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最大一个变化：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编者按】

        近日于北京举行的启真文化讲堂·东方历史沙龙，围绕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名著《欲望与利益》展开。该书今年3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新鲜出版。

        当天的嘉宾之一也是此书译者，政治学者冯克利。作为公认的一流翻译家，他翻译过业内有口皆碑的《乌合之众》（2004）、《论李维》（2007）、《民主新论》（2009）和哈耶克的许多作品，因翻译了2013年出版的畅销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进入公众视野。另一位嘉宾是经济学家罗卫东，亚当·斯密专家，对西方思想史亦有非常精到的研究。

        两位嘉宾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把赫希曼放置在个人生活史、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中，进行生动而细腻的解读。并揭示，此书的要旨在于说明：“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利益驯服了激情。在这种大的结构下面，它不仅形成了所谓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还形成了现时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即政治生活也由此开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何以值得中国读者认真对待？它可能解答我们的哪些疑惑？澎湃新闻精心摘编现场演讲实录，以飨读者。实录文字未经主讲人审定。

不写鸿篇巨著，靠睿智小册传世       

        冯克利：赫希曼1915年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之家，1933年入索邦巴黎大学，然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后是在意大利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学业之外，他的经历更加不同寻常。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投身于共和派反抗佛朗哥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法国马赛大力营救过数千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画家杜尚、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美军成了一名文官，在意大利参与过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战后他先是供职于美联储，参与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然后在南美的哥伦比亚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当赫希曼真正转向学术生涯时，已过不惑之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几所精英大学和机构。

        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很多，却常有独特的创见，以至有人认为，他没有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他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错误。他写的所有书有一个特点——没有鸿篇巨著。包括这本，还有国内也出版的《反动的修辞》，也是十万字上下的小册子，《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一本小册子。他善于写这种很小的东西。但是，里边充满了睿智。

        这书我特别喜欢，可以算是政治思想史，也可以算经济思想史，还可以算文化史、风俗史，跨很多学科，它甚至可以算商业史。他写这本书的灵感实际上来自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一句话。那句话激发了他写这本书的欲望，他就开始从那句话着手搜集材料，构思这个书的结构。

        这句话理解也不难，我们平常人可能看到这句话以后就把它忽略过去了，不会意识到这句话包含了这么深刻的一个道理。这句话就是：“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个书名的两个关键词“欲望”与“利益”就来自于这句话。

        欲望这个词在英语原文里是passion，一般把它译为激情，指很强烈的感情性的反应。我考虑了一下上下文，很多地方可以译成激情，但激情在中文里往往是比较正面的形象，我觉得老译成激情不合适，就变通了一下，译成欲望。

        西方人的概念里面，包含着很多可以用passion来形容的东西。像贪婪、好色、报复，类似这些比较恶劣、强烈的人的感情上的冲动，都可以用passion来形容。你若受到这些东西的支配，你的人生就往往会被破坏。我们说一个人挺二，他感情冲动，他不计后果去干事。你只有驯化了这个东西才能变成一个理性的人，行为合理的人，能够和人相处打交道。这样，你自己的职业也好，你自己的交友也好，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能让人稳定预期的行为方式。那怎么驯化passion这个东西？在欧洲驯化这个东西有好多种途径。

        当然本书主要讨论18世纪以来欧洲的商人阶级。在这之前，商业还不兴旺发达的时候，人也要控制这个passion，比如说通过荣誉感。荣誉感就是指身份、面子，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礼节、名分这些东西，它会控制我们想不计后果图个痛快的冲动。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利益这种观念开始控制欲望了，它不但能控制欲望，而且它导致的结果是大大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

        赫希曼就从欲望和利益的关系中，看到了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看到了价值观念的一种变化。现在我们听一下罗老师的高见。

不按常理出牌的经济学家的想象力       

        罗卫东：我们阅读时都有这样的体会，对作者生平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提高阅读的兴趣。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理论界，赫希曼的原创性贡献到底在哪些方面？我先简单给大家作一些介绍。

        赫希曼有一个自传最近已经出了，《自我颠覆的倾向》，相当有意思的一本传记。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他不断地自我颠覆。赫希曼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常常是不按常理出牌，我由此推断他的经济学训练是不扎实的，因为经济学训练很扎实的人往往是没有想象力的。但是赫希曼是极有想象力的一个人。你看他的作品，他在1958年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本小册子，是他在世界银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去拉美担任政府经济发展顾问时，通过观察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之后的感想。

        《经济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发展经济学界很有名，开创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什么是“不平衡发展理论”呢？

        关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穷国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在经济学界有两派谋士：一派认为这个国家非得搞计划经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衡的，中央计划有助于把这些平衡的变量考虑清楚，然后产业、区域、产品统一进行布局。这一派的代言人是奥地利学派的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这个人是“大推进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所有经济如果你只投资农业、不投资工业，这个经济起不来。你必须把工农产品的关系计算清楚，同时在几个领域进行投资，农业、工业、服务业，这样经济会自己循环了。农业生产的粮食有人买，工业生产的鞋子衣服有人买，最后经济自己会火起来。这是罗丹的一个重要观点，叫“平衡增长”，经济必须有计划按比例。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他的政策结论一般来讲需要威权甚至需要集权，才能把计划按比例落到实处，但自由社会无法这样做。因为它需要生产资料的统一，没有生产资料统一没有办法执行计划，必须有国有企业，甚至要有央企，这样才能贯彻他的平衡增长战略。

        当时这个理论非常流行。同样是参加马歇尔计划，罗丹看出了平衡增长，而赫希曼看出了另外的东西。罗丹认为马歇尔计划是平衡增长的杰作，美国人150亿元左右的资金在欧洲战后恢复的各个领域当中平衡投资，最后整个战后经济起来了，就证明了这一点（平衡增长）。

        而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不可能平衡增长。为什么呢？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比例关系呢？你怎么能够知道经济当中的比例关系是两双鞋子等于一件衣服，或者我的需求是喜欢这个而不喜欢那个？他说，如果采用计划经济的模式肯定会出现大问题，就是短缺和过剩并存，有的东西肯定生产很多，有的东西肯定生产得不够。赫希曼的观点就是无法事先计划。

        那怎么办呢？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赫希曼说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市场去做。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一定上去，就会自动显示出它的需求，从而减少中央计划犯错误，和中央计划的计算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发展方案都可以。比如说中央政府在这个地方多投资了，不用管它，它造成不平衡以后，市场价格会进行引导。供不应求，民间资本就过来；供过于求，民间资本该退出了。这样，不平衡实际上是信号显示机制，必须要借助于不平衡我们才知道这个经济需要什么，这个信号是以最廉价的方式给决策部门反馈。它是知识论的传统。

        他讨论人类处理信息的感知系统的天然局限，特别是政府部门处理某些信号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它计算能力不足，信号来源不足。必须要放任民间部门的不平衡，只有凸显了不平衡才能把供不应求的关系信号真正地展示出来。以很好的方式把信号展示出来，中央政府再进行补助、扶持就有依据了，要不然你事先不知道这个经济关系。

        这部作品在发展经济学里是公认的经典。正如刚才冯老师说的，他没有受过很好的经济学教育，但是他的书非常有意思。《经济发展战略》这本书就表明，无论他是自学还是正规课堂得来的，他其实有很好的知识论背景，帮助他思考问题。赫希曼是发展经济学的十位原创性的大师之一，这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包括刚才讲的罗丹也是，刘易斯也是。

        

        刚才讲他的作品都是这种特别怪异的，他的思路不按常理出牌，但是都会引发无数的争论，反响很大。他还有一本作品也翻译成中文了，叫做《退出、呼吁与忠诚》，这本册子的内容现在经济学里面大家都要学了。它看到了市场理论当中缺乏的一块。市场理论是这样的：我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价格合适我就买了，用脚投票；如果这个东西不行，或者价格太高，或者我不需要，我就走了。经济只有这两个状态，一个是0一个是1，只有这两个选择。

        赫希曼看到我们生活当中大量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消费者他其实要也不想要，走也走不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情况很多的。赫希曼说这时常常要借助于“呼吁机制”，就是我要提建议，我必须帮你改进，直到我满意为止。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这种行为类型，在微观经济学里面几乎没有被考虑过。阿玛蒂亚•森有一篇挺有意思的小文章，《理性的傻瓜》。他说经济学处理的问题当中有一类问题完全没有处理，叫做“不得不”。经济学只处理两种情况，我愿意和我反对，我要么跟你走，要么我走人。

        但是不得不的状态是现实经济状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离开成本也很高，守下去成本也很高，老是处在纠结的状态。针对这种不得不的状态，赫希曼提出了另外一种研究经济学的范式。现在大家知道，比如说社区没法搬迁了，搬迁成本很高，但是又不想玩下去、退不出去，肯定要通过社会运动来完成这个动作，他不退出也不忠诚，只能够呼吁。他把这三种行为模式并列出来了，这个是很大的贡献，因为此前的学术范式都非常简单和清晰。

前资本主义社会驯服激情的方式：严刑峻法，道德宗教       

        就《欲望与利益》这本小册子，正如刚才冯老师的译者序“小观念里面的大见识”（题目标题起得非常妙）讲的，它其实是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入口去谈论，去为现代的利益导向的经济体制或者一种经济结构进行辩护。书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讨论的范式来看的话，那就很清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到了，组织方式就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结算等都会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人来做的，人为什么选择以利益为导向的一个经济活动来作为他度过一生的主要的活动类型呢？这里面一定有合法性的讨论：我愿意，或者我喜欢，或者我要。

        这里面就有一个大问题要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占据它的统治地位之前，当时人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活着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凭着一种本原的激情（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我翻译成“激情”，书中很多地方是没法用“欲望”来替代的）。这种本原的激情，是爱，荣誉，强烈的嫉妒，强烈的恨，等等感情。当然这些激情都是来自肉身，不是来自于灵性。passion这个词是指强烈的来自肉身的激情，中文里面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对译，翻译成“欲望”，就把它淡化了，翻译成“激情”又好像有指向性。我们讲爱情这种激情大家都觉得很美好，现在“激情”这个词慢慢也被中性化了，“激情犯罪”是法律上常用的词，被当作从轻判处的依据，它是一个中性词，去褒义化了，变成客观地描述人的一种自然的强烈情感状态。

        冯克利：身不由己的状态。

        罗卫东：人好像被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控制住了，休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激情的，所以休谟说理性是，而且必须是、必然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的另外一句话是情感提供动力，利益提供方向。情感其实是一个动力机制，激情是一个再也不能还原和划分的人本原的动力机制。我们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是一个情感的动物，而这个情感动力的分配，它可能受到理性或者教养的一些影响，但是它本身是本原性的。这种本原性是上帝造物的时候就植入进去了的，没有办法进行讨价还价。

        按照赫希曼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人们追求的，比如说是权力带来的那种荣誉或者虚荣，或者说和权力无关，但也是荣誉，如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社会贤达，他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人。或者说是类似的，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爆发式的，以绚烂作为一种人生的目的。亚当·斯密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古代的很多人都希望以皇室的生活作为他的楷模，因为这很荣耀，又有权力又有财富，还享有那么大的尊敬。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人类行为的连续性是不能保证的，因为激情它过去以后可能就把你“燃烧”成灰烬。一个人特别强烈的激情，在指向社会的同时也指向他自己，所以它特别不可靠。比如古代雅典人和特洛伊人会为了海伦打仗，那是激情的战争。古代希腊的神话都是激情的，用激情调控他们的行为演绎出一出出的故事，而那个社会不可预期也不稳定。

        从马基雅维利开始——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鼻祖——他其实发现了人类有可能形成的另外一种套路：我既然不能用道德的说教来解决激情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压制来解决，那是不是有一种办法通过激情本身来对激情进行控制、调控？这是他重点解决的问题。近代的这些学者们其实是一直在讨论，人类的动力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和平的和可预期的动力？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就像飙车，你不能说我刹车也没有，否则到时候在哪掉下悬崖都不知道。这对社会和个人都不行，所以历代以来所有的政治统治者，包括宗教界人士、社会人士都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能驯服人类的激情？方式有几种：一种是严刑峻法，防止你走火入魔，不让你做；另一种是用一种道德的或者是宗教信仰的东西让你知道怎么来对自己的激情进行反思、认识和升华，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德性的状态。比如亚里士多德讲中道。一边是鲁莽，一边是懦弱，这两种都是极端的激情，而勇敢就是激情得到很好调控的状态；一边是奢靡，一边是吝啬，慷慨就是中间的好的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学，或者我们儒家里面的中庸，一直探讨的是通过一种对激情的自我认识，能够达到合理得体，达到与社会其他人的共鸣和合作。古代的德性伦理学都在探讨这样的问题，包括世界几大宗教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利益驯服激情       

        但是即便如此，古代社会仍然不断地战乱，不断地社会波动，社会灾难不断出现。所以到最后其实大家一直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变革发生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末期，当人的肉体解放、对激情的认识比较充分了，经过一个压抑的时代以后，开始转向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动力进行驯服，就像把洪水变成发电、驯服洪水一样。这个激情怎么驯服？当时就有一些人发现那些商人们很平和，他们在交易过程当中谈判、履约，然后具有连续性、可预期性，他们会自己调节到那儿。

        这个早期的工商业群体在商业和贸易活动中表现出了所谓的高度的经济理性。这个经济理性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当然，不能说商人没有激情，他们也有激情，但是这个激情在他的财富和货币面前很听话。如果让一个人把他的注意力从荣誉、权力和其他的情感（比如说巨大的、强烈的爱）当中转移出来，转移到利益上去，会发现社会变得很安全，活动秩序出来了，整个秩序就开始变得可预期，也稳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先有这个过程先发生，然后学者为它作辩护，还是学者事先有一些自己的推论，然后在现实当中找到佐证呢，这个是思想史要做的作业。

        可至少，在那个年代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风尚，就是有一帮知识分子像蒙田、拉罗什富科、拉伯雷，开始讽刺那种基于激情的虚荣心，想把它拉低。当然他们对商人也没有好的评价，可是已经开始解构荣誉感，认为这个东西太不靠谱，很可笑。像伊拉斯谟《愚人颂》，就说那些基于荣誉的贵族阶层很可笑，一旦把它揭示出来觉得这么可笑，一方面把这些人的合法性撤掉了，一方面把基于利益的动机往上抬了。这是西方思想界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为止两三百年时间里面完成的工作。

        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几个著名的作者，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约翰·米勒，他们最终为利益驯服激情、形成可预期的社会秩序和平和的社会公序良俗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了历史性的辩护，这本书其实讲的是这个事。

温和得体的商业       

        这本书给出了很多思想史的不光是爬梳的功能，还把浩如烟海的材料，通过interest和passion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处理，最后指向一个他想要告诉大家的目的：就是商业社会是好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利益驯服了激情，资本主义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利益驯服了激情；而且在这种大的结构下面，它不仅形成了所谓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还形成了现在的良好的国家治理的前提，就是政治生活也由此开出了一个新的局面。经济的扩张带来的政治上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这种变化恰好是现代文明、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阅读者也可以代入，自己是有激情的人，也是对利益有感觉的人，你就知道激情常常是可以被利益收买的，激情确实是可以被利益调控的。你就知道古代的人和现在的人是一样的，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在某个文化下面，如果大家都尚武或崇尚激情，而又没有任何新的利益的概念出来形成新的范式，那么大家都在年年征战、家族复仇，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有太多被激情毁灭的人生了，都是由于激情而完全鄙视利益最后导致了悲剧。

        最后形成了现代大家看到的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每天可以重复的状态，你也不用担心商品在哪生产，超市里每天给你稳定供应，价格基本就实现这些。这个重大的状态完成了，是不是历史终结不知道，但这是人类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

        这个改变应该说是和每个人都有关，所以思想史家有必要把这个改变的历史过程和改变过程当中这些著名的思想家们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告诉大家，从而让我们对那些先辈们保持很大的敬意。因为他们太敏感了，或者他们有一种太有意思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他们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新到来的时代的合法性就铺垫上去了。此后，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运动，比如革命、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控，都不知不觉被这个逻辑控制住了。

从关心意识形态走向关心利益是一种进步吗？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妨用这个原理来看看我们中国，中国是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不同，其实就是利益驯服机制。这是最大的不同。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如果1989年之前还是激情在指挥中国社会运行，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受激情支配；但1989年以后利益开始起来了，很多人就说堕落了，拜金主义、犬儒主义，高尚的东西没有了，庄严的美没有了，有一些如此的讨论。

        你看看赫希曼引的文献里面，16—18世纪很多思想家也是这么抱怨，也说这些人为富不仁，赚了钱浑身的铜臭味，不关心国家大事。赫希曼说不关心国家大事是好的，人人都关心就麻烦了，否则人人都有激情参加政治活动。关心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真正关心的利益能够结构化，这是文明有教养的人一个特征，现代文明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是什么。野蛮人他可能恰好不具备这个特点，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受激情的支配，他以为那是他的利益。现在人们要对利益有一个认真的、经过教育或社会交往才能算出来的那么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文明的特征，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文明人，这个社会就安全了，彼此之间就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doux”这个词就是彬彬有礼的意思，大家交往当中很温暖，很放心，很平等，既有信用又有文雅，这个社会就不会出现土匪窝子。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有可能过于简单。但是，我最强烈的体会是它解决了我心中很大的难题，就是文明形态的变革或者变更过程中观念的转化史。我们都是靠意识形态，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来支撑我们每个个人的行动。如果核心价值观是尚武的、关心形而上、关心上帝的，会造成激情的模式；如果核心价值观是利益的，就造成激情这种动力被导向另外一种模式。

        中国社会的变化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是我们传统的基于激情的所有价值观都在基于利益的行为方式下不断被讨论。对此老一代人就很不适应，新一代人觉得这已经是司空见惯，很正常。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我个人认为是乐观的，因为它变得更安全了，利益结构或者说每个人对利益的衡量标准都开始慢慢统一了，由此passion在中国也慢慢被驯化，所以我们社会往文明方向发展，所谓“核心价值观”也发生了。我们见证了这个过程，赫希曼本人则没有见证过程，他只能从文本当中去找。我们亲身经历了，对这个过程太清楚了。

        我大概是这么理解的，也可能是错误的。

婚姻是一个文明状态，爱在某种意义上是野蛮状态

        冯克利：罗老师深入的解读让我又有一些感想。实际上有很多讨论这本书的文献，有学者曾经指出这本书最方便的一个对照，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本书是解释资本主义发生的所谓经典之作，但赫希曼这本书是世俗化的，没有宗教色彩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型。可能很多人受韦伯的解释影响比较大，那他看这本书就会感到比较奇怪，因为这本书给他提供了一个好像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他要信韦伯就肯定不会信赫希曼。

        但是，赫希曼这个书的好处，就是它在非基督教的文化环境里更容易被人理解，就是像在我们中国30年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一看它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有一个另外感想。在17世纪，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当时的君主在欧洲就是国家最大的贵族了，他开始更多依赖于商业上的收入。因为商业活跃了以后，能给它提供税收，交的捐税越来越多。另外，商业导致金融业的发达，有一些君主经常入不敷出，他得找佛罗伦萨的那些大金融家借钱，商业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赫希曼在这本书里提到，在17世纪的时候，最早考虑到用利益去驯化激情这种观念的出现，不是出现在商业界，而是出现在宫廷里面。这里边有一句话就叫“臣民服从君主，君主服从利益”。因为君主世俗化了，他认为上帝对它不重要，利益才是他行为指导的一个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权力一旦被利益化，它是可以谈判的。中国的权力是不是也被利益化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快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和权力进行谈判了，如果它老是意识形态当前，你没法和它谈判，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老算延安的账，那没办法了。

        我们现在可以和权力谈一下利益的账，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这个书中说17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宫廷里，首先是君主、贵族有这么一个被利益驯化的过程，后来这个东西扩展到商业。实际上我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出现。

        罗卫东：就中国区域的差别而言，北方人相对算政治账更强烈，南方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一般都算经济账。南方的政府已经不会为了一个政治的考虑对企业下狠手了，基本上大家可以坐下来一起讨价还价和博弈。然后，市民社会就开始长出来，就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博弈中长出来了。

        冯克利：它建立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

        罗卫东：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大家认同利益结构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变化不可逆的。

        也是吆喝，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本书对一个人评价婚姻是很好的。婚姻恰巧是利益驯服了激情。如果爱是一种激情，过平和的生活和结构化的生活，一定是以爱作为动力，最后是利益来建构的。这是两种形态，如果把婚姻前的状态比作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后的状态比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你就知道这个比喻是非常妙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波澜的，安全的，算计过日子的，婚姻本身也要带来合作收益，肯定是带来正和博弈的合作收益的活动。而爱不是这样的。爱是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最后的后果可能是一个审美意义上的东西，毁灭掉了，对大量人来讲肯定必须得把这个状态过渡到婚姻。婚姻是一个文明状态，爱在某种意义上是野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