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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

澎湃新闻记者石剑峰邢春燕陈诗悦罗昕实习生钟娜邢潭

2015-04-13 22: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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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1927-2015）

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君特·格拉斯为当代德国重要作家，其新颖的语言和奇诡的想象力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巨匠中的一员。他于1965年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并于199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院士，他在1995年获得赫尔曼·凯斯滕奖。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德国之声在纪念文章中认为，德国的“纳粹过去”这一主题伴随着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生。在他1959年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成为最早提出德国人对纳粹罪责问题的人之一。

格拉斯曾经也说过， “人们曾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来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德国之声在文章中还表示，“君特·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将作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积极参与、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争议都对当今德国产生了影响。”

格拉斯一生中学习并探索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从诗歌到戏剧，从雕塑到绘画美术，每一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铁皮鼓》让他在40年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才收获了巨大的文学声誉。

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委员会称，“经过几十年的语言和道德的破坏，《铁皮鼓》赋予了德国文学一个崭新的开始。”

1991年格拉斯接受《巴黎评论》采访，谈及自己对德国过去艰难岁月的持续关注，格拉斯没有流露出歉意。“如果我是瑞典或瑞士作家，我可能会更加过分地胡搞，写几个笑话等等，”他说，“但因为我是德国人，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君特·格拉斯的去世，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很快在推特上致哀：“非常难过，一位真正的巨人、大师和朋友，为他击鼓，小奥斯卡。”

作家叶兆言表达了自己对格拉斯作品的喜爱，他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认为这位德国作家同去年过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一样，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父辈一样的作家，是活生生的存在”。

叶兆言回忆起曾前往位于柏林附近格拉斯的工作室，虽然不巧未能谋面，却有幸得以参观，房间内满是画作和雕塑，活脱脱一间艺术家的工作坊，叶兆言戏言说，“看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必全是好事儿，因为得奖后好像就不怎么能干文学的事儿了。”

叶兆言说，国内对德国作家翻译引进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对这些作家的“立场”判定。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是当时最早也是被翻译最多的德国作家，“可能因为这样，我小时候总是会把他们俩当做是东德作家，而改革开放后引进的海因里希·伯尔和希格弗里德·伦茨则自然被我当做是西德的作家。这种感觉其实不准确，但确确实实和其被引进的时间和当时的大背景有关。格拉斯经历了两德统一，又是在新世纪才被翻译过来，所以他明显让我感觉到既不属于柏林墙的这边也不属于那边。”

作家孙甘露则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我读到的第一部他的作品是《铁皮鼓》。那个时期读到的还有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战后这一代德国作家还可以说沐浴在歌德、席勒的艺术光辉里。《铁皮鼓》那个孩子的形象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已经超越了对纳粹的一般控诉。他们是桥梁，帮助我们进入对战后德国的历史理解，也帮助我们理解其后的德国文学。”

君特·格拉斯的译者、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教授告诉澎湃新闻，他眼里的格拉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直都在反思历史，“不断撕开伤口”，在“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也因此，当格拉斯在“爆炸性”回忆录《剥洋葱》中自揭其隐瞒了六十年的秘密——他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世界文坛都震惊了。

魏育青认为，格拉斯的去世是对德国文坛的巨大打击，在世者可与之比肩的只剩马丁·瓦尔泽了。

尽管《剥洋葱》的发表引起文坛一阵争议，在魏育青看来，不管格拉斯年轻时候做了什么，他后来的一生都在诉说如何不让法西斯的悲剧重演。从早期震动文坛的杰作《铁皮鼓》到后来的自传三部曲一以贯之。而从文学上看，魏育青认为格拉斯的贡献也非常突出。“他的作品有特殊的味道，既有荒诞，又有现实。他在时间构思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昔今未’，把往昔、当下和未来都合一起的时间观。从这个角度说，格拉斯作品的文学价值也是很高的。” 魏育青感慨，格拉斯的离世意味着德国当代文学少了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魏育青还向澎湃新闻介绍，格拉斯也有访华经历。“70年代他造访北京、上海时，很多人还难以理解他的写法，我们当初习惯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对他的作品不太适应。后来我们逐渐了解了他思想的深刻、语言艺术的奇特。” 此外，格拉斯不仅是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优秀的诗人、戏剧家、甚至画家，“ 他很多书籍的配画都是自己所画。”

魏育青最后强调，格拉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他不是一个象牙塔式的作家。“他投入生活，为弱者说话，为不平事发声。对德国战后的社会和政坛的任何事情，他都态度明确：不和权力和资本站在一边，始终反思纳粹历史的经历。他是一个斗士，从这点说是很难得可贵的。”魏育青说，“后来，他对两德统一也发表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但是起码他介入了社会，他的基本态度是很明显的：以‘作家和公民’的身份，像他眼中的‘圆柱圣徒’西西弗那样不断推石上山，即便徒劳，也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从文学角度来说，魏育青认为格拉斯是个全方位的作家，小说自然是其最为成功写作体裁，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隐喻的奇特、富有节奏美感的语言都奠定了其无可厚非的地位，同时他的诗歌、戏剧和散文很出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魏育青还特别提到格拉斯曾自创一个将“往昔”、“现今”、“未来”合三为一的词“昔今未”（Vergegenkunft），这代表了他的历史观，即过去不会就这样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像德国这样在战后对自己历史的反思之深刻，同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君特·格拉斯还是一位雕塑家。

【生平】

（1）

1927年10月16日，君特格拉斯出生于但泽，格拉斯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其父母在但泽开杂货店，全家居住在公寓中。这座城市是格拉斯最重要的小说故事背景，《铁皮鼓》、《狗年月》和《猫与鼠》合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一座充满历史诡异的城市，这座原属于东普鲁士的港口城市因为一战德国战败被划分为自由市，实际上就是划给波兰。1939年，希特勒重占但泽，二战随即爆发。1944年11月，格拉斯加入军队，转年4月20日受伤被俘。对于自己的纳粹历史，直到2007年，他的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时，格拉斯才正式对外证实，引起轩然大波。纳粹战败后，但泽重新被划为波兰所有，后称格但斯克。

对格拉斯来说，但泽是一个失去了的家乡。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年的作品都围绕着这座城市展开。他曾说过，“如果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会强迫性地去回想它。而文学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把某些绝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用写作的手法再现、重生出来。”

但《铁皮鼓》在波兰曾经是被禁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波兰曾经把划分过去的德国东部省份的历史篡改过，将它描述成本来就属于波兰的。德国在那里的历史完全被抹杀了。原先的但泽人流落到德国各地，其他地方的波兰人来到这里，第二代、第三代人在但泽出生。对于他们来说，《铁皮鼓》讲述了但泽早先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从战俘营返乡，他先是作石刻学徒，后入大学学习艺术。1950年代早期，格拉斯那时候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法国，在巴黎时，格拉斯非常穷，他还记的他是拿一幅石板画来支付牙医账单的，“我没有现金，为了赚钱，就像古代游吟诗人从一个领主跑到另一个领主那里一样，到处兜售我写的诗。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195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团体“47社”的一员。他参与社会：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对纳粹过去的反省，格拉斯都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的道德典范。

《铁皮鼓》创作于1950年代，但对于1950年代的德国，格拉斯说这是一个“复辟时期，那是一个市侩、自我封闭又互相排挤的时代。那个年代人的行为，就像是被恶魔蛊惑了一样。”经过10多年的遗忘和经济复兴，纳粹罪行逐渐从德国日常生活中隐去，用格拉斯的话说，社会中充斥着市侩气，“自我封闭又相互排挤”，格拉斯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振聋发聩的《铁皮鼓》。

“1956年，我开始在柏林写作《铁皮鼓》，之后又创作了《猫与鼠》和《狗年月》。对于我来说，这三本书属于一个整体。我觉得，《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不过现在谁愿意听作者说话呢？《铁皮鼓》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形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小人物，他的谎言、他的野蛮、他的梦想、他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书里出现。《铁皮鼓》中为数众多的配角都以这个主角为中心。而《狗年月》有三个叙述者，这是一本复杂得多的小说，真相变化无常，事实与事实之间相互对立，读者要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是作者的评价。对于我来说，《狗年月》是这三部小说的一个完结，《铁皮鼓》则只是一个开始，这三本书是一段独立而自成一体的写作过程。”格拉斯回忆说。

不过小说出版之后，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色情”并当众焚毁，就像在纳粹时期一样，有评论说它，“这本书亵渎神明……故意地、让人讨厌地亵渎神明……阅读《铁皮鼓》就像经历日耳曼人的噩梦一样。”

1959年《铁皮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丑闻”。例如，1960年，他曾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但因为不来梅市议会的反对，您又被剥夺了这一奖项。这本书曾经被指责为“色情小说”，当然它不是。有一些新教年轻人还曾经烧过这本书。

“在联邦德国，有些人就像纳粹时代的法官一样，比如他们对《铁皮鼓》进行了审判。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阿登纳内阁主张对书籍进行审查，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也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我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受到了审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几乎很难想象。”格拉斯曾回忆说。

《铁皮鼓》里，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奥斯卡作为一个小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是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他妈妈的死；他对他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还导致了他的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了。一个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鼓手。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

格拉斯最很喜欢奥斯卡关于马戏团的经历，马戏团是《铁皮鼓》里的重要情节。格拉斯认为，马戏团是梦想与现实直接相连的地方，也是流浪汉小说也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来反映他的时代。

有时候，《铁皮鼓》对格拉斯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他从来不说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兴趣都还集中在《铁皮鼓》上。

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的成功，也让小说获得了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2）

2009年是《铁皮鼓》出版50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正是这部小说促成了格拉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79年上映后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

《铁皮鼓》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究竟有多重要？德国知名知识分子报纸《时代报》做的一份“我们的经典” 评选活动中，有5万名读者投票参与，评选出最受欢迎的20部经典作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格拉斯的《铁皮鼓》，紧随其后的才是歌德的《浮士德》。

2009年10月16日，那年的法兰克福书展特别为格拉斯举办了《铁皮鼓》出版50周年座谈会，那天正好是格拉斯的82岁生日。当天，不过这位“天秤男”在书展座谈会开始前放出话来“不想参加”，结果一大批媒体信以为真，错过了如期举行的这场活动。半个小时的座谈以及随后的生日香槟、朗诵会派对，这位德国“大炮”还是得到了书展最高的礼遇，丝毫不输给当年的诺奖得主赫塔·穆勒。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一位依然代表德国良心的知识分子——借着回顾小说创作历史的机会，他对德国政治和现实依然发出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场《铁皮鼓》出版50周年纪念会和82岁生日派对上，格拉斯一袭棕色外套、大头皮鞋和花袜子，还有标志性的胡子，他的妻子也出现在现场。当时她说，“现在回头再看这部小说的出版，”格拉斯说，“它最大的意义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德国人渐渐忘记了纳粹时期的黑暗历史，而这部小说使德国人再次重新反思那段历史。”

在纪念会前，格拉斯接受了记者的简短采访。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但就在书展开始前，德国媒体刊登了大量批评中国的文章。在采访中，格拉斯对记者说，“我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学也略有所知，也阅读了中国好几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高兴中国能作为主宾国前来法兰克福书展。”格拉斯建言自己的同胞，“如果德国人能站在自己那段耻辱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才能跟中国人更好地沟通。可是他们忘记了。”

（3）

格拉斯曾是前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演讲稿撰写人，但他从来不怕使用这个用名声换来的平台，他借此呼吁和平，公开反对两德统一，他认为两德统一好比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推出了新作，书的封面上画了两只蝗虫，一只往东往下，另一只往西往上，与此相应的书名是《从德国到德国的旅途中：1990年日记》在《旅途中》这部日记体作品中，时代的证人格拉斯记录了自己在1990年这多事之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带领读者度过一段令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的时光，其重点则显然是对当时两德统一方式和过程提出尖锐的批评。这部可以归入所谓“转折文学”范畴的日记当然不能完全当成历史文献看，其中透露出更多的是格拉斯一以贯之的思想、心态、立场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君特·格拉斯的译者之一、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在《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一文中认为，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1990年初在葡萄牙度假时就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再谈德国国家统一几近犯罪，必定失败。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明摆在那里，两德统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至少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1990年最初几个月里，这位“公民兼作家”撰写《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痴呆”，对某些同行的言行甚为不满，日记中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恐怕不能以文人相轻来解释。格拉斯甚至声称，“我宁愿做吉卜赛人，也不愿做德国人。或者另作决断：若必须选择做德国人还是做波兰人，那么我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吉卜赛人，无国籍者，以欧罗巴为归宿。” 似乎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免疫力。

（4）

格拉斯最近的三部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和《格林的词语》前后历时6年。其中，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带来的所谓党卫军成员丑闻，格拉斯一度遭受了全世界的质疑。

在《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作家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格拉斯的童年在但泽老城的炮火声中结束，17岁入伍党卫军，未发一枪受伤被俘；之后面临战后匮乏年代的三重饥饿：对食物，对女人，对艺术。在杜塞尔多夫的酒吧，业余爵士手格拉斯把搓衣板当乐器；带母亲去那“柠檬花开的南方”巴黎的地下室，为第一部小说找到了第一句话，然后一章又一章，这就是《铁皮鼓》。而引起世界哗然的党卫军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

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在传记中，格拉斯一次次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对德国人来说，格拉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法官和没有限制的道德权威。不仅他的小说在赎罪，他还是战后德国一位刺耳的批评家。他与德国人的战争健忘症不断地斗争，有时候还挑起争论，1990年两德统一时，格拉斯发表了厄运判决，他反对1990年德国的统一，还形容民主德国的“合并”是联邦德国的殖民行为。自传《剥洋葱》出版后，他的敌人的机会到了，大肆渲染格拉斯的党卫军身份，连从但泽出去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都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瓦文萨的愤怒没有在波兰引起太多反响，相反格拉斯的城市之后还为为格拉斯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包括音乐会、展览、研讨会，以及电影回顾展。格拉斯应属世界上最著名的格但斯克人，《铁皮鼓》每年为这座港市带来众多游客，老城内多有小说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锡鼓售卖。

当时刚刚过了80岁生日的君特·格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其自传《剥洋葱》中所说，他只是向军方提交了服役书，但最终加入党卫军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声明中，格拉斯说：“15岁的时候，我自愿加入国防军。事实上，我希望服役于潜艇部队或者坦克部队。”“但最后我被招募进党卫军并非出于我的积极加入，只是在1944年秋天，我收到来自党卫军的一纸服役书。”“常被忽略的一点非常清楚和简单：我不是自愿加入党卫军的。”

更多人还是捍卫格拉斯，比如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写信给格拉斯：“对我来说，你仍然是一个英雄，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道德指南针。你作为一个作家和国家公民的勇气都是可效仿的——你最近的被揭露的事是勇气的提高，而不是降低。”电影《铁皮鼓》的导演沃克·施隆多夫也在《每日镜报》上表达了对格拉斯的同情。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看来，格拉斯一方面参加过党卫军，在《剥洋葱》之前隐瞒了六十多年。而另一方面，格拉斯一直坚持人们要反思纳粹。“他的个人记忆有选择性的遗忘，但又塑造出伟大的集体记忆。”

孟钟捷告诉澎湃新闻，格拉斯之所以不谈自己16岁时的荒唐之举，反过来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选择，即加入党卫军是一种耻辱，进而也反映了德国社会在看待纳粹过去时的坚定立场。“无数个如格拉斯那样战时有过糊涂之举而战后清醒认识到纳粹过去之恶的人，或许都曾对自己的历史讳莫若深，而对外却无比勇敢地站出来反省民族问题。尽管今天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们掩盖了个体的罪恶，但他们此举又何尝不是一种带血的补偿呢？”

而参加党卫军的事实，是否会对格拉斯“反省历史”的真诚及力度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做出了假设，即认为坏人做任何事都是坏的。但事实恐怕并非那么简单。正因青年时代的荒唐之举，才有可能让格拉斯进行彻底反思。”在孟钟捷看来，生活的真实与内心的变迁，才是塑造一个活生生格拉斯及其坚定反思性格的动力。

（5）

2014年1月，已经86岁的君特·格拉斯在接受德国帕绍新闻报专访时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这也意味着他上一部作品《格林的词语》很可能将成为格拉斯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了自己的年老，“我现在已经86岁了。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用五六年时间去完成一项写作工程，可写一本长篇小说就是要那么久。”

其实，在《格林的词语》一书中，格拉斯就已经流露出不再写作，至少无法再写长篇的意思。在该书的最后，格拉斯用短短几页描述了一位天时不多的老人的心境，如今的他还饱受重听的困扰：“周围越来越安静，我们是自我娱乐者，但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时间是如何滴答滴答走过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长居德国汉堡的格拉斯其实已经以画画为主业，专心于水彩画，格拉斯把画画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晚年，除了画画，格拉斯并没有停止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就在2013年12月，君特·格拉斯签署了一份全球作家公开信，就斯诺登事件要求各政府减少对公民的监控。君特·格拉斯对社交网络入侵私人生活表示担忧，在他看来网络上的那些“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再早之前，格拉斯因为发表一首谴责以色列的诗歌《必须要说》而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他在诗歌中公开批评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标准，指出德国因为历史包袱不敢反对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