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辞典揭示了翻译的悖论：没有不可译，全都不可译

哲学词汇辞典》（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这本非同寻常的巨著收录了很多语言的哲学术语，是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2004年首次出版的《欧洲各国哲学术语：无法翻译的词汇辞典》（Vocabulaire européen des philosophies: 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的英译本。如果原书是个悖论的话，那么该英译本就是双重的悖论了：不仅是无法翻译的词汇辞典而且是对该辞典的翻译。编辑们不是对自相矛盾的自我引用观念感到绝望，反而对此乐此不疲。事实上，将“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放在英文标题的开头就不无自豪地比法语版原著更强有力地确认这个悖论，它成为英文版编辑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所说的“整个工程的组织原则”。

        阿普特在序言中显然没有反讽味道地评论说“只是在我们认识到直接了当地将法语版转变成英语版根本行不通的时候，我们的翻译任务才变得清晰了。”当然，她是对的：翻译从来不是开门见山的转换。难怪翻译成为哲学探索的肥沃土壤。就像哲学中的很多东西一样，将翻译（当然也包括相关的意义概念）理论化始终徘徊在两个并不讨人喜欢的极端之间。一个极端是，翻译被视为意义的字面对等；另一个极端则认为翻译根本不可能。正如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东西是不可译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的。我总是能很容易地坚持这两个夸张的观点，它们在本质上一模一样，总能相互翻译。”

        德里达的两个极端或者夸张说法在本质上一模一样的要点等于说：认为翻译不可能（第二个极端）的唯一理由是它必然要求意义的字面对等（第一个极端），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一个极端（编辑称为“映射或同构”的翻译概念）不可能的理由是对等可以转变，而翻译不可以。换句话说，如果翻译要求意义对等，那么如果甲翻译乙，乙翻译丙，那么甲和丙在意义上就是对等的。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明白这是不对的：英语“城堡”（castle）可以被译成德语“城堡”（Schloss），德语“城堡”可以被译成法语“城堡”（château），但是法国著名水上城堡舍农索城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在任何人的书中都不是“castle”。翻译不是意义对等。所以我们在显示没有意义对等时并没有显示翻译是不可能的。德里达说的没错。

        不过，当我们拒绝翻译的映射概念时，不夸大其辞很重要。多亏了算法的力量和数据挖掘的强大威力，谷歌翻译确实起作用，其翻译质量越来越好。谷歌翻译并没有提供意义的对等，但它的确给出了逐字逐句的机械性翻译。当然，谷歌翻译在翻译诗歌或者翻译这本无法翻译的哲学术语时注定走不了多远。本书中无法翻译的术语被定义为“在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时留下不翻译的词汇”或“通常被误译或重译”的词汇。如果依据这个标准，正如莱米·布拉格（Rémi Brague）在精彩的词条“欧洲”中所说，“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本身“就是优秀的无法翻译的术语”，它在被翻译成希腊语之外的语言时就保留不译。只有荷兰语创造了一个词“Wijsbegeerte”。在词源学上，它是希腊语“philosophia”的仿译（事实上，匈牙利人也创造了一个词：bölcselet，不过基本内容仍然保持不变）。

        《辞典》中的很多其他词语与此类似。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海德格尔的术语“此在”（Dasein），在德语里的意思是存在，但是其精确的哲学意思是没完没了的争论的话题，因此很少被翻译出来（除了笨拙地用连字符重构成“Being-there”）。丹麦人对他们的词汇“hygge”的不可译性感到自豪，这个词表达了一种令人宾至如归的舒适氛围，可以用来描述一个地方或者社交活动，比如你在和家人或朋友共处的时间，在温暖的房间享受美味佳肴。这里我已经告诉你它的意思了。海德格尔的此在与此类似，只不过需要更长的话来解释而已。

        其他哲学词汇通过新词创造、误译或者重译的过程而获得了意义。就哲学而言，有时候用太多的细节考虑这个过程将产生虚假的问题。英语“意识”（consciousness）是法语词汇“良心”（conscience，意大利语是coscienza，西班牙语是conciencia）。虽然“意识”和“良心”在词源学上有关系，但是在英语中它们已经表达完全不同的概念多个世纪了，这些概念在其他语言里也是用不同的词表达的。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的词条“意识”就探讨了意识和良心之间的概念和历史联系；但是对英语读者来说，这个麻烦是没有必要的假象，只因为原词条是法语词汇（conscience）而已。

        这个例子说明了《辞典》不能真的被用来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辞典，如指导学生用辞典帮助他们弄清楚复杂的概念。其中有些内容是不准确的。在有关“认识论”的词条中，凯瑟琳·舍瓦莱（Catherine Chevalley）做出了非常怪异的评论，“在法语中谈论贝叶斯理论（Bayesianism，有关概率的认知理论，源于18世纪英国牧师托马斯·贝叶斯）的引入或者对概率概念的不同解释仍然非常困难。”如果舍瓦莱查阅过让·皮埃尔·克莱罗（Jean-Pierre Cléro）关于“概率”的词条，她就会发现那里有关于贝叶斯和对概率的不同解释的详细讨论（当然，最初是法语写的）。在这场辩论中的核心问题是对一个事件的概率的讨论是有助于赋予事件本身一种性质（如硬币落地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还是它只不过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主观确定性或无知（我50%地相信硬币落地时正面朝上）。第一种概率是客观性的;第二种概率则是主观性的。这种区分并非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人认为它与区别对待量子力学作为现实的不可简化特征的概率性质还是将其视为体现我们无知（如在所谓的‘隐蔽变量’理论）有关。克莱罗区分了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称前者是“概率”（probability），称后者是“偶然性”（chance）。不幸的是，当今英美哲学界的每个人都使用“chance”这个词指代客观概率，用没有修饰语的“probability”指主观的或客观的概率（克莱罗没有提及1975年之后出版的任何一部著作）。

        最好的条目——其中有杰出的哲学史家布拉格或者艾伦·利比亚（Alain de Libera）所写的，梳理了欧洲语言中意义和词源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词条的选择和相对篇幅大小十分怪异。我们看到有“demos”这个词条却没有“democracy”；而差别很大的“描述”（description）和“描绘”（depiction）却是同一个词条；词条“idea”占了半页，词条“Imagination”也是如此。而“Event”只占了一页的四分之一，但“Ereignis”（海德格尔的术语）则占了一页半。“Perception”和“Apperception”（莱布尼茨的术语，意思是自我意识）组成一对，作者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把这个话题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费希特（Fichte）。历史材料非常有价值，但是这个词条应该被称为“从莱布尼茨到费希特的感知（Perception）和自我意识（Apperception）。

        如果这是一本辞典，就更接近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或者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 的著作。在1300页的篇幅中，它向读者呈现了对哲学中的某些核心概念及其历史和词源学的认识。许多词条让人大开眼界，但本书最令人痴迷的地方是透过哲学词汇的剖析而揭示出的对欧洲文化片段的片面认知。布拉格注意到用欧洲世俗语言进行哲学探索开始于13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拉曼·卢尔（Ramon Llull）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哲学话语才拥有了民族身份，这归功于拉丁语和法语扮演的国际思想交流工具的作用。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来没有使用德语撰写哲学著作。到了海德格尔宣称“只有我们德语才拥有与希腊语匹敌的深刻和创造性哲学特征”，情况才发生变化。虽然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关注很突出，但编辑们肯定有所顾虑。因为《欧洲各国哲学术语：无法翻译的词汇辞典》毕竟是法国哲学家眼中对哲学的赞美。编辑对此毫不隐讳：阿普特说本书是“对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直接挑战，英国思想的霸权受到策略性地遏制。”这种“被扭曲的着重点分配”被描述为“法语原作论述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的重要角色”。

        当然，英语哲学（与英国思想不同）的缺失非常惹眼。所谓的“普通语言”哲学家是奥斯汀（J. L. Austin）、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此外很少有其他人。布拉格的长词条“欧洲”在谈及英国的时候只用了三句话。但是无论喜欢与否，英美分析哲学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很多地方的哲学系占支配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喜欢与否，卡桑的书体现的法国哲学研究途径在全世界处于衰落之中。看待《辞典》的方法之一是将其视为对法语作为“支配性哲学语言”的衰落的延长版的挽歌，其思想背景是英语已经成为阿普特所说的“唯一揭示普遍性知识的语言”。

        任何一个熟悉20世纪欧洲哲学演变过程和笼统的20世纪历史演变的人都明白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明白《辞典》的原版为什么被描述为对法国的“意外打击”。人们担忧的不是其法国中心主义特征，而是其偏狭的地方主义可能误导那些不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

        但是，在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有关把法语作为哲学语言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歌的“法语”词条中，法国中心主义被置于自我嘲弄的高度。显然像编辑一样对英语的语言帝国主义感到沮丧，这位哲学家直言不讳地宣称“法国哲学中的主要创造性人物如笛卡尔、柏格森、萨特、德勒兹、拉康等都认为，用本族语写作的权利是语言自由和权利。”考虑到没有人阻止任何人用母语写作的事实，我们很难明白宣称这种自由权利的意义何在。当然，当今全世界的学者尤其是在某些学科领域都面临一种用英语写作的压力。在自然科学界，如果不用英语写作要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与柏格森等人宣称的语言自由权利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否令人感到遗憾，巴迪乌也没有明确讨论这个事实。

        但是，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巴迪乌宣称哲学语言法语是“女性和工人阶级的语言而非科学家的语言”。在法语中，哲学是“激烈辩论性的，忽略共识，仍然反对学界人士对公众讲话而不是对同行讲话。”“用法语写成的哲学具有政治性”的事实应该是语言事实：“从笛卡尔到现在的法语使用中的潜在普遍主义完全依靠这样一种信念：语言的本质在于其句法。”正如乔姆斯基所说，语言的本质或许在于句法，但是这并非法语所独有，而且与政治自由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将语言与观念扯在一起的怪异做法达到了高潮，当巴迪乌宣称笛卡尔将其《哲学原理》献给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abeth of Bohemia）是“现实中的基本民主意图，将哲学话语转向讨论和诱惑，转向爱神维纳斯（Venus）而不是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尽可能远离科学或学术堑壕。”

        伏尔泰和拉康的法语哲学著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无论巴迪乌还是《辞典》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深入探讨。阿普特在序言中或许带着某种尴尬地详细讨论了巴迪乌的词条。她说，“严格说来，民族本体论对巴迪乌来说是一种诅咒。”这个“严格说来”肯定包含了更多信息，尤其是考虑到法语“接近成为巴迪乌的属性的亚当的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呢?阿普特论述到“它让位于逻辑形式主义、公理、规则、普遍原则。对巴迪乌来说，最重要的是法语有助于表达的政治化，通过替换操作和提出紧迫问题的艺术剥夺谓语的地位。”

        当然，巴迪乌本人是提出紧迫问题的大师。但是他有关法语的言论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有关法国政客的笑话，“这个政客写到，词汇按照人们思考的顺序写出来是法语的特征。”事实上，因为巴迪乌本人曾写过一本论述维特根斯坦的书，所以这就更加值得玩味。或许它是故意为之；巴迪乌是在嘲笑在哲学写作中竭力追求简洁和清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嘲弄法语的“晦涩难解”吗？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英国思想霸权”的玩笑吗？我们不知道。正如芭芭拉·卡桑本人注意到，“没有什么比翻译俏皮话更困难的了。” 

        （本文原刊于2015年4月9日共识网，原题为《提姆·克莱恩：翻译哲学》，译自2015年1月28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 Crane文《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