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新自由主义的结束和历史新篇章的开始

编者按：自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以来，对宪法的多次改革并不足以满足智利社会各阶层的愿望，人民对于社会公正的不满尤为强烈。在5月15日和16日举行的智利选举（包括对155名制宪会议代表的投票，以及对市政官员和地区长官的投票）暴露了政府和右翼政党的惨败，同时标志着独立候选人的胜利。正如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承认，智利人民“已经向政府和传统政治力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我们没有与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保持一致，我们正受到新的表达方式和领导风格的挑战”。通过制宪会议起草一部新宪法、实现男女平等、为原住民保留17个席位，并通过将国家的附属作用变为更大的主导作用来寻求社会公正，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智利人民已经意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局限和现存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现在，他们将以更大的决心和行动力来创造更为公平、包容和开放的社会。

本文作者Ariela Ruiz Caro是柏林洪堡大学的经济学家，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硕士学位。她是美洲项目安第斯/南锥体地区的分析员。本文原载于“Counterpunch”。

2021年6月6日，智利圣地亚哥，当地的秘鲁民众前往投票站参与投票。

在5月15日和16日举行的智利选举（包括对155名制宪会议代表的投票，以及对市政官员和地区长官的投票）暴露了政府和右翼政党的惨败，同时标志着独立候选人的胜利。选举结果还显示，在选举中，相较于那些“与自从1990年恢复民主以来赢得选举并在一些任期内掌握行政权力的前联盟（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等）保持一致的政党”，更为激进的左翼势力更受选民的青睐。

智利政府和政治与经济精英们沉浸在他们的泡沫中，与现实脱节，他们无法预料到他们会在选举中遭受毁灭性失败，这场对155名制宪会议代表的投票选举将起草新宪法。聚集在“Vamos por Chile”旗帜下的右翼政党甚至没有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达成）这一比例本可以让他们驳回新宪法的内容。他们艰难地获得了37个席位，占总投票的23%。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右翼的竞选开支占到了总竞选开支的63%，但这毫无帮助。

155名当选的制宪大会代表的政治构成，意味着在皮诺切特将军独裁统治下建立的，并被载入1980年宪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因此，在制宪议会接管后，智利将起草新的《大宪章》，其中国家在地区内的主导作用将取代其原先的附属作用，以帮助智利减少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所恶化的、无法缓解的不平等现象。

自1990年恢复民主以来，对宪法的多次改革并不足以满足智利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其中最主要（的不满）是关于社会公正。随着2005年“企鹅革命（Revolución de los pingüinos）”的爆发，这一模式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而2011年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活动将裂痕更明显地暴露出来。然而，2019年10月18日开始的社会动荡的爆发（36人在其中丧生）导致了它的最终崩溃。

这场冲突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促使人们转向制宪会议，人们认为这是在维护民主的同时传达社会需求的唯一出路。为了修改宪法，在全民公投后达成的协议中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如民主共和国的定义、法院判决的效力、国际条约的无形性，以及批准其法案的法定人数需要达到三分之二等。

在2020年10月的全民公投中，近80%的智利人不仅投票赞成起草新宪法，而且赞成通过制宪大会的方式进行，制宪大会的代表已于6月初被选出。制宪大会将于6月15日启动，将有最多12个月的时间来起草新宪法，然后通过全民公决来批准新宪法，本次公民投票将是强制性的。

人们的期望是巨大的。议会将就政治制度和政府系统、权力下放、多民族地位、宪法法院等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等基本问题进行辩论。他们将就这一领域讨论一系列议题，包括中央银行的自主权、结束私有化、实施全民医疗保健、将卫生和教育部门从市场的影响范围中撤出，以及结束私人资助的养老金制度（AFP）等等。同样地，议会将寻求重新思考生产方式，以提高其总价值，摆脱单一的采掘主义经济，恢复自然资源，并将水纳入公共所有（资源）。

瓦尔帕莱索省的当选省长罗德里戈·蒙达卡（Rodrigo Mundaca）指出：目前，宪法中为裁决水问题而建立的法律体系允许水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从而侵犯了人们使用这种基本资源的权利，而这种资源本不应该被私有化。他警告道，水市场掌握在矿业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和大型农业企业手中，导致了小农和大量人口无法获得这一资源。

一部更具包容性的宪法

负责编写新宪法的制宪会议将在性别平等的布局下运作，这将保证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参与。这样，智利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男女平等参与制定宪法的国家，为其他国家奠定了基础，也为解决历史上被推迟的问题：如同工同酬问题，照顾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无行为能力者的负担分配，以及妇女平等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智利代表马塞拉·里奥斯（Marcela Rios）说：“这是世界女权运动出现后的第一个宪法（制定）程序......因此，这一领域的议程将是核心性的和创新的，它可能为拉丁美洲和世界带来有趣的结果，因为我们将看到当女性与男性坐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为一个社会编写新规则时会发生什么。”

男女的平等参与是由于选举制度提供了纠正机制，以避免某一性别的代表过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平等代表权而进行的修正对男性有利。必须为配额让路的是女性，因为她们是投票中的大赢家。根据智利新闻网站Ciper报道，如果不实施性别均等调整，女性成为代表的比例将高于男性：（代表人数）分别为84人和71人。

智利营销和舆论公司Cadem的主管罗伯托·伊西克森（Isikson Cadem）解释了这一现象：“两性均等机制不仅创造了拥有平等议会的需求，而且还鼓励了选民去选择女性代表而非男性代表。在许多地区，女性不得不将其配额让给男性。”

另一方面，在议会代表的选举中建立了一个机制：为土著人民的代表保留了17个席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行动，有助于拉丁美洲土著社区的融合。

在智利，制宪会议将包括国家承认的十个土著群体。马普切人将是具有较高代表性的民族，拥有7个席位。艾马拉人将有2个席位，其他群体，如拉帕努伊人、盖丘亚人、迪亚基塔人和雅冈人等，将分别有1名代表。

2021年5月16日，智利圣地亚哥，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结束后清点选票。

拒绝传统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胜利

不仅仅是聚集在“Vamos por Chile”下的右翼政党遭遇了失败。在“Apruebo”旗帜下组成的中左派表现得更差（ex-Concertación和其他），只获得了25个席位（占16%的选票)。这一联盟被“Apruebo con dignidad”所超越，该联盟由共产党、“Frente Amplio”（一个在2011年大学生抗议活动后成立的政党团体）和其他小团体组成。该联盟获得了28个席位（占18%的选票），它代表了制宪会议中第一支反对力量。

代表自1990年以来统治智利的政党：“Vamos por Chile”和“Apruebo”所取得的微弱成果被独立候选人的成功所抵消，无党派候选人获得了48个席位（占到了31%的选票）。如果在48个席位之外，我们再加上40个由政党（主要是左翼政党）分配的代表席位，那么独立代表在将起草新宪法的议会人数中占到56.8%。

对于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萨拉查（Gabriel Salazar）来说，即使没有看到结果，独立候选人的大量参与也代表了一场“历史性的地震”。他说，在这次选举中，两种冲突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传统冲突”。另一方面，是公民或人民主权，与书面法律和围绕并阐述该法律的政治阶层之间的冲突。独立代表们代表着人民的主权，他们表达了对当前政治制度和传统精英的拒绝。根据公共研究中心（CEP）的民意调查，在2021年4月，只有2%的公民对政党表示信任。

右翼政党不仅在制宪会议的选举中被击败，而且在地区政府首次举行的市长和议员选举中也遭遇了失败。他们失去了345个城市中的50多个，议员的数量同样迎来了减少。在第一轮选举中，他们没有赢得16个地区政府中的任何一个。在全国1800万居民中700万人居住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的选举中，他们的候选人卡塔利娜·帕罗特最终位居第三。基督教民主党的克劳迪奥·奥雷戈（获得了25%的选票）和自由阵线的卡里娜·奥利瓦（获得了22.6%的选票）将争夺该大区的领导人的位置。

在16个地区政府中，只有两个地区政府在第一轮中出现了明确的结果，而且都落入了独立候选人的手中。人民阵线的罗德里戈·蒙达卡（Rodrigo Mundaca）在瓦尔帕莱索上台，豪尔赫·弗利斯·阿农（Jorge Flies Añon）在马加兰斯上台。剩下的地区政府将在6月13日的第二轮选举中被确定。右翼政党在这场竞争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相反，共产党和自由阵线在迈普、比尼亚德尔马、努诺阿和圣地亚哥等重要城市取得了胜利，共产党的伊拉西·哈斯勒（Irací Hassler）赢得了圣地亚哥。此前，共产党人从未在该市掌权，甚至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1970-1973）政府期间也没有，他们曾是该政府的一部分。

在制宪会议和地区政府及市政当局选举中，中左派也被共产党和自由阵线击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联盟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埃拉尔多·穆尼奥斯（Heraldo Muñoz）宣称，ex-Concertación党已经死亡，并在很久以前就被埋葬了，这在本次选举中得到了证明。

此外，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承认，智利人民“已经向政府和传统政治力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我们没有与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保持一致，我们正受到新的表达方式和领导风格的挑战”。按照同样的思路，他说，行政部门的职责应该是“关注并谦逊地倾听人民发出的信息，努力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更好地解释和回应所有智利人的需求、愿望和希望”。

这不过是空口大话罢了。第二天，他的政治联盟投票反对拟议的“超级富豪税”，该提议旨在对超过2200万美元的富豪州实施税率为2.5%的一次性征税。该政治联盟还拒绝了对大企业额外增加3%的税收。一项估计表明，该税种产生的资源将部分用于资助紧急普遍援助基金，该基金将使该国最贫穷的家庭能够满足大流行病带来的卫生和流动限制。

对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警告信号

可以预见的是，智利的事件将成为该地区许多政府反思自身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政府，它们多年来一直将智利的模式视为“绿洲”和值得效仿的榜样。通过制宪会议起草一部新宪法、实现男女平等、为原住民保留17个席位，并通过将国家的附属作用变为更大的主导作用来寻求社会公正，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哥伦比亚是该地区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最严重的不平等，贫困率高达42%，其4月28日爆发的、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已经造成5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与伊万·杜克的政府达成协议的希望渺茫。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时间，来自左派组织“人道哥伦比亚（Colombia Humana）”的预选候选人古斯塔沃·彼得罗（Gustavo Petro）有很大的机会成功。

在秘鲁，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满在4月11日变得切实可见。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来自更激进左翼的秘鲁自由党的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老师意外获胜。他在第二轮选举中的对手藤森庆子在媒体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下未能超越他。在6月6日的总统辩论中，经济模式和对宪法的修改成为了核心主题。

在智利，距离总统和国会选举只有六个月，距离初选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六月初的选举结果勾勒出了下届政府的政治倾向。根据新的公共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皮涅拉总统的支持率只有9%，是他第二个任期内的最低。相反，最近的选举结果促进了对来自共产党的贾尼尔·贾杜（Janiel Jadue）和自由阵线的加布里埃尔·鲍里克（Gabriel Boric）的支持，两位总统候选人将在7月18日的初选中相互对决。除了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模式似乎无法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肯定的是，智利已经翻过了这一页，它将开始书写其历史的下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