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址︱郑振铎故居：困守“孤岛”，只为抢救古籍文献

        如今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北部的高邮路，北起复兴西路，南至湖南路，全段为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民国十四年（1925年）筑，以清同治八年（1869年）来华任旗昌洋行职员的法国汉学家名命名为高逖爱路（Route H. Cordier），曾名库信路，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法租界时,正式以江苏高邮改为今名，沿路为住宅。

        和当年租界区的多数道路一样，高邮路静谧而整洁，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沿路民宅之中，就隐藏着现代著名作家、文史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故居——高邮路5弄25号。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入侵上海，郑振铎并没有避走西南后方，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困守“孤岛”，在烽火硝烟中为国家抢救收购了大批珍贵的古籍文献。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暨郑振铎先生逝世57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怀揣敬仰，寻访了郑振铎先生位于高邮路上的故居，以此缅怀他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新世纪发现的郑振铎故居

        关于郑振铎上海故居的发现，其实是个偶然的机会。2000年年底，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在上海考察时，谈及郑振铎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并对其在沪的旧居表示关切。随后，徐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便开始寻找郑振铎当年的寓所。

        2001年7月，郑振铎在上海唯一现存的故居被发现。郑振铎之子郑尔康专程从北京赶到现场查看，确认高邮路5弄25号就是郑振铎当年的寓所。因市政动迁，郑振铎在上海居住过的其它房屋已被先后拆除，高邮路的住所是唯一现存的寓所。

        这是一座二层混合建筑，坐西朝东，白色糙面水泥墙，双坡顶，建于1935年。郑振铎先生1942至1945年在此居住，现在依然为普通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当年的邻居就是抗战时期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他曾在《蛰居散记》一书中记叙道：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地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由于郑振铎故居被列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这座建筑的外观早已被粉刷一新，丝毫没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只有挂在墙上的黑色牌子提醒着路人这里曾是郑先生的隐居之地。

郑振铎搜书的“第一桶金”：《古今杂剧》

        江南不仅是富庶之乡，也一直是书香之地，藏书家不计其数。但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江南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却）在战火中被毁，那些经过数代经营和积藏的珍本典籍，损失惨重。

        即便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文献，也大多被藏家后人拿到市场上变卖换钱，维持生计，古籍文献面临生死浩劫。当时文献的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珍籍秘本频频出现在古书摊肆上，吸引了各地书商纷纷赴沪抢购。

        郑振铎当时还是以个人名义收购文献，也经常光顾书坊。他通过书店朋友打听到，这些书北上后，大约十分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因为卖给他们，书商可以获得好价钱。

        随后，上海的报纸也报道了中国图书流入美国的情形：“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这些消息使郑振铎十分忧虑，他担心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就不得不到外国去。更何况，华北交通公司是敌伪机关，他们大量收购府县志等地方史料文献，显而易见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于是，郑振铎开始紧迫地抢救文献。

        1938年，郑振铎成功收购了明代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由于此书是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包含了64册共242种杂剧，因此足以让研究文学史的郑振铎兴奋异常，他后来在《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详细记叙了收购此孤本的曲折经历，并且高度评价此书被发现的价值：

        “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劫中得书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新序）

联名上书，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尽管偶然拥有发现《古今杂剧》的喜悦，但是依靠郑振铎个人的财力抢救流失民间的古籍始终是杯水车薪。郑振铎想到借助国家的力量，于是找到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先生一起联名上书政府。

        1939年年底，由郑振铎起草，张元济等人联名给在重庆的政府当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文献。1940年1月5日，5人又联名致电重庆政府，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对此很支持，决定借助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力量，与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抢救。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于1931年，有华籍董事10人，英籍董事5人，负责管理历年由英国退还中国的数百万英镑庚款的用途。

        1月1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抵沪，与郑振铎等人取得联系，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专事上海一带的古籍文献收购。郑振铎还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其经费取自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费用。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他们却抢救、搜罗了大量重要文献，将各藏书家散出的古籍大都收归国家所有，共征集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

        当时北平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编有馆藏图书善本目录4 册，记录馆藏善本书目仅有3900种。而郑振铎等5位爱国志士所抢救征得的善本图书差不多相当于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的总数。

 “狂胪文献耗中年”

        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文献保存同志会先后收购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典籍，使之尽归国有。其中80多种珍品于1941年7 月辗转运往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曾开了展览会，轰动一时。

        郑振铎后来曾在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的日记《求书日录》的前言中对自己的工作总结道:“‘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盦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正是靠着如此的责任感和自信力，郑振铎才能不顾个人安危，在艰难时世中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大批古籍，堪称我国现代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搜藏之举。

        叶圣陶先生在1981年为三联书店出版的郑振铎遗作《西谛书话》所作序言中对郑先生的功绩评价道:“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八年抗战，军人的岗位自然是在前线杀敌，而对于普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岗位不就是维系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于不坠，在炮火废墟上尽力保存文化重建之种籽吗？在这一点上，郑振铎先生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郑振铎《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西谛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