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现场：《新青年》取名，陈独秀说了不算，投资人说了算

【编者按】

        五四前后，群贤咸集，大师辈出。

        各种思想，山崩川涌，相激相荡。

        ——这是五四时代“光荣与梦想”的一面。        

        我们也不应忘记， 除当时已有江湖地位的师辈，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那些五四的孩子们，当时多是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时，一代书生也有青春躁动。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了《重返五四现场》（增补版，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中的大师小事，这里不妨换一种方法看五四，看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鲁迅兄弟的无聊生活        

        1917年4月，周作人也来到北京，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黄侃恶搞胡适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看胡适如何回敬黄侃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黄侃是坚持文言文者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北大校长为员工造假学历        

        1915年，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的做法，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蔡元培当年办公室

        明星杂志的诞生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马上找汪孟邹，说自己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他承印。汪孟邹一听，面露难色，亚东图书馆这时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甲寅》从日本搬回上海以后，也由亚东承印，汪孟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自己还要靠卖杂粮糊口，对陈独秀的杂志，有心无力。他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给陈独秀认识，经过陈独秀拍胸脯、打保票，唇焦舌敝，自卖自夸，好不容易，才说服陈氏兄弟同意合作，新杂志为月刊，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共200元。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面世了。 

        投资人说了算        

        1916年3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青年杂志》于是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号

        重赏之下无勇夫     

        1915年，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9月3日刊登在上海《大中华》月刊，《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梁启超对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作出尖锐批评。他宣称，共和与非共和，是国体问题；立宪与非立宪，是政体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变更政体是进化现象，变更国体则是革命现象，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文章一出，洛阳纸贵，市场上卖断了货。购不到报纸，又急于一睹为快的人，只好纷纷辗转抄读。梁启超写得痛快淋漓，人们读得如醉如狂，三月不知肉味。当时《亚细亚报》悬赏三千大元，征文反驳梁启超，但重赏之下，竟无勇夫。

        鬼画符与秤钩        

        早在1914年夏天，美国康乃尔大学中以任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时，胡适已是活跃分子。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从一开始就使用西文标点符号，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回。中国文人对西式的标点符号，最初是非常厌恶与抗拒的，觉得像鬼画符，国内有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了一个问号，被老师大加斥责：“秤钩也能入文吗？”

        胡适的打油诗       

        胡适为了批评古文派，写了首一百多句的白话打油诗给梅光迪。胡适自称这是生平所写最长的一首诗，胡适诗中写道：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听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胡适与流行歌曲        

        胡适不仅写了许多“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之类打油诗，也创作了不少精致隽永的抒情诗。1980年代曾红遍神州大地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原词《希望》便是胡适的大作。

        一本畅销杂志的炼成       

        对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陈独秀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获至宝，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

        一篇胡适自称“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的“刍议”，经陈独秀、钱玄同大吹大擂，俨然成了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动一时，激起了轰轰嗡嗡的议论。《新青年》也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滞销杂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  

        旧北大的腐败生活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顾……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辜鸿铭的辫子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辜鸿铭

        林纾自吹天下第一

        林纾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社会败类”吴虞   

        吴虞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的儿子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此事令他对父亲恨之入骨。1910年，由于家产纠纷，他被父亲告上衙门，最后官府虽判他父亲败诉，但吴虞受到“社会贤达”们猛烈抨击，指他“无君无父”、“大逆不道”。吴虞为了自辩，写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个学堂散发，因此大大激怒了当地旧派势力，骂他外扬家丑，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永远驱逐出四川教育界。

        学生可以轰走教授  

        胡适在北大开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家伙也照样轰走。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一百年前的“双簧戏”       

        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革命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文章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其实是把林纾树立成靶子。林纾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在同一期，刘半农以记者身份，撰长文反驳“王敬轩”，继续拿林纾开涮，嬉笑怒骂，尖酸刻薄。

        蔡元培辞职隐退        

        五四学潮发生后，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他既是一位崇尚个人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也是一位学者，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学生当成搞政治活动的靠山，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蔡氏的性格与做人原则。于是，他留下一张条子，出走了事。

        陈独秀扮厨师出逃        

        友人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说出此行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