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徐坚：考古学史上的关公战秦琼

关公如何战秦琼

        4月11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在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关公战秦琼：谢阁兰的昭化发掘与鲍三娘宝藏》。

        众所周知，西方人在近代中国有过多次考古活动。而一提起这段历史，我们往往内心无比纠结。一方面，十分痛恨外国人的文化侵略，欺瞒盗掠了大批中国文物；另一方面，又似乎有点慰藉甚至是隐微的感激，因为存诸本土的不少宝藏后来遭遇天灾和人祸，早就毁坏遗失了，“幸亏”老外偷盗了一批，现今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还有机会见到。归结起来，就是对西方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的殖民主义控诉和中国历史宝藏“完璧”海外的预设。但是，徐坚教授在讲座中强调，历史其实非常复杂。就他近年研究的近现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和收藏活动而言，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纯粹。他说，对于越简单化、越整齐、越高度“凝练”的“历史”，都越应冷静地抱以怀疑态度。他在上海博物馆的两场讲座，11日的鲍三娘墓葬和12日的金村器群，就是希望分别破解上述两种“迷思”。

        说到关公战秦琼，对很多人而言，或许只是用来嘲讽他人不懂历史的一个笑料。但徐坚认为，关公战秦琼荒诞地出现在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表述。究竟什么机制把关公和秦琼捆绑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让这一幕发生？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甚至多个）人（或物）强扭在一起，看似荒诞的组合实际上是再真实不过的历史自身。

        法国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昭化发掘是考古学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所谓考古学史，在徐坚看来，绝不仅仅是印第安琼斯似的冒险故事，也不只是一堆发现或探险的故事。如果说考古学是一场探险，毋宁说是一场智力的探险。考古发现是不可预期的，但是如何叙说考古发现却是完全有迹可循的。因此，考古学史既是社会史，也是思想史。

        以上开场白既是破题，也是解题。

始料未及的一场骚动

        接着，徐教授借助一张照片把观众带入1914年。这年4月2-3日，来自法国的谢阁兰-瓦赞-拉提格团队在四川昭化曲回坝挖了一个墓，据方志记载是鲍三娘的墓。鲍三娘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位女将军，关索的夫人，而关索一般传说是关羽的儿子。传说中关索夫妇都最终战死在与魏国的激战之中。

        附近村民得知后，认定谢阁兰等人肯定挖到了什么宝贝，就团团围住他们，要是不交出宝藏，就不让离开。照片就把这场始料未及的骚动定格了下来，徐坚在今年年初的一条微博写到，“每个人都心事重重。谢阁兰Victor Segalen因为对地下雕刻的兴趣而发掘了昭化的一座墓葬，却困惑于为何被村民们围攻；村民们笃信洋人盗宝；县里来的小吏和护卫唯恐出事。”140个字的微博还没有包括曲回村村民初见洋人和照相机的兴奋和好奇，以及官绅护卫心底的狐疑。有意思的是，尽管身疲力竭，谢阁兰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昭化，但谢阁兰盗宝走私的传说至今仍在广元地区流传。谢阁兰也就成为殖民主义罪恶的化身。

        那么，谢阁兰到底有没有把宝物从中国带走呢？徐坚曾经多方赴法追寻，并未发现鲍三娘墓出土的文物。——这也是他所强调的一种“回访”。在演讲前两周，他还去昭化鲍三娘墓跑了一趟。

        实际上，作为事件的当事人，谢阁兰记下了自己的考古活动。他他的1914年在华考古报告经冯承钧编译，最终题为《中国西部考古记》，作为“尚志学会丛书”之一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2004年出了新版）。从中可以了解到，谢阁兰看见的鲍三娘墓是一个长方形券顶砖室单室墓，南北向，长5.4米，宽1.9米；墓葬地面起封土；墓砖上有菱形、钱形、四足兽、驾马模印纹样；北向墓葬已坍塌；墓室已空。这个描述跟乾隆和道光年间《昭化县志》的记载有其一致性。

        而在现代田野考古学家眼中，鲍三娘墓属于四川地区中等规格砖室墓，但中等规格砖室墓的诸多特征，如前后室之分，用于陈列随葬品的壁龛，均不见于鲍三娘墓。据专家研究，四川砖室墓年代跨度始于新莽时期，终于东汉末年。而“鲍三娘墓”是一座典型的中小规模汉墓，年代可能略早于三国时期。这样看来，谢阁兰发掘的墓很可能跟历史上的鲍三娘无关。

        离开昭化后，谢阁兰一行还到保宁、绵州、嘉定发掘了号称“蛮洞”的崖墓。谢阁兰把蛮洞认定为墓葬，是颇有见地的。但他认为，四川的崖墓形式和石刻艺术源自近东地区。这应该是一个殖民主义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崖墓发掘没有引起争议和骚动。

        发掘鲍三娘墓和崖墓同为考古活动，为什么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呢？徐教授认为，究竟是淡然相处还是纠纷迭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体，而不是主体。也就是，谢阁兰真正地做了什么不重要，当地人怎么看谢阁兰挖了什么，而一些看似跟考古无关的表象可能诱使当地居民做出判断。崖墓曾经被视为蛮洞，那是“蛮子”的东西，而鲍三娘墓则是“我们”的东西。由此可见，挖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你在挖什么。

鲍三娘是谁？

        那么，为什么鲍三娘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其实，无论关索还是鲍三娘，皆不见于正史。追根溯源，关索、鲍三娘故事较早的记载见于《花关索传》，这是一个流行的戏剧唱本。上海嘉定城东宣氏墓墓主是个戏剧爱好者，随葬品中就有明代成化本《花关索传》，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个版本。而在四川昭化，关索戏也被称为耍关索或者花关索，是当地傩仪中的主要表演活动。

        据《四川通志》记载，“鲍氏者，关索之妻也。居夔州之鲍家庄，勇力绝伦。有廉康贼求取，不许。与战，破之。关索往征，不胜遂以城降，同扶汉室焉。”转译为白话，大意是说，鲍三娘是四川夔州鲍家庄人，孔武有力。山贼廉康想娶鲍三娘，被拒。于是强行蛮来，双方打斗，山贼还败下阵来。关索听到这个消息后，前往征战，鲍三娘看上了俊美的关索，结为连理，一同匡扶汉室。

        显然，这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模式，结尾也很主旋律。

        相较而言，《前溪逸志》的记载更具戏剧色彩：“武康县有廉康屯兵之处，康邑人，奇丑而力大，爪如刀革，肤坚如铁，唯喉三寸软耳。妻鲍三娘美容，时有花关索君，年少美容仪，鲍悦而私之，矢廉康喉而毙。”简直就是标准的“三俗”故事会：美女邂逅美少年，合谋杀死虽丑但孔武有力，不过有一处死穴的亲夫，与少年私奔。这类情节是关索戏的重要成分。从文献年代和故事模式（pattern）看，至少鲍三娘是关索戏的产物。

谢阁兰为何来华考古

        谢阁兰是20世纪初期经历最为丰富，最具学术贡献的在华法国探险家和旅行家，曾组织1909、1914和1917年三次中国探险。其中，1914年的中国探险得到了法国教育部、美文学院和法国驻华使馆的支持，是法国在华考古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除地面调查外，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之旅。

        谢阁兰的考古兴趣和活动活动深受法国汉学巨擘沙畹的影响，可以说沙畹是他的精神导师。虽然1899年沙畹以外交官身份来到中国，但直到1907年他才有机会考察中国的石刻艺术。沙畹多留意地面上的石刻艺术，而谢阁兰希望更进一步，探讨中国地下的石刻艺术。从谢阁兰关于昭化鲍三娘墓和其他地方崖墓的考察笔记来看，他很关注墓室里的石刻艺术。

        谢阁兰虽受沙畹的影响，但跟沙畹的弟子很少往来，在法国汉学界是个边缘人物。虽然那个时代基本没有严格的考古学教育，但是从他的田野操作规程上看，他并不懂如何发掘，只能算个不入流的考古学家。但这只是谢阁兰完整人生的一个面向，他在考古方面没什么成绩，但在文学领域颇有造诣。

        在那个时代，法国兴起异域主义的文艺风潮，渴望寻求不同于法国的艺术和文化。谢阁兰曾经向法国国内报道了原在南太平洋岛屿的高更，这正是他追寻异域主义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谢阁兰来华后，有机会进入紫禁城，便创作了小说《天子》，塑造了对法国读者而言耳目一新的中国皇帝形象。1912年他在北京自费出版的诗集《碑》，在徐坚看来，就是“以中国格式写法文诗歌，古代形态表达现代想法”的典型代表。谢阁兰认为，自己的异域主义和之前的异域主义不一样。他认为之前的“老”异域主义一心追逐热带主题，不同于欧陆的奇风异俗，实际上是一种肤浅的猎奇主义。而他自己的异域主义，则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是反殖民主义的。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谢阁兰在昭化发掘鲍三娘墓却恰恰被当地绅民认定为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行为和罪恶。

        经过徐教授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历史的吊诡之处显露无疑。徐坚将殖民主义学术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受到殖民政府支持的，一种是深受殖民主义观念影响的，一种是国族主义情境下相互界定的。谢阁兰发掘鲍三娘墓属于最后一种，他被视作殖民主义者，但他的异域主义其实是对殖民主义的抵制，如果他能够为自己辩护，或许会将自己的考古学称为异域主义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