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各行各业都需要一场由黑客精神推动的变革

        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管理学问题，在管理学的领域当中，通常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词汇，叫“guru”。这是一个印度词汇，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大师”。管理学的“大师”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他最有名的概念叫核心竞争力。这个词汇最早是这位先生和另外一位管理学者两个人共同提出来的。

        哈默尔目前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管理创新交换所，要做“黑客管理”（hack management），就是怎么对管理进行黑客的突破。哈默尔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挑战的时代，为了应对这个世界，需要不合常规的庞大想法。

        突破性的思维不能够依靠管理大师来生产，你只能调动“管理黑客”，他把黑客的含义引入到管理思维、管理创新当中。黑客具有两面性，有人认为它是建设性的，有人认为它是破坏性的。有人坚持认为，不能够把破坏性的那种人叫做黑客，要区分“白帽黑客”和“黑帽黑客”。

        其实建设者和破坏者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多时候，你破坏现有的秩序恰好是建设下一步的必要前提。黑客的起源其实跟IBM有巨大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关于IBM有句话是：“它不是竞争，它是环境”。因为在计算机领域当中，大家唯 IBM 马首是瞻。那时计算机是一种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接触、才能够进入的机器。那时在人们的想象中，凡是能够接触计算机的人，都训练有素，穿着白大褂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头进行工作，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精英风格。

        计算机从 IBM 的深宅大院里来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桌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那些计算机界的疯子是不会实现的。这些人通常并不在实验室里工作，他们在车库、仓房、地下室，在所有那些完全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这些人最终摧毁了 IBM这样一个巨大的信息集中营。当然这里面最有名的两个代表就是苹果电脑的两个创始人，乔布斯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这些人所主张的境界是，计算机应跟摇滚、跟迷幻药具有同等性质：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自由，打破工业社会给我们所有人强加的清规戒律。

        六十年代反文化潮流风起云涌时留下了很多遗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可能是这帮反文化人士在计算机领域给我们留下的，最后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人类的生活。但是乔布斯最后并不以黑客知名的，而以商人而闻名全世界的。他影响世界不是通过他的黑客精神，而是通过他发布的各种产品，颠覆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工作、玩耍的方式方法。商人一定会来到能产生金钱的地方，黑客纯粹性的瓦解是必然的事情。

        但它不会是一个全盘的瓦解，个人计算机革命的缔造者们，后来深刻影响了软件业。首先从组织角度来讲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把传统管理与软件项目管理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大教堂跟集市之间的差别。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能量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要构筑一个东西，应该像建一个教堂一样，层层构建，需要严密的管理体系和封闭的组织结构。

        学软件的人应该都念过一本书，是“IBM 360系統之父”佛瑞德·布鲁克斯所著的经典文集《人月神话：软件项目管理之道》。其中说，在软件开发项目当中，项目如果已经延迟了，你再增加人手，这个项目不是会更快的完成，而是一定会更加延迟，这就叫“布鲁克斯定律”，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妇女生产需要九月怀胎，但加到九个妇女，孩子也不能一个月生产。

        《大教堂与集市》的作者，“开源三杰”之一，埃里克·斯蒂芬·雷蒙德认为，由于一个软件项目的规模与复杂性，想控制它不失控的话，其管理模式不是大教堂模式，而一定是集市模式。

        这种集市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多人协同开发。它的管理结构扁平、很多人甚至是志愿者，没有强制的契约关系，来去自由。集市模式的前提是开放源代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Linux操作系统。它的故事已经太耳熟能详了，我们在谈论所有美好的词汇，不管是自组织、开放式创新、自协调，都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到这个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市模式”其实是黑客自由精神在广义上的胜利。Linux 的运行状况像一个自由的市场，由无数利己主义的个体组成，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利他主义的成分。系统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其共生的过程中，能够自然建立起一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最终会决定性地压倒大教堂模式。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做一个“教堂模式”的推论：软件开发的“教堂模式”跟企业的运行方式是高度一致的。你有森严的开发等级，你要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你进行资源的调配，要控制整个的进度，处理掉所有的 Bug，这里还有人力、物力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阶段，资源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共享，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种等级式的结构把这个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得到最佳的应用。

        所以这个是我说到的软件开发当中的强力管理跟企业管理之间的同源性，他是同构的。我刚才说到布鲁克斯定律，我们会想到，在软件行业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定律，这个定律叫做康威定律。康威定律说得很简单，他说“系统的结构取决于产品开发团队的结构”——这个产品开发团队长什么样，最后他开发出来的东西就长什么样。换句话讲，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个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你又可以进一步缩减为叫做沟通结构。如果你的沟通结构不佳，你最后的系统结构是不佳的，我们可以推断，你最后生产出来的软件产品结构也是不佳的。

        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如何把黑客精神应用到管理学上？你怎么解决一个传统的组织类型，在面对互联网这种点对点的、分布式的、消除冗余的庞大网络型组织结构时产生的问题？

        正如管理学大师哈默尔所说，我们需要对管理学展开一场黑客运动——企业管理是不是能够像软件业那样快速迭代，能不能超越布鲁克斯定律？企业组织能不能够容忍“管理黑客”们因对组织生活的挫折感和混乱感，而奋起要对这个系统进行敲打？能不能让旧日的管理脱胎换骨，让有灵感的思想家和激进的实干家能够找到对于过去的官僚制、层级制、中心制的替代方法？我觉得这是今天的管理学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所生活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一场黑客运动。当下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如果没有“不合常规的庞大想法”，你可能就走不出困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本人多年做新闻传播，这两年对新闻传播业最有影响的人其实跟新闻传播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人叫做阿桑奇，他创立维基解密，对于新闻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第二个人叫做斯诺登，影响了全世界传播格局的再思考和再谈判。这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事儿，两个黑客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了传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