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一流大学”毕业生的空间流动

又是一年毕业季，被戏称为“仅次于春运人口迁徙”的大规模毕业生跨区域流动正在上演，选择怎样的城市就业不仅成为百万毕业生面临的重要人生抉择，也成为城市间“高调”竞争的竞技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过程中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日益旺盛，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吸引人才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越”，自2017年开始，由新一线城市发起的“人才争夺战”席卷全国，城市步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从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到天津发布“海河英才计划”，从郑州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各地竞相从落户、购房补贴、生活补贴、配套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吸引政策。上海在2020年也放开了在沪4所“一流大学”毕业生的落户限制。作为人才争夺战的重要目标，高校毕业生的跨区域流动备受关注，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近期，笔者在《地理研究》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2018年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的流动特征，并通过梳理主要城市发布的相关人才政策、构建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综合吸引力，剖析影响毕业生流动的城市层级因素。

研究发现，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部分城市通过发布人才政策以补充地方经济、舒适性吸引力的不足。同时，就学地粘滞性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就业地空间聚集趋势凸显，就学地与就业地在空间上呈现“邻近互动”与“远距离单向流动”模式。

经济因素与城市舒适性共同影响毕业生的迁移选择，而人才政策在当前毕业生流动配置中起到较为有限的作用。本研究为引导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人才社会性流动、提升区域人才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

研究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从人才政策影响面、人才落户、人才安居和人才就业创业4个维度，对主要城市发布的人才政策进行系统评价。迁移数据收集整理自39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于2018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城市人才吸引政策资料整理自本研究所涉及城市的政府官方网站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发布的相关政策。城市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和省市官方统计年鉴、公报、普查数据以及行业权威数据。城市等级根据广为认可的第一财经发布的《2017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结果。

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舒适性和人才政策三个方面对城市吸引力进行综合测度，发现城市吸引力水平存在明显分异。

城市吸引力综合评价

分城市等级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城市舒适性方面都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流入高地，在此轮“人才争夺战”中并未积极参与，其人才政策指向“人才金字塔”顶端，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引才力度不够。而新一线城市是此次“人才争夺战”的主要发起者，大部分新一线城市在人才政策的广度、频度和深度上都较大，尤其是成都、南京和武汉，兼具强经济、城市舒适性和政策吸引力。少数二、三线城市积极加入人才竞争，例如合肥、南昌等城市，2017年GDP增速均超过8%，在加速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及时发布人才政策来提升引才能力。城市经济、舒适性较弱的呼和浩特、哈尔滨则尝试通过出台人才政策来弥补。而部分二、三线城市不仅在经济发展和舒适性上不具优势，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也缺位。

“一流大学”毕业生的跨区域空间流动特征

将视线转向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情况，研究从地理空间和城市等级多维角度，透视了“一流大学”毕业生的跨区域空间流动特征。首先，就学地粘滞性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就业地空间聚集趋势凸显，就学地与就业地在空间上呈现“邻近互动”与“远距离单向流动”模式。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就学地粘滞率与就业地流入率的空间格局

从研究结果的示意图上可以看出，毕业生粘滞率呈现出东北、西北以及中部“Y”型低值区和东部沿海至西南地区“U”型高值区的地理格局。毕业生流入率则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东部沿海以及长江经济带沿岸各省市形成了“T”型聚集区。广东（12.80%）、北京（8.03%）、上海（5.93%） “三足鼎立”，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人才磁力核心。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动格局

上图分别展示了区域尺度和省级尺度毕业生的流动格局。地理邻近的区域流动成本较低，且在自然环境、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易于发生流动行为，例如华中与华东地区、华东与华北地区间的毕业生双向流动。此外，由内陆边缘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远距离单向流动”同样明显，例如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毕业生跨越长距离向华东、华南等发达区域流动（图a）。

在省级/直辖市单元之间的流动格局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为就业地的三股毕业生聚集流动路径（图b）。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大量城市群内部的毕业生在北京和上海汇集，15.79%的天津毕业生流向北京，江苏、安徽各有12.06%、11.90%的毕业生流向上海。而广东的毕业生来源不仅涵盖了周边省份——湖南（28.32%）、湖北（27.05%） 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通过“远距离流动”前往广东就业发展，包括22.69%的黑龙江毕业生和11.73%的吉林毕业生。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就学地粘滞率与就业地流入率（按城市等级划分）

从城市等级角度观察，一线城市是毕业生的就业热点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是毕业生的主流选择。一线城市在毕业生保留上颇具优势，平均粘滞率高达50.46%，而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粘滞率分别为35.67%和35.81%。另外，粘滞率在同城市等级内部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图a）。作为就业地，一线城市成为毕业生的热门选择，平均流入率达到6.05%，其中，北京、深圳分别达到8.03%、7.27%，而粘滞率较高的上海和广州，毕业生流入相对较少，分别为5.93%、2.96%。新一线城市的平均流入率为1.43%，不及一线城市的四分之一，而去往二线、三线城市毕业生比例则更低。“人往高处走”的规律在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流动中也得到印证（图b）。

2018年“一流大学”毕业生城市等级间流动路径

毕业生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流动情况如上图所示，左侧百分比表示毕业生流向同一等级其他城市的比例。新一线城市毕业生同级流动比例高达14.21%，而一线、二线城市同级流动比例相对不高，分别为8.22%和8.12%。向高等级城市流动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中较为突出，新一线城市毕业生流向一线城市的比例为26.52%，二线城市毕业生流向高等级城市的比例合计达到41.24%。三线城市毕业生以向新一线城市流动为主，比例高达44.06%，流向一线、二线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2.37%和10.64%。一线城市向低等级城市流动比例随城市等级降低而减少，但流向新一线、二线的毕业生规模差异不大，分别为12.01%和10.15%。

结合城市吸引力评价结果与毕业生跨区域流动情况，可以发现毕业生流动与经济发展和舒适性水平基本呈正相关，而人才政策对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多重结果。研究进一步使用有向迁移模型分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性是影响毕业生流动的关键因素，人才政策在当前毕业生流动配置中起到较为有限的作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自然环境以及文化、教育、公共交通等各类资源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的房价收入比对毕业生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到强激励作用，安居和就业创业政策的效应还未显现，需跟踪持续研究。

人才流动、人才政策需要细化研究

就学地在高校毕业生流动过程作为重要的参考点，其粘滞率普遍较高。这意味着，对于高校毕业生这一特殊人才群体，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高校招生计划实质上实现了对人力资本的初次空间配置。在对其跨区域流动开展研究时，应扩展至生源地——就学地——就业地的完整迁移链条。

地方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充分审视城市发展现况，依据城市定位分类施策，协调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对于经济发达、舒适便利的城市，应当立足本地就业市场优势，加强高层次人才吸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吸引力不足的城市，应将经济发展与人才吸引有机结合，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做到“以产业引人才，为产业聚人才”。同时，应注意到人才争夺不只包括引才，育才、用才和留才也是其重要内涵，各城市要通过“引”“育”“用”“留”四项并举的措施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力争获得长远发展优势。

随着人才流动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才争夺战”的持续升温，对于人才政策的细化研究尤为重要。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首先，由于人才政策涉及就业、住房、落户等各个方面，具有复杂性，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个体对于人才政策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基于微观个体数据，进一步探究人才政策效用的个体异质性。

（本文作者崔璨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研究员，王一凡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生。文章改写自论文《“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刊发于《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