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经典电影是现代人成长必修课，老电影可以重进市场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今年开始每月在几家影院做文艺片的常规放映，指导思想为经典老电影、青年导演新作和海外影片主题影展三条腿走路。如今开映一月有余，谢飞的《本命年》打了漂亮的头炮。该影片在过去的3月份里每个周末放映两场，一个月下来几乎场场爆满。来看电影的一半冲着看影片中“最帅姜文”，一半怀着一颗向经典电影致敬的虔诚之心，当然最后都获得了超乎预期的满足。

        对于艺术院线联盟来说，一部文艺片能够保持连续一个月的热度和上座率，是值得欣慰的好消息。本月，谢飞的另一部代表作《香魂女》将接替《本命年》继续在新衡山电影院和SFC上影八佰伴电影院连续放映8场。这部曾经与李安的《喜宴》同台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在今天仍是华语电影的一段佳话。但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就此事向谢飞提出采访，希望请他回顾当时拍摄这两部电影的经历和经验时，这位仍然驻耕在电影教学一线、73岁的第四代老导演第一反应是：“烦死了，又采访，陈年旧事不说了。”

        近年来，谢飞的作品在国内外屡有回顾展放映他的几部旧作，参加论坛讲座的机会都不少。谢飞谦虚地将他电影的“高频”重映归结为“数字拷贝修复做得早”，同时，他明辨《本命年》的热度与姜文的话题性相关，依然对艺术院线的未来怀着担忧。

“数字技术使电影能用最好的方式流传”

        澎湃新闻：过去拍的电影重新在电影院里放，对你来说会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吗？

        谢飞：当然。我以前总说我从事的是一门遗憾的艺术，电影作为和现代科技结合的第七艺术，以前是一次过的东西，看过就成了一种印象。后来虽然出现了DVD、电视上播放的电影，但是质量达不到过去的水平，特别是不能以影院集体观赏这种最好的方式去欣赏。以前觉得其他艺术都可以永生，唯独电影，生命力太短。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数字技术出现，使得电影能用最好的方式流传下去。

        我只拍过9部电影，数量并不多。最近20年主要教书，但一直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进步促进了老电影的修复。过去老电影拷贝就是在资料馆里保存着，除了研究者和学习者，其他的人是没有机会看到的。我认为数字技术出现后是给了电影第二次生命，高清数字技术使拷贝达到全新电影拷贝的水平。

        澎湃新闻：《本命年》放了一个月，效果很好。去年也重新放映了一轮你的旧作。你认为是什么使观众重新和这些老电影产生共鸣？

        谢飞：首先我要说明一点，为什么北京上海的艺术院线会放我的电影呢，这是个机缘巧合。十多年前我有个学生做EVD，就是与DVD同类的介质。他出了钱把我的六部电影转成了高清。后来虽然EVD没有普及开来，但是借由当时的机会，把底片转了高清，恰好适应了今天影院数字化的放映设备。

        很多老电影没有数字电影拷贝，除了资料馆存有当资料不能随便放映的之外，很难再找到质量好的没有受过损伤的拷贝。并不是说我的电影是有多好。我们同代，第四代，包括吴贻弓、黄蜀芹、吴天明导演都有很多好片子，但现在找不到好的数字拷贝。我还记得吴天明去世的时候，我们想做回顾展，只有最后一部《百鸟朝凤》有数字的拷贝，想找《老井》、《人生》都找不到了。

        澎湃新闻：这几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会修复几部老电影在电影节期间放映，效果也不错。

        谢飞：全世界各国把经典影片修复高清化是大趋势，我们国家也在做，但还没有成规模。十年前，我在香港遇到邵氏公司把他们七八百部片子卖给一家公司，公司花三年全部数字化，数字化后又专程拷贝。我在英国的一次影展，也同时放了李翰祥的《梁祝》和张彻的《独臂刀》，我是在那看了这两部电影，像新拷的一样。

        老电影修复应该国家出力，民间支持，方法路径还可以拓宽，不一定非得等着国家帮你整理好，像当时是我的学生帮我做的，今天看来非常受用。最重要的是，我们修复以后一定要投向市场，现在很多片子很多单位修完了就变成了一件私藏品。我一直呼吁一定要让电影见观众。邵氏用了三年，700部马上转成了DVD和蓝光。如果有艺术院线可以放映，加上电影节，老电影应该能够焕发新的生命。而且现在国家也支持文化商业行为，老电影也可以进入市场。

现行机制下缺乏专业的文艺电影发行机构

        澎湃新闻：上海的艺术院线联盟两年前成立的时候你就是顾问，这两年商业院线也接纳了一些经典影片的重映，文艺片的出路有比过去乐观一点了吗？

        谢飞：的确这两年有更多的发行方进入文艺片领域试图做出一些努力。华夏前两年开始做“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好电影”的重映计划，第一年放《红高粱》、《那人，那山，那狗》，效果并不好，只有100多万元票房。后来他们就做《大话西游》，一礼拜就有上千万元，最后还是转向商业诉求。去年他们也找过我，想把《芙蓉镇》和《本命年》，趁着《一步之遥》的热度推出，后来《一步之遥》票房并不理想，他们也就压住了。香港安乐公司在北京做卢米埃尔艺术院线，也是为各种片源联系大使馆。大家愿望都很好，但还没有调动起各方面积极性，这是个政策、环境、放权的问题。比如过去的老电影，到底权归谁；还有文艺电影要繁荣放映，面临的审查、分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两年我们看到在政府支持下，国有企业做的开辟艺术院线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太少了。

        澎湃新闻：你的片子也多次参加国外的影展，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国内吗？

        谢飞：我以前就说过文艺电影也要形成文化产业，但是现在它还处在处处受限制的阶段。如果艺术影院有一个比较通畅的途径和商业机制，不要求有大盈利，但也可以自给自足，就能运作好。上海艺术联盟虽然在做，但还是太少了。1980年代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印象里那时候每个大学周围会有两三个艺术院线，人家可以做到三个月不重片，排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专题，新得奖的片子会在这些影院上映，同时依靠全世界百年来经典作品共同支撑起一个艺术影院的长年运作。可能这个影院办个影展大家在一个月里看完黑泽明，过了一年又来一次，因为学生又换了一波。所以艺术电影院线一定要有一定基数量，至少上百部电影的常年轮换放映，不断翻新放映。

        像《本命年》这样的成绩，可能跟它本身的片子、年轻人的话题、姜文的影响都有关系，《香魂女》虽然斯琴高娃的表演非常棒，片子也得了金熊奖，但是今天青年观众会是什么态度，我也挺好奇。一个电影演一个月，我认为一般是撑不住的。

        澎湃新闻：片源也是艺术电影联盟需要重点考虑的。

        谢飞：一个大问题是要有专业的艺术文化影片的发行机构，有途径去购买管理这些影片的版权。比如台湾侯孝贤自己管的一个艺术院线，新得奖的电影半个月就能引入独家放映，同时他有古今中外大师的存货。这个存货就要求有专门的艺术电影发行公司，有版权的合同，又提供好的数字拷贝，没有这样的公司机构，你就不可能运作成功。

“经典影片应成为现代人成长中的必修课”

        澎湃新闻：但是现在艺术院线没有成体系地发展起来，可能也很难有非政府的发行公司来专门从事这个好像没什么盈利空间的事情。

        谢飞：如果有了专门的文艺片发行机构，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最近也在提倡让经典影片进课堂，现在课堂上多媒体已经非常普及，语文课上教一些经典的文学，美术课也赏析过去的绘画，如果我们在观念上认可了经典电影是一种艺术文化品类，那么电影也是完全有资格进入教育体系的。读书是上一个时代的特征，今天经典影片也应该成为经典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成长中的必修课。甚至影视制作的基本技巧也应该进入教程，现代人已经是影像思维动物，中学生就可以掌握基础的拍摄和剪接。其实专题片就像写作文，画面加文字就是散文诗。未来现代人除了写文字拍照片，用活动影像来表达自我也是一项技能。

        中小学按年龄开设赏析课，大学可以办全国高校的文化电影教育院线，各个学校应该有一定数量积累的经过时间考验的电影。名著、名人的传记片，各国文化代表的影片。现在市场上通俗娱乐的东西就不用放了，到处都看得到，学生有兴趣自然会去看。就像当年任何一个大学的文学系，不用讲畅销的韩寒、郭敬明，你可以去关心，但不用进课堂。

        这种培养不是为了商业市场培养观众，而是让下一代通过电影接受精神文化的滋养。如果从小看过好的片子，那观众就不会在看到《小时代》、《泰囧》的时候觉得好上了天。

        澎湃新闻：你上述提到的两部影片，代表了现在电影市场上两个现象，一个是各行各业的人“跨界”来导演电影，一个是商业类型片比如公路喜剧、都市爱情喜剧的扎堆，对此你怎么看？

        谢飞：这都是正常的，这是个非常兴旺的娱乐业，谁不愿意来，来的人都没错。但是来的人自己要想清楚自己的标准。作家当导演，这事其实太正常了。导演是综合艺术，条条道路通导演。以前导演包分配，第四代第五代成活率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1960年到1965年上学的时候，业界的口径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不能用，他们只会说不会做”。所以我们第一届毕业生，比如吴贻弓他们，当了8年的副导演才有机会独立执导。大导演没有几个是科班的。后来因为“文革”整个文化环境的变化和青黄不接，第四代第五代出来后，好像电影学院学过才能拍电影，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无数人大学专业学的跟从事的专业没关系，没必要在电影上较这个真。

        至于商业类型片你看它很兴旺，其实看的人还是一小部分，中国电影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观众。现在说的核心的电影观众，是城市里平均21岁的这群年轻人，有喜欢进电影院的，每月进一次，一年也有12次。说是6亿到8亿人次，实际上不过是5000万。中国人均观影0.5次，是全世界最低的，还有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走进电影院，所以不要觉得有多少人爱看那些烂片，其实没那么多。在13亿人口里是很小一部分。只不过它产生的利润已经足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这一小群人量身定制看起来非常单一类型的电影。除了那些21岁的，31、41岁的人晚上吃喝玩乐捏捏脚，这个咱就不说了。眼前这拨观众你要改变已经不太容易了，他们已经工作了，他们就是要娱乐。他们被娱乐的方式也已经定型了。但教育应该是百年大计，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正确的机制。如果从小培养一些文化气息，这样就会改变未来。

        澎湃新闻：可能因为现在看电影产业一面蓬勃一面又有很多乱象，大家都想找原因出在哪，是人不对了还是机制不对了？

        谢飞：无论是资本还是人从各行各业进入都没有问题，电影本身就是开放的。重要的是政府要放权，艺术电影的尺度也好，商业电影的市场也好，让行业协会和市场自己形成自律的标准，就像NBA球员半年不打球，美国编剧协会经常闹罢工，这是行业的自我制衡。我们说演员钱高了，工会可以调节、自制，而不是电影局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