶，他们或许与亚洲战场相隔甚远，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二战的“受害者”。然而此类叙事缺少日本侵华战争的相关介绍，直接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导致产生了上述所言缺少前因后果联系的错误判断。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右翼政治家们却十分及时地抓住了这一信息，在多个国际场合宣传这种说法，以至于让“日本人是二战受害者”的历史想象流播极广。

        如何改变德国（以及欧美）历史教科书的这种叙事模式呢？除了继续改变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观外，中国学界或许还能在三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考证史实，至少在死亡人数上提供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解答；第二，在欧美编辑出版日本侵华战争的史料英文译本，并与欧美历史教育学者合作，推进二战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此举至少能够改变现有的错误历史想象；第三，如同犹太人推动纳粹屠犹的“历史化”那样，努力让民族历史叙事中的抗战记忆提升到全球历史叙事中的二战记忆，把原本属于民族个体的惨痛教训增添到人类文明演进史上的共同反思中，甚至找到一张足以同“纳粹屠犹”和“广岛被炸”具有同等记忆价值的照片，来使中国记忆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