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时代》：古巴蓄势待发

        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José Martí International Airport）等待过海关，与在任何机场基本上没有不同：你做了什么错事，马上要被发现，这种不理智但萦绕不去的担心减少了等待时的乏味无聊。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公民进入古巴几乎是非法的，在这样一个国家，不安是正常的，获得了特殊的用途。

        但突然间，古巴的国门已轰然洞开，护照柜台处男子的神情也是。他身着制服，手戴橡皮手套，面带微笑——这微笑是恶作剧式的，不是对着你，而是对着他身后站立的一位女性同事。她带着手套的手已揽在他的肩膀上，这是工作场合里明目张胆的调情动作。他们笑着。男子说：“欢迎。”

        直到通过安检，我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乘飞机抵达哈瓦那的旅行者，到达后就得面对安检。“Es Necesario” （译注：西班牙语，这是必须的），磁力仪旁的年轻女士说。但其言语不如打扮来得丰富。肩负守卫革命任务的女警在到达区四处游走，但在安检区，她们的制服变成了裁剪合体的卡其色衬衫、紧身短裙和饰有花纹的黑色丝袜。既然奥巴马已开始为美国人清除前往这个岛国的障碍，等待游客的会是什么呢？用两个词来说，是鱼网和肩章：当一个热情似火、天性好客的民族，被携裹到一场几乎无人再严肃看待的冲突造成的困局中，这样两件东西并置，就是意味深长的。（译注：磁力仪用于检测金属设备，如手枪。）

        1989年，“冷战”结束，徒留古巴在一个失去共产主义阵营经济支持的世界自谋生路，而曾几何时，这个国家充当了豪迈睥睨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华盛顿和哈瓦那最终一致认为，局面或许可以变一下了。今年1月我到达的那一天，到访者中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这是三十五年来最高级别的美国访问者，他们手头的任务是就重开哈瓦那的美国使馆和华盛顿的古巴使馆展开商议。谈判进行顺利，令人晕眩的愉悦感高涨，情形就像是去年12月17日欢呼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联合声明时那样。劳尔•卡斯特罗在七年以前接替了其革命者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职务。这一声明的一些内容非常出人意料，令两国的很多人士欣喜不已。尽管随后几个月还存在一些碰撞和压力，奥巴马和卡斯特罗还是准备在4月10日的西半球峰会上会面。美国人对古巴的态度有些类似于东德与西德居民之间的关系：历经长期被迫分离，曾经关系密切的远亲在赢得自由身后重又相认。

        结束一天工作的加丽达•阿方索（Caridad Alfonso）呷着啤酒表示：“我相信人性。我们认为每件事都会变好的，让两国都获益。”她工作的地方位于马雷贡（Malecón）附近，那里是一处具有标志意义的防波提，保护着哈瓦那市区免遭佛罗里达海峡的浪涛跨越90英里（145公里）后势头不断加剧的侵袭。作为医生的阿方索在巴哈马的会议上与美国人打过交道；她乐意认识更多美国人。（译注：巴哈马是地处美国佛罗里达州以东，古巴和加勒比海以北的岛国，人口约32万。）

        她的伴侣莱昂内尔•迪亚兹（Leonel Díaz）称：“我没有美国朋友。”

        “也不是”，阿方索笑着说，“他会找到的”。

久别重逢

        那么，美国人又将发现什么？答案部分依赖于他们期待什么。古巴自1961年以来就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形象或许会令任何一位到访者恐惧。约翰•F.肯尼迪曾派遣带有少量武装的流亡古巴人到达猪湾（Bay of Pigs），希望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府。之后他这样提到古巴：“那个笼中之岛。”流亡者被赶跑，但他们将卡斯特罗政权认定为极权政府，而古巴人是受害者，以此成功主导了之后半个世纪美国对古巴的评价。

        卡斯特罗的政府囚禁了数万人，这场革命在1959年驱逐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卡斯特罗随后投入苏联怀抱，迅速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是整个世界距离核大战最近的一次，在哈瓦那以西发现的苏联导弹触动了这次危机。但回顾起来，冷战只是构造了一种在本质上是邻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有二十多年时间，华盛顿一直暗中密谋反对卡斯特罗——最著名的是一系列暗杀计划，包括使用能爆炸的雪茄。

        “革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天下午，一位古巴高级官员告诉我说。他讲一口流利英文，但当我建议将他的名字印刷出来时，他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美国的做法一开始就很糟。他们将我们推向了苏联的怀抱。这不是我们的计划。但是你被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你必须在其中活下去。并且，你必须活下去。”

        从某些方面来看，古巴不只是活了下来。古巴的月平均工资是20美元，房租免交，免费发放食品配给卡，或许没有哪个如此之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东西会失去。它的一些财富是一目了然的：午后的斜阳总是优雅地映照，淹没哈瓦那的大街小巷。那些树影斑驳的街道面貌古旧，但是保护得完好无损，一如徜徉其间的美式古董轿车。古巴的识字率是99.8%，其医疗体系跻身世界上最优质之列，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

        其他成就会唤起严肃的权衡。普通古巴人需要提出申请才能搬迁和行商。假如他们能接入互联网——这是奥巴马陈述的诸多目标之一，预料他们可能会遭到监控，就像他们打电话甚至在大街上闲谈时会遭遇的那样。每个街区都设有“保卫革命委员会”，用来检举邻居。

        但不是只有国家政权才感到安全。在一个饱受毒品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暴力折磨的地区，古巴差不多一项都不沾染。这里的警察既不需要配枪也不需要趾高气扬，而这依旧是诸多古巴邻国令人作呕的鲜明标记。古巴的谋杀发案率是牙买加的十分之一，巴哈马的七分之一；在西半球，仅有加拿大和智利的谋杀发案率更低。机场的磁力仪开始展示出意义了。“我的国家有一件事情做得漂亮，那就是根本没有毒品”，49岁的渔业向导胡里奥•佩雷兹（Julio Pérez）表示。“街上没有枪，是因为没有毒品就没有枪。并且”，他补充说，“我们有一种真正强大的文化”。

        一种真正强大的文化，一旦来自美国的游轮和航班或许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到达，这正是人们期待于古巴并将去寻找的东西。游轮评鉴网（CruiseCritic.com）总编辑卡洛琳•斯宾塞•布朗（Carolyn Spencer Brown）表示：“我认为古巴的长期吸引力将在于文化。”伴随1997年由雷•库德（Ry Cooder）在哈瓦那录制的专辑《乐满哈瓦那》（The Buena Vista Social Club）到达美国海岸的古巴美景并未吓到任何人。音乐是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伦巴舞则是一种民族习性。艺术家同时担当大使，承担了双重职责。甚至在冷战分子绝不放手的时代，古巴也有办法制造出快乐。在1962年签署强加给古巴的永久贸易禁令之前，肯尼迪曾通知其助手购买了多到他用双手才可能笼住的那么多雪茄（最后发现有1200只）。这就是古巴，当斯图德贝克（Studebaker）汽车失去其简练，当老城区（Old City）的城墙在咸湿的海风吹拂中碎裂瓦解，它只是愈发有魅力了。（译注：CruiseCritic是一家提供游轮旅游信息和评鉴的美国网站。雷•库德是美国吉他演奏家，1996年受邀前往哈瓦那参加一次音乐活动的录制，因原计划有变，最终在哈瓦那录制完成的是一张名为The 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拉丁音乐专辑。该专辑1997年推出，之后赢得一项葛莱美音乐奖。Buena Vista是西班牙语，意为“美景”。该专辑的命名源自哈瓦那一家1940年代关闭的同名会员制歌舞俱乐部，其若干老乐手与其他古巴传统音乐家一道参与了专辑的录制。1999年，与雷•库德有过合作的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导演了一部同名音乐纪录片，也采用了这张专辑中的音乐作为配乐。这部纪录片摘得1999年欧洲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得200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上述音乐专辑和纪录片的巨大成功，让古巴传统音乐以及更广义的拉丁音乐走向世界。斯图德贝克是美国老牌汽车生产商，1852年在印第安纳州开始生产，至1966年停产。哈瓦那老城区及其防御工事于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此时此刻，古巴凝固在了它的时代中”，到访这个岛国的英国游客温蒂•希克斯（Wendy Hicks）表示。“并且，忽略古巴的现状恰恰会是可耻的。因为它是独特的。”她和一位朋友坐在哈瓦那老城区核心地带一间旅馆的大厅中，隔着两张桌子的是一家加拿大人在玩纸牌。不受贸易禁令束缚的加拿大人占了古巴旅游者的三分之一以上，最近甚至更大规模地前往古巴，他们预计美国人的涌入将推高物价，或者更糟糕，简直会毁了这个地方，这也是他们害怕的。对古巴人来讲，显而易见的是，与美国和解在一种非常物质的意义上提升了人们的希望。“让他们带东西过来，所以我们就有了点东西”，这是迪亚兹的看法，说这话的时候他喝着啤酒。但同样的开放让游客提前恋起了旧，鼓动他们为哈瓦那老城唱起了听来像是悲歌的颂歌。（有人说：“我们想在麦当劳到来之前看看老城。”）这就是古巴吸引力的精妙之处，或者是如此之多国际旅游的单调之处。

        追踪美国航班的机票比价网（AirFareWatchdog.com）总裁乔治•霍比卡（George Hobica）称：“对那些什么地方都去过的人来讲，古巴是你可能去不了的地方，所以我认为那里会有很多奇人奇事。”但当游客如期而至之时，他们的侵袭一开始不会比肯尼迪那些注定失败的流亡者的侵袭更不成功。古巴仅有60000间旅店客房，美国代表团离开之后那一周举行的一次国际教育会议用掉了全部这些房间。另有私人住宅中的几千个房间获得许可，可以出租给外国人，这些私人住宅有官方标牌加以明示，但这些房间不只是设施简单。大型酒店之外几乎就没有互联网；吱嘎作响的蜂窝电话网络不支持智能手机。在视频和图片分享大行其道的时代，如此剥夺游客，或许够资格让旅行成为冒险，至少是一段时间的冒险。英国人露西•戴维斯（Lucy Davies）表示：“是有这种巨大的乐趣在。古巴就像是只禁果，这样的看法仍然成立。正是这一点令人兴奋。”她管理着一家专门从事自行车旅游服务的古巴公司。“但从古巴这一方打开水闸，或许会是一场灾难。我还认为，普通美国人没有准备好忍受在古巴旅游的不便之处。”

远大前程

        有时候，改变就等于失去。对我来讲，哈瓦那看起来多半还是1997年的样子，当时，我利用了美国法律为记者留下的漏洞才得以到访。除了在距离哈瓦那以东两小时车程的普通度假区巴拉德罗（Varadero），其他地方游客相对稀少。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位政府导游，但他并不干涉我们步行穿过老城区，目力所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溢出公寓，流淌在大街小巷。骨牌桌边，一位身着短裤的老人咯咯发笑，他庆祝赢得牌局的方式是，以臀部推向输给他的老人耳部（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动作？——译注）。教堂广场（Plaza de la Catedral）附近有一处露天画廊，艺术家会带着更多作品到你住的酒店中。只有三到四家饭店收美元，人们对这种货币是如此垂涎，乃至于在一家饭店，我们发现我们的服务生实际上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他试图挣到现金。一位当地男子邀请我们去他家中做客，我们的晚餐是碎热狗拌米饭——在这个国家，这顿饱餐可以让人们走很长时间都不需要吃肉；等到这顿饭结束，他才试图向我们兜售黑市雪茄。

        戴维斯认为：“哈瓦那还是非常像17年前那个活生生的城市。”她为古巴忧心的不是星巴克的到来，而是一种做作之风正悄然侵入，这一点从那些用来出租的老式汽车身上已能发现，那些车是在贸易禁令到来之前进口，如今被漆成了艳丽俗气的橘黄色。先前庄重高贵的小佛罗里达酒吧（El Floridita），也即大吉利鸡尾酒（daiquiri）的发源地，已成为一处旅游陷阱，这里配有一尊厄内斯特•海明威的铜像，窝在他喜欢的角落里。海明威在墙上有洞的博得吉达酒吧（La Bodeguita del Medio）喝过莫吉托鸡尾酒，尽管这里保持了本来面目，但那个艺术市场已搬迁至一处先前的火车停车棚。那里现在充斥着批量生产的画作，这样的画作将哈瓦那降格为一幅卡通画：一辆1955年出产的普利茅斯（Plymouth）牌汽车停在博得吉达酒吧外。（译注：小佛罗里达酒吧于1817年开始营业，博得吉达酒吧于1942年创办，两者均位于哈瓦那老城区。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于1939年4月至1960年7月间长期居住在哈瓦那附近的一处山庄，在这里写出了《老人与海》等名作。普利茅斯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旗下汽车品牌， 1928年开始生产，2001年该品牌终止。）

        或许得国会采取行动，那些令美食行家不安的美国快餐食品连锁店才有机会进入古巴经营。奥巴马做出的诸多改变正在一点点侵蚀贸易禁令的锋芒，这项禁令依旧是美国的法律。但他让美国公民摆脱了束缚，得以预订自己的旅行，只要他们声明其旅行是为文化上的改进而不是为了旅游业——这一区别是乏味而勉强的，特别是在哈瓦那老城区。那里的阿玛斯广场（Plaza de Armas）附近，一家礼品店里，店主正与谁说着话，这时，一支乐队开始在大街上表演，猛然间四处满是踩高跷男子领头的盛装游行队伍，礼品店里的交谈戛然而止。那是一次矫揉造作的花哨歌舞汇演，用来取悦游客。但是，礼品店外爆发的热闹如此真切，听闻沙球的声响，一位年长妇女一手按住裙角，一手捏住雪茄，肩膀转动，眉目传情，合着音乐挑起了伦巴。一个男孩和一只腊肠犬紧随其后，那只狗卧倒在阳光照射的鹅卵石地面，一位年轻游客在一旁弯腰拍照。“我们不为她付薪水”，店员说的那只狗。但一小笔补贴可能合乎规矩。这终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实用主义者

        劳尔不是菲德尔。这位年轻的卡斯特罗现年83岁，了解切•格瓦拉，像其兄长一样，他也曾隐遁于马埃斯特拉山区（Sierra Maestra）。但他不屑于抛头露面，几乎从未接受访问；并且，在政治局决定一些事情时，他会寻求一致意见。2008年起，劳尔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他似乎很乐于听任卡斯特罗日渐褪色的标语“Socialismo o muerte”（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死亡）充盈公共空间，但显而易见，有新事物正在发生的地方例外。在距离哈瓦那半小时车程的海港城市马里埃尔（Mariel），推土机正在建设一处大型自由港，这里的建设资金源自巴西，将来由新加坡运营。规章通常会妨碍在本地进行投资，所以要设立不受规章束缚的外国公司——这样的提法非常不那么社会主义。因而，入城处的巨幅宣传牌上写着：“伴随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应建设一种有秩序、有纪律、有成就的局面。——劳尔。”（译注：切•格瓦拉1928年生于阿根廷，1955年与卡斯特罗兄弟相识于墨西哥城，之后协助后者从事革命；1959年起担任古巴政府多个职务，1965年离开古巴，后于非洲和南美从事游击战争，1967年于玻利维亚被俘后遇害。马埃斯特拉山区位于古巴东南部，在古巴现代历史上，这里是游击战争和若干重大冲突的发生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相当于古巴的国家元首，劳尔同时担任相当于政府首脑的部长会议主席。）

        “瞧，劳尔是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家伙”，已追踪研究古巴数十年的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卡梅洛•梅萨-拉戈（Carmelo Mesa-Lago）这样表示。但在古巴的背景下，实用主义只能适合而止。在与奥巴马发表联合声明三天后，劳尔于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露面，推回了与华盛顿和解就等于是抛弃“我们的理想”的任何假设。（译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古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但有些事情必须去做。事实是清楚的，尽管古巴有成就（埃博拉病毒爆发之时，古巴医生与其他国家医生一道首批到达西非），但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困境当中。与切•格瓦拉设想的“新人”会毫不自利地工作这一乌托邦愿景一道，菲德尔那些以头脑发热而著称的经济试验——超级奶牛！咖啡种植园环绕哈瓦那！——已被抛入历史的沙坑，接受审判。对很多人来讲，古巴因挑战美国而是一个英雄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历史上美国将其邻国的主权视作可有可无；但古巴从不曾实现自力更生，而一直依赖外部庇护到了不健康的地步。起初是殖民的西班牙，继而是资本主义的美国（1950年代实际上在每一个经济部门中都有重大利益），然后是苏联，最近是时常抨击美国的委内瑞拉。为扶持其地区竞争对手，已故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向古巴提供了慷慨的石油和资金援助，他喜欢用这种方式拿捏美国。但随着萧条的原油价格推动委内瑞拉经济急剧下滑，查韦斯的继承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可能被迫大幅削减那项援助。这一事实劳尔不会视而不见。“（古巴）处在极其糟糕的经济窘境中”，梅萨表示。“古巴需要美国。委内瑞拉的经济可能崩溃，然后古巴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确实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些事情”，前述古巴官员表示。“之前，我们一直没有领会到市场的作用。现在我们意识到，在一些领域我们需要市场。”他补充说，但是，“假如我们确定转向资本主义，那也不会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我们想成为古巴人，并且，依据我们的历史，依据我们的文化，等等，找到我们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我们得想办法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好。世界不是你想它怎么样，它就会怎么样。世界就是世界，你得想办法与其和谐共处。”

        不是说共产党国家从不曾转变为全球性市场。但转型之路是如此惊心动魄，乃至于劳尔以此为由，继续推进相关措施时无比谨慎，纵然他已郑重宣告将在2018年放弃权力。

        结果是改革以最低速推进。比如，农民可以像在中国和越南那样，私人耕种一些土地。但古巴要求其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向政府出售大多数收成，这一点不像在那些国家。甚至旅游业也造成威胁。外表光鲜的私人饭馆热衷于招揽外国人，也会吸引少数足够富裕的古巴人赶着时髦就餐，这个岛国著名的社会平等由此可能轻微受损。

        然后是强硬派。鉴于流亡美国的古巴裔人士一直在迈阿密蠢蠢欲动，一些古巴官员反对与华盛顿和解。前古巴外交官卡洛斯•阿尔祖格瑞（Carlos Alzugaray）在大学中讲授与美国关系的课程，他表示：“我不想提一些名字，但在政府高层，一些官员还是有一种受困心态。”这些保守人士与加拉加斯沆瀣一气；今年3月，奥巴马对七名委内瑞拉安全官员提出制裁措施后，劳尔迫不及待地表达了支持加拉加斯的意见。保守人士威胁要推迟重开美国大使馆，而奥巴马当局原先希望在4月10日美洲国家峰会于巴拿马城召开之前宣布这一消息。（译注：迈阿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角，是该州第二大城市，自1959年卡斯特罗上台执政至今，这里一直聚集大量古巴流亡者。佛罗里达州以南距离古巴岛的最近距离约为150公里。加拉加斯是委内瑞拉首都。）

        虽然时间在古巴似乎是停滞的，但还是起了作用。如同古巴流亡人社区的衰老令奥巴马勇气倍增一样，古巴的一党建制内部也涌现出新一代人士，这在与美国谈判的代表团中已有所展现。在美国生活的两百万古巴裔美国人中，有一半以上出生在古巴。近年来，随着管制的放松，这个岛国的1100万居民逐渐较少将美国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而更多视为亲属汇款的来源地。奥巴马的新规定可能再准许20亿美元进入古巴，这与古巴会用于进口食品的花费一样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就等于是要成为中情局特工” ，阿尔祖格瑞称，“再也不会这样了”。（译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4年12月17日报道称，2013年美国共有将近20亿美元汇入古巴，这些钱主要是古巴流亡者给其亲人的汇款，而随着限制的放松，在美国的任何人每年最高可向在古巴的任何人汇款8000美元。）

        新兴的古巴将改变其治理方式吗？远非事实。古巴国内最著名的异见人士现在表示，他们欢迎开放；而国务院谨慎提到，今年1月，古巴的政治性拘押已从去年的月均741人降至178人。但是，任何新的宽容，都像是哈瓦那与华盛顿之间合作的脆弱风气一般不可检验。显而易见，那些名义上的敌人正在携手营造一种足够有希望的政治环境，让国会议员感到他们可以投票终止贸易禁令。但流亡者历史上对国会山的影响力，令任何这样的举措近期内都不可能发生。

        眼下，新时代的最活灵活现的信号，似乎显得庸常：在哈瓦那，新闻发布会来了。对长期观察古巴的人士来讲，在与美国代表团的每一次会议结束后向政府官员提问，这一奇观本身就可以说是新闻；数十年来，古巴政府只通过公报发表意见。而且，美国人看上去谨小慎微、僵硬呆板——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感受到了迈阿密的火眼金睛，而古巴人显得安逸自在，坦率说出了美国人兜兜转转的话。“为什么不？”另一位古巴高级官员微笑着说。“我们必定会失去什么吗？”

        （作者系《时代》周刊驻纽约记者，此文系与《时代》周刊驻哈瓦那记者Dolly Mascareñas合作报道。听桥译自2015年4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有删节。原题：“Cuba on the Cu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