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再批低俗文艺：有些作品卖点就是欲望展示和感官娱乐

【核心阅读】

        通俗和低俗是两个相异的层面，相对于通俗的文艺形式，低俗更多显现为文艺作品的内容，体现在文艺作品的情节、情调和主题之中。通俗的形式既可能接纳高尚，也可能接纳低俗；低俗的内容既可能拥有阳春白雪的风格，也可能纳入下里巴人的形式

        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把市场的兴旺完全等同于大众的真正需求，如同可口的垃圾食品可能不利于健康，劣质的文艺作品也可能在畅销中损害大众利益

        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社会肯定不正常，然而，当娱乐成为头号主题，当“娱乐至死”的主张在市场的掩护下大面积挤占严肃文化的位置，我们不能不追问：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究竟应当由什么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无论是战略眼光、理论视野、历史意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他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文艺如何最大限度地产生正面的社会功能。“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艺术家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显然，这个观点有的放矢。相当长一段时间来，金钱至上已成为艺术领域的一个潜规则。在某些艺术家心目中，使命、责任、社会效益的分量愈来愈轻。种种模糊乃至混乱的认识暗流涌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振聋发聩。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什么？已经到了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市场成功远非艺术成功

        追溯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并未在文艺的评价体系中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政治、道德、社会历史到审美、艺术形式、心理分析，诸多范畴都曾充当文艺批评围绕的轴心，文艺作品的市场价格对于批评家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文化传统中，“著书都为稻粱谋”毋宁说是一句贬辞。这种状况的改变的确来自市场经济的发展。曾几何时，市场经济的衡量指标开始直接纳入文艺评价体系。印数、票房或者收视率、点击率成为考察文艺作品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作家引以为傲的荣誉是登上年度收入排行榜。市场是检验商品的标准，文艺批评成为这种观点的简单延伸。一些批评家理所当然地根据账本上的利润数额想象人民大众的欣赏情趣，利润、消费者与人民大众被安置在相同的逻辑平面之上。如同货架上的电视机、汽车或者方便面，巨大的销量似乎说明了文艺作品的质量。这种潮流越演越烈，一些人甚至认为，除了销售业绩，所谓的质量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不可否认，大众对于文艺作品的评判，许多时候的确体现为市场的肯定程度。大众的喜闻乐见或者不闻不问带动了市场销量的起伏，这种现象十分正常。尽管如此，仍然要指出，一部作品赢得的市场好评不能说明一切，“洛阳纸贵”背后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发达的市场化媒体已经拥有强劲的商品宣传能力，中肯冷静的艺术分析可能淹没在音量巨大的广告造势之中。必须看到，评价文艺作品远比评价电视机、汽车或者方便面复杂。已经存在的相当多的案例表明，市场的成功远非艺术的成功。一些劣质的文艺作品并未遭受市场的淘汰，低俗混同于通俗是一个隐蔽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低俗不是通俗。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无法清晰地区分二者——包括一些批评家。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通俗”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人民大众“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不仅是一种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症候，而且，过于深奥的艺术表达肯定无法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效果。作为投身于大众的一种路径，讲话提醒当时的艺术家关注墙报、通讯文学、小剧团演出和群众歌唱等各种通俗文艺形式。但是，通俗与低俗是两个相异的层面。相对于通俗的文艺形式，低俗更多地显现为文艺作品的内容。从明星八卦、物欲崇拜、奢靡浮华乃至诲淫诲盗，体现于文艺作品的情节、情调和主题之中。通俗的形式既可能接纳高尚，也可能接纳低俗；低俗的内容既可能拥有阳春白雪的风格，也可能纳入下里巴人的形式。

低俗为什么能大行其道

        为什么某些低俗的内容能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许多批评家绕开了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或许，恰恰由于混淆了通俗与低俗，批评家不敢大胆地对后者说“不”。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些观点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如果说，文艺作品带来的希望通常是一种润物无声的精神净化，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那么，欲望和感官娱乐仅仅是一种短暂的宣泄，一种虚幻的满足。毋庸讳言，某些文艺作品的市场卖点即是欲望的展示和感官娱乐。欲望可能乔装打扮为武林争霸或者豪门恩怨的故事，感官的挑逗可能在舞台表演节目中赤裸裸地表露。这一切通过包装之后作为文艺作品上市，销量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严肃的文化经典。如果说，巨大的印数或者数以亿计的票房可能剥夺了批评家发表异议的自信，那么，大量的读者和观众往往会轻易地接受流行的舆论，这时，某些负面能量开始隐蔽地出动，侵蚀大众的精神领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把市场的兴旺完全等同于大众的真正需求。如同可口的垃圾食品不利于健康，劣质的文艺作品会在畅销中损害大众利益。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许多人对于大众传媒过度娱乐化的担忧。

        古往今来，娱乐一直是文艺的一个显性功能。茶余饭后，吹拉弹唱，不少艺术门类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娱乐文化开始遭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批判。此后，启蒙、革命、阶级斗争以及思想解放运动逐一成为中国文学的宏大主题，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武侠侦探、黑幕小说全面退出了历史舞台。总之，相当长的时间里，娱乐文化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勃兴带动了消费主义气氛的弥漫，娱乐文化很快在众多艺术门类中复苏。从武侠、穿越、玄幻到电视征婚、明星八卦、电子游戏，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竞相开发娱乐空间。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社会肯定不正常。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各种游戏、笑话、趣闻以及“开心一刻”无可非议，然而，当娱乐成为头号主题的时候，当“娱乐至死”的主张在市场的掩护下大面积地挤占严肃文化位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问：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究竟应当由什么构成？

        不能不看到的是，大众传媒的市场运作通常对娱乐文化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无论是古代的瓦舍勾栏、戏曲舞台还是现代社会的报纸、电视或者互联网，筹建资金、运营成本和商业利润多半来自市场的褒奖。如今，从电视连续剧、互联网小说到视频作品，各种新型的市场空间层出不穷。当印刷术和形形色色的电子传媒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奇迹之后，娱乐、市场与收入三者的联动关系愈来愈紧密。这种联动关系背后隐藏了某种价值观念的倡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众多娱乐明星活跃在大众传媒之上，竞相为年轻一代扮演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偶像——那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医生、教师不可能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文艺和市场的关系不可简单论处

        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将迎合市场作为首要目标。赢得市场的赞许意味着令人羡慕的经济回报，但是，这种诱惑并不能改变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发自内心的艺术追求。文艺包含了改造人生甚至撼动历史的巨大能量，艺术家没有理由因为考虑市场而遗忘了更为重要的文艺职能。艺术史的无数事例证明，当金钱开始指挥甚至主宰艺术家想象之时，杰作已经渐行渐远。相同的理由，批评家裁定文艺经典的标准只能是长远的社会效益和艺术价值，利润仅仅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参考指标；此外，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大众传媒必须在市场运作的同时郑重考虑如何为正能量的传播与接受留出足够空间？

        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具体的实践，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艺术家要“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这意味着艺术家必须真正体察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尽管娱乐文化有助于轻松地打发休闲时光，但是，游戏或者逗乐肯定不是当今大众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正在投身于何种社会实践活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种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许多人都有目不暇接之感。中国社会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改革正在全面走向深入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何谓深入？深入意味着改革覆盖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一块角落都活动起来了。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人民大众普遍参与了这个历史剧目的盛大演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正在赋予他们种种新的悲欢。哪些新的因素正在介入我们的生活？哪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哪些传统的秩序开始瓦解，哪些崭新的秩序即将建立？“人民大众”的概念是否正在出现新的内涵？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需要艺术家们持续不断地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而不是面壁构思几个机智的笑话，或者在“玄幻”“穿越”之中获取某种临时性的心理安慰。深入各种历史及现实的重大事件，真正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严肃的文艺作品同样可能激起普遍的社会反响——这将造就另一种迥异于娱乐文化的市场成功。（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原文题为《文艺拒绝低俗与铜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