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观察｜美俄扩充实战部署核武器数量，增加核战争隐患

6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截止2021年初，全球核武器数量为13080枚，相对于去年的13400枚略有减少。全球核武器总量的削减反映出了全球核安全态势较为积极的一面。

但报告中也呈现出了令人担忧的消极变化，即全球可部署的核武储备由9380枚增至9620枚，已用于实战部署的核武器几乎全部属于美国和俄罗斯，数目从去年的3720枚增加到了3825枚，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有约2000枚之多，一旦接到命令，这些核武器可在几分钟内发射，这一情况大大增加了核冲突或核战争的隐患。

美国试验更适合实战的低当量核武器——B61-12核炸弹。

美俄核武器部署向实战化迈进

因其在战场上巨大的毁伤作用，核武器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被视为国家对外进行战略威慑，而非应用于实战的武器。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全球核武器的部署模式正在美俄的“推动”下向实战化不断迈进。3825枚部署于戒备部队的核弹中，美国有1800枚，俄罗斯有1625枚，均比前一年增加了约50枚。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对于战术核武器的不懈追求。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两款低当量核弹头首次被公开，美国为发展战术核武器投入了高达上千亿美元。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实现改进型W76-2低当量核弹头的正式部署，装备于“三叉戟”2D5潜射弹道导弹。2019年底，装载W76-2低当量核弹头的美军“田纳西”号战略导弹核潜艇前往大西洋执行巡逻任务。2020年8月25日，美军在内华达州托诺帕试验场进行了F-35A战斗机投放B61-12新型核炸弹的试验，这次试验也是美军在核武小型化、实战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特朗普执政期间，“核武实战论”在美国国内愈演愈烈。新型的低当量战术核武器解决了“过度杀伤”的难题，同时具备体积小、重量轻、机动性强等优势。再加上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两者相互配合，降低了美国所谓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实战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在新兴未来武器方面取得突破进展。为了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制衡美国的反导系统，与美国进行核对抗，俄罗斯积极发展了例如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核动力巡航导弹等一系列新概念战略武器。2019年12月，普京曾公开表明，俄罗斯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制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并通过将“先锋”高超声速导弹投入部署，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高超声速武器战略部署的国家。俄罗斯的举动也推动了全球核武器部署态势向实战化发展的进程。

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实现高超声速武器战略部署的国家，图为“先锋”高超声速导弹。

军控条约体系侧重降低核武总量

历史上国际社会军控体系中对核武器的具体削减要求有着不同的规定，部分条约详尽地控制了实战部署的核武器数量以及核武库中部署与储存的结构问题，另外一部分条约则从宏观角度关注核武器总量的变化。例如1991年7月，美苏两国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苏两国各自的战略投射载具上限为1600件，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各自不超过154件，核弹头上限为6000枚，这其中，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限额为4900枚，重型洲际导弹的弹头不得超过1540枚，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不得超过1100枚。条约约束内容详细重点集中在导弹的总量控制上。

1993年1月，美俄领导人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到2003年两国将进攻性战略武器上的核弹头削减到3000至3500枚，这其中，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700至1750枚之间，战略轰炸机搭载的核弹头限定在750至1250枚之间，但条约并未对部署情况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而2010年，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则规定两国各自实际部署的核弹头削减至1550枚，部署和未部署的战略武器投射工具削减至800件，《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美俄的核武库削减至冷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对具体的核武器部署情况做出了规定。

多数的军控条约都以降低核武器总量为目标，而忽视了部署与储存的结构问题以及过度增多实际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目前美俄之间的《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相继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虽已确认延长到2026年，但后续的谈判尚未出现任何进展，军控条约体系不断受到单边主义“退群”带来的冲击，对国家进行核武器制造与部署的约束能力大幅降低，破坏了国家间军事互信，损害了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国际局势中不确定因素也不断涌现，为美俄增加核武器实战部署数量并以此作为战略对抗的一种方式提供了借口。

美国空军B-52H战略轰炸机可发射核巡航导弹。

基于预警发射的可能性提高

核武器实战部署与一国战略武器的戒备水平相关，处于高戒备状态的核武器往往与基于预警发射有着联系。基于预警发射即在不确定对手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一旦通过预警卫星等国家技术手段侦测到对手导弹来袭的信号，在导弹落地之前迅速做出核反击决定。这种核武器部署模式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预警系统稍有差池，产生错误的预警信息，则容易引发误判，同时导弹极高的飞行速度使得各国领导层的决策时间非常有限，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将导致不必要的核冲突。

历史上有过案例揭示了基于预警发射可能带来的巨大隐患。如1995年1月25日挪威为研究极光发射的“黑色布兰特XII”大气观测火箭时，由于其发射初始阶段与洲际弹道导弹一级推进的高抛物线相似，且发射路线与美国从北大西洋方向对俄罗斯的核打击弹道相似，被俄罗斯误认为是美国发射的“三叉戟”潜射导弹，是核打击的前兆，因此产生极大的核恐慌，俄罗斯立刻进入战备状态，做好了进行核报复的准备，核战争一触即发，事后才发现是虚惊一场。而随着技术的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型战略武器进一步缩短了导弹从起飞到落地的时间，国家面对这类武器的判断和反应时间更短，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因误判引起的核战争风险。

中国对基于预警发射的态度一向极为谨慎。近日，面对美国部分政客指控“中国正在部署核武”，外交部再次重申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的自卫防御核战略来进行核力量的建设与使用，也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相比于增加实战部署的核武器数量，中国更注重增强核威慑的有效性，重点提高核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突防能力、生存防护能力，提升核武器的隐蔽性、机动性，同时加强与防止核误判相关联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规避能力和战略沟通能力。中国的核姿态既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又维持了可靠可信的战略威慑能力，为维持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