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来建文帝的传说如何演变

建文帝是死是逃：一个《明史》两个故事？

        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率兵抵至应天（今南京）金川门。曹国公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不战自破。当日，宫中火起，拉开了传演至今的建文故事的序幕。

        根据《明史》的记载，接下去的情况是宫中火起后，建文帝便不知所终，燕王只是从火堆中找到了建文皇后的尸体。在明史方孝孺传中，则可以明确看到建文帝已死的记载。可在同书胡濙的列传中，又出现提到其受成祖之托，四方寻访建文帝的文字。为什么同一部《明史》中会出现前后不一的记载？

        《明史》前后修订共耗费七十余年，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现行中华书局刊行的是以乾隆年间武英殿本作为底本，也就是版本学上讲的殿本。在这个本子之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史》，大概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万斯同的《明史稿》、还有一个是王鸿绪的《横云山人明史稿》。这两个本子相较，学界一般认为王稿就是拿了万斯同的本子，稍作修改后用上自己的名字，到后来便成了张廷玉等人进呈的《明史》，也就是武英殿刊刻的底本。因此，万斯同的本子，可以看做是较早原始意义上的“明史”，其内容也与现行殿本的《明史》有所不同。

        落实到建文帝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先后的变化还是较为明显，例如，在记载那日宫中火起后，万本便明确说道，建文帝阖宫自焚，也就说是殉了国的。前后两个《明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最先看出内中玄妙的，是清史研究专家孟森心史先生。他注意到，建文传说，已不光是文本上的问题，更多还要在文本编撰背后的情势上做探讨。

        在清初《明史》编撰的过程中，朝廷曾处理过一个名为“朱三太子”的案子，看过《康熙大帝》的可能会有点印象。讲的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三子，明亡后流亡民间，而各色人物借着他的名号在搞反清复明的运动。

        这样一个人物，其经历与建文帝颇有几分相似，均是国破家亡，不知所终，或说其尚在人间，隐匿于江湖，并对现存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样一来，建文帝的故事，便很容易影射到现实，所以在当时，《明史》在撰写建文帝的下落上态度很明确，一定是死了，以此来消弭朱三太子的影响。而到了乾隆时期，国家基本稳定了下来，关于建文帝的写法也就没有必要顾虑什么，故在张廷玉进呈给皇帝的本子中，将原本已死的建文帝改成了不知所终。

        这样一个变化，还体现在稍后四库本的《明史》上。四库本的时间比殿本更晚出。乾隆皇帝在读《明史》的时候觉得错误不少，于是责令张廷玉等人修订，所以明史的很多讹误，在四库本中是得到了纠正的。至于建文帝的说法，四库本又进行了修改：“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於火，诡云帝尸”，这样一来，基本上给建文帝重新翻了案。

        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作为官方修订的《明史》，在建文的问题上便这么反复，遑论民间的野史笔记了。这也是建文传说到今天仍旧说法各异，版本繁多的原因之一。

从出亡到随亡：建文传说如何定型？

        大体上来说，从明代开始流传到今天的各类版本的建文传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文帝自己跑，二是一批大臣跟着跑。从逻辑上来说，这两块内容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但通过文本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时间上是对应不起来的。

        首先登场的，是建文帝本人的故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建文传说的文本记载大致明代的正德年间已经刊布流行，但说法很多，有河南说、湖北说、湖南说、云南说、四川说等等。这表明，这时期建文故事还在酝酿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可以看祝允明的《野记》、王鏊的《震泽纪闻》等。

        时间稍后，大概在嘉靖时期，另一些有关逃亡的传说也陆续出现，诸如雪庵和尚、补锅匠等等，说的是一批建文朝的大臣，在靖难之役后，忠于故主，不仕新朝的事迹。只不过在情节安排上，这两种传说是各行其事，没有发生交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王诏《忠贤奇秘录》等。

        到了万历时期，有关建文故事的文本就更多了，尤其是大部头的汇总性的文本不断刊布。比如嘉兴人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张朝瑞的《表忠纪》，吴江人朱鹭的《建文书法儗》等。量的扩张和汇总性文本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建文传说演绎到了一个顶峰，也说明当时对这类书籍的热衷。但从另一面也暗示着故事本身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因为在内容上，这些书无非就把之前的各类版本汇聚起来，对一些过于不经的内容进行剔除，没有出现新的说法。因此，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需求，建文故事该何去何从呢？

        很快，一个超出以往任意一个版本的新故事出现了。这便是托名吴江人史仲彬所写的《致身录》。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发明，就是将之前讲述建文和建文朝臣的两条主线合成了一条，如果说之前的故事可以“出亡”二字概括，那么《致身录》的出现，使得“出亡”变成了“从亡”，建文帝略带感伤的个人出逃事件，转而变为忠心护主，亡命天涯的群体性事件。

        与之前的各类版本相较，《致身录》中描述的建文传说不再是断章残简的片段，而是首尾完整，情节清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正是跟随建文出亡的股肱之臣，由不得你不信。于是在这本书的讲述下，一个百年未解的谜团被解开了，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争议不断：新的故事可信吗？

        《致身录》一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赞颂之声。例如华亭人陈继儒便说道：“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 苏州人胡汝亨（曾任工部主事）则说道：“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征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洟而不能已也”。文震孟则认为“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等等。以至到今天，仍有学者认为，此书所述的内容是可以信赖的。

        其实，在《致身录》刚一出现的时候，便已经有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了。反对声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钱谦益。据钱氏自述，当时史氏族人拿着《致身录》去找他，希望为这本书做个序，因为钱氏东林领袖、文坛巨擘的身份，自然会使该书增色不少。结果碰了个大钉子，钱谦益不但没有做序，而且把《致身录》这本书中数处明显造假的痕迹给挑了出来，将其斥为伪书。其实，钱氏本人并不坚持建文帝当日就死在宫中，在其为徽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做序中，可以看出他对建文传说保有相当的“同情之理解”，但《致身录》作伪痕迹实在过于明显，所以对此书之内容，始终持非定态度：“夫已是一妄男子，乘是以卖弄笔舌，铺张祖先，若吴下流传诸录，其为伪历然著明，而举世不尽知也。”

        然而前面我们讲到，这本书在当时确实很受欢迎。因此钱谦益的反对论调很快召来了责骂。当时有个吴江人徐釚，康熙年间曾受召博学宏词科，参修过《明史》。按照今天的话说，他是《致身录》的坚定“粉丝”，所以对钱氏的评价颇有微词。他说士君子读书论世，确实应该考究是非，但是不当变乱黑白，尤其是要在阐幽发微之际存以忠厚之心，不要自侈援据辩驳之能，暗指钱谦益据才华而逞口舌之快。尤其是末了，他还加了一句：“呜呼，何怪乎节义寥寥，杀身成仁之事难见于近日者哉？”

        这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实际是针对钱氏降清，变节出仕之事所发，意图以钱氏道德之短，推翻其论之长。以今人眼光来看，钱氏虽大节有亏，徐氏所言亦不免有意气用事之嫌。不过在明清易代之际，对于急需重建道德评价体系，稳固王朝的满清统治者来说，《致身录》所述之史仲彬及建文故事不啻于一忠节典型。所以明末尚存争议的《致身录》一书，在清初很快便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康熙三十五年，时户部尚书京江人张玉书亲自为史仲彬撰写神道碑铭，并在江苏巡抚宋犖、江南总督范承勋的支持下，《致身录》的托名作者史仲彬也被列入学宫，春秋享祀。

        面对此景，当时文人，也曾参修《明史》的潘耒虽然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他留下一段文字，吐露了内心的遗憾：“褒忠录节自是诸台盛心，政事殷繁，何暇详考，但谓乡评允协，则从而行之，不虞其共为欺罔也。仆亦知言之无补，但欲存此一线清议于天壤间，冀异日有所考正焉耳。”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致身录》这样一本书一出现，有那么多人相信？仅仅是其内容精彩吗？显然，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传说何以流行？家族史、交游圈所织就的文化网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些热衷宣传《致身录》的粉丝们，在地域上都很近，很多都是吴江人，或者是苏州，或者是附近的松江府、常州府等地，大都是一个“朋友圈”的。

        比如前面讲到的祝允明之《野记》，王鏊之《震泽纪闻》、都穆之《都公谭纂》、沈周之《客座新闻》等均记载着建文出逃及建文朝的诸多轶事。而与吴江相邻嘉兴府之海盐、嘉善、秀水等处，更是建文朝史籍的修纂中心，如郑晓的《吾学编》、郁衮的《革朝遗忠志》、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等等均诞生于此。因而吴江一地，建文故事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

        其次，这些人之间很多都有着族属姻亲关系。利用姻亲或朋友关系，也是当时史氏族人传播建文随亡说的重要手段。比如《建文朝野汇编》的作者屠叔方，为《建文书法儗》作序的钦叔阳，当时吴中纂刻名家赵宦光，以及工部主事胡汝淳等，均与史氏为姻亲。 这样一来，大家可能就有点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传网络。

        当然，光有这两点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致身录》的托名作者史仲彬及其家族，确实有点不一般。托名作者史仲彬，是吴江当地明初的一个粮长，豪侠有力，少年时期曾缚当地不法官吏诣南京见明太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遭乡里大族诬告死于狱中。这样一种遭际，为后来传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埋下了伏笔。史仲彬死后，其家族继承了粮长一职，继续发展，至其曾孙史鉴时期，史家局面达到了一个高峰。史鉴当时与吴中沈周等人号称“四大布衣”，与前述王鏊等人往来甚密。史鉴主持史氏家族时期，与当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关系匪浅，而徐有贞这个人，据史料记载，和建文朝臣的后人保持着来往。所以从这个关系来看，你说史氏家族和建文故事一点干系也没有，显然也不正确。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史氏家族确立了在地方上的文化影响力，而这一时期，正是建文传说形成传播的时期。因此，尽管吴江人朱鹤龄曾力辩建文随亡诸臣为乌有之说，但也指出了这类传说的历史渊源：“吾邑二百年以来，父老相传谓建文尝居史氏，今所遗水月观匾额是建文篆书，其说必有自来，非可凿空为之者。”

        明辨者如朱氏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不明事理跟风之人，而明末建文随亡说由此地而兴，便不足为奇。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建文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影响文本变化背后的情势。建文帝最终去了哪里？可以算是一个千古谜案。仅仅想要通过文献摸索将其解开，恐怕不是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文传说演变的轨迹不可以探寻。很多时候，真相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被追问、不断被复写的过程。建文帝究竟去了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探讨建文传说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故事，它从哪里来，又将自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