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尼亚老城保护：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共运标杆

引子

        最早听说博洛尼亚的老城保护，还是十年前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每次夏铸九教授来北京，和我们这些小编辑们酒过三巡后，总要谈一谈博洛尼亚的故事。这个名字好像一个圣地一般，牢牢印刻在心中。

        今年春节期间去意大利旅行，到博洛尼亚的时候赶上天降大雨。它的老城区有着长达30多公里的拱廊街道，我走在拱廊之下，丝毫不用打伞，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历史保存对实际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愉悦。这是意大利保护最好的历史老城。

        走在它的街道上，曾经遥远的“圣地”符号逐渐变得清晰、真实。但这眼前古老与现实和谐交织的景象，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当我翻阅文献，仔细阅读博洛尼亚老城保护的故事后，才发现它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值得去发掘的种种。

        这似乎是一场明知注定失败，却依然不屈的抵抗。

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

        1972年的一天，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发生了一次游行，反对市政府刚刚出台的一项历史中心区的规划。邻里委员会威胁到，如果不终止规划，就“退出意大利共产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反抗政府，威胁的却是“退出意共”？要理解这个奇怪的逻辑，要从博洛尼亚的老城保护规划说起。

        二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欧洲许多城市的老城区域人口不断外迁，老城区留下的大都是穷人，形成了“贫民窟”。于是，对老城区建筑的维修和升级成为城市复兴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方式带来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是“贵族化”——老城改造后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地价飞升，原来居民由于生活成本的提升而被迫搬到城市外围，有些住进了政府建造的集体住宅，市中心则成为富人的地盘，人口性质发生了变化。

        但博洛尼亚却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建筑要维修，人也要留下！在当时的欧洲，它几乎以一己之力抵抗着来势汹汹的“贵族化”大潮。

        这座城市曾在1955年制定过一个规划，意图增加人口，搬迁市中心人口到北部郊区的新城。但进入60年代后，博洛尼亚市政府否定了1955年的思路，以“反发展”作为其规划理念。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不适合速度过快的发展，一切城市开发都应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并首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即“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建筑，更要保护生活在建筑中的人，让他们的集体记忆能够保留下来，维持既有的社会肌理。

        这里的集体记忆，是哪个集体呢？是工人阶级。博洛尼亚拥有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在老城区的生活和记忆是规划聚焦的核心。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居住在老建筑中，需要被保护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租户。保护的不是业主，而是租户，这是博洛尼亚规划的亮点，也是最难点。这是后话。

        1969年，意大利规划师柴费拉提（Cervellati）主持制定了古城保护规划，细化了“整体性保护”方案，划定了13个保护区，基础是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根本利益。规划将老城区的建筑分为四个类型，并设立了三组修复准则，具体规定出了建筑物可改变的类型、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建筑的功能。这个方案跳出了仅从建筑学和美学层次评估建筑价值的拘囿，强调建筑的时间、文化意义和社会使用方面的价值；同时强调，真正赋予历史城区价值的，是那些外表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建筑。

        博洛尼亚的“反发展”理念和“整体性保护”方案，已成为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经典范例。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强调的“社区”。以致今天每每看到打着保护遗产的幌子将原居民搬迁的行径，文化遗产工作者会谈及“博洛尼亚经验”。在很多人看来，博洛尼亚的计划，最亮点便是针对无良房地产商的“斗争”。

        如果仅仅这样看待博洛尼亚计划，未免太过简单了。诚然，把人和房子一起留下，听起来如田园诗般优美。但更值得我们思索的，是“整体性保护”方案如何实施，以及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提出这套方案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认识它的成功与失败，也不枉其“斗争”一场。

理想与妥协

        一个规划理念，一套城市规划方案，如果只考虑what而不考虑how，还能取得成功，那是游戏《模拟城市》。博洛尼亚不是模拟的，而是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最实际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这两个问题，在1969年的时候基本无解。对建筑进行修缮，当然没问题。可是，谁出钱？把居民保留下来，让他们生活在原地，没问题。可是，要求房主不能提高租金，你要是房主，你干么？市政府无力支付高额的维修费用，也没有权力强制私人房主冻结租金上限。当时看来，规划只是个甜蜜的梦。

        事情在1971年有了转机。当年意大利颁布了《住房改革法案》，允许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征收私有土地，目的是在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集体住宅，也可以集中力量将历史街区中的私有空间改造为公共空间。

        1972年，以《住房改革法案》为契机，博洛尼亚向市议会提交了《经济公共住房规划》，具体针对13个保护区的5个作为试点，对其内600座住宅进行维修，受影响的人口约为6000人，严格按照原地点、原形制、原材料的原则，并要求原住户在修缮完成之后回来居住。（在修缮阶段，原住户被安置在250个由公共空间改造的临时居所中）这个计划需要多少钱呢？初步估算是3.1亿里拉，而博洛尼亚市可以拿出的钱是1亿里拉，又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筹措了资金。无论如何，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那么有了法律作为尚方宝剑，看来博洛尼亚市政府也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了？答案是否定的。《住房改革法案》虽然赋予了政府低价收购土地的权力，但没有赋予其“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最初的《经济公共住房规划》中，博洛尼亚市提出的方案是“征收”。这个方案一出，立刻招致强烈的抵抗，主要抵抗者是房产的业主。

        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分析文章中，这些反对者多以“敌人”的形象出现，是无良的房地产商，只知谋求利益，不知历史保护；而当地民众则是政府的支持者，怀有高尚的历史情怀，同房地产商进行着斗争。这就未免陷入“好人/坏人”的二分论断，过于片面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房产的业主很多也是最普通的居民，生活条件并非富贵，房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要求冻结租金上涨，只允许租户支付约占家庭收入百分之十五的租金，当然是对房主利益造成了伤害。还是那句话，换做是你，你干么？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房主非但不是恶贯满盈的资本家，反而也是较为贫穷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在选举中是博洛尼亚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对，你没看错，博洛尼亚的执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整个博洛尼亚保护计划的推动者就是意大利共产党。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具体历史背景稍后详谈。

        简而言之，这些本来依靠自己拥有产权的小型住宅赚点小钱的房主，认为意共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故而奋起反抗。而对立面的那些租户大都也是工人阶级，当然也是意共支持者，参与到了争论中来。在一次媒体主办的聚会中，两个群体发生了正面冲突，一则记录这样写道：“在这次聚会中，你可以亲眼见证城市规划的后果——租户和地主真实上演了一出“阶级斗争”。”

        政府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者发生内讧。因此，他们删除了最初方案中关于征收住房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临时性的“合约”，即政府与业主达成某种约定，业主承诺不上涨租金，而政府对业主给予贷款利息上的优惠，以及一定的补贴。最开始，很多业主对这项“合约”机制深表怀疑，他们对政府提供的所谓优惠和补贴不感兴趣，也因为担心有朝一日政府会以更低价格强行征收房产，所以纷纷将房产按市值卖给了政府。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相信政府，参与到了修缮计划之中。

        租户呢？通过政策干预，政府允许租户权利可以在同一家庭内继承。这些房屋象征着博洛尼亚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仍旧由原先的住户居住，这些人有一半都是单身的老工人。看起来，时间似乎就此定格，美好的历史留在了城市中。但实际上，许多贫穷的老人仍然负担不起房租，要让他们留下，市政府仍需要对其进行补贴。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那两个问题了：没钱？政府掏；人不支持？政府妥协。

理想不能当饭吃

        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念，但理想不能当饭吃。

        由于没有足够公共财政支持，私人又根本不愿资助，博洛尼亚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最初划定的600户住房。如上文所说，整个博洛尼亚历史中心区划定了13个区域，共计15000多处住房。600和15000相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尽管在这600户实行了房租管制，但剩下的那些可不受限制，房价可以随着市场而肆意飞涨。

        另外，通过“合约”的方式与房主签下协议，只是当时政府为了尽快推动规划的权宜之计，却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这种“合约”一般年限是10-15年，合约期满后，房主依旧可以将其放入市场。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出钱帮你修了房子，换来你若干年的妥协。

        更为吊诡的是（或是更为符合市场经济逻辑），恰恰由于历史中心区的保护更新计划，让博洛尼亚市中心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地价迅速增长，博洛尼亚的市中心区域一下子成为了意大利最贵的土地。尽管老居民得以留下，但有能力负担高额房租的精英阶层也不断涌入，人口持续增加，反而导致博洛尼亚市中心区的人口发生了更为激烈的“贵族化”现象。

        劳工阶级可以低房租住在城中心修缮好的住宅中，也可以住在市郊的廉价公共住房中；精英阶级可以来这里以高租金居住。那么，谁是贵族化的真正受害者呢？是那些没有钱，也没有资格住在廉价公共住房的人——学生。市中心高昂的租金他们支付不起，只得搬到低收入住宅的边陲。他们手中没有选举权，因此在1977年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抗议政府，甚至造成了一名学生的死亡。

        最初以抵抗贵族化而采取的行动，反而成了贵族化的一个推手。难道，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抵抗？

        注定失败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