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的群众路线如果落实有效性很高，其他国家应该学

        “群众路线如果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它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官样的文章，没有真正贯彻，现在很多基层干部是走读干部，（只是）每天开车到某个镇上班。”王绍光说。

        《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的两部近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基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辨析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提出以“代表型民主”超越“代议型民主”，以“人民社会”超越“公民社会”等观点。

        4月4日晚，王绍光教授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了这两本书的读者交流会，并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cn）记者的采访。

 “国家的社会保障必须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保障在过去十年左右有一个‘大跃进’”，王绍光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cn）记者说。根据王绍光的研究，中国在医保、养老保险、低保、保障房等社会保障上的投入已占中国GDP的11%左右，其中2006年至2015年中国要建设5100万套保障房，“假设一户是3口人就是一亿五千万人，基本上是一个日本，半个美国。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件事，但是没人真正说过这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跃进。”

        王绍光曾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从1.0到3.0的三个阶段：从1949年-1978年的“匮乏阶段”、1979年-2001年的“温饱阶段”、2001年以后的“小康阶段”。其中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让人们普遍感觉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王绍光坦言：“现在我也变得非常矛盾，一方面，过去很多年我一直在提倡要把保障水平提高，但是现在看到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数据后，又觉得不能提高太快，因为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必须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根据王绍光的不完全统计，社会保障投入份额占国家GDP11%以上的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我国每年10%-20%的社会保障增长速度将面临经济下行、税收减缓的巨大压力。“社会保障一旦铺开，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它。大家都想减税，都想把保障加起来，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希望。”王绍光说。

“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

        王绍光把中国体制的优势总结为灵活，或者在他的书中阐述的“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王绍光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摸着石头过河’，它不是形象的东西，它是一边干一边学，有时候一脚踏空了，但另一脚可能就走对了，就这样慢慢往前走，这就是中国的活力。”

        王绍光试图以农村医疗融资资本制的变迁为例探索中国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的”，研究一直追溯到1954年以前合作医疗的萌芽阶段，从传统合作医疗的兴起到衰落、新型合作医疗的探索与建立，来梳理史实分析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

        王绍光在《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中总结中国的体制属于高适应性体制，而许多选战喧嚣的体制却只能归入低适应性体制。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竞争性选举是划分政治体制是否优良的唯一标准，但王绍光从是否具有学习模式和适应能力来划分体制优劣。

        王绍光认为，具备适应能力的中国道路“不是直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它一定会有失误，这么大个国家，那么多事要办，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它一直在往前走，碰碰撞撞，而且走得还不算太离谱，我觉得这是优势所在。”

“政道”指的是治国的目的，“治道”是治国的手段

        王绍光在交流会上坦言，这两本书中隐含着对政体思维的批评，他在《政体与政道》这一章节中写道：“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在不少人眼里，一些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

        所谓“政道”指的是治国的目的，“治道”是治国的手段。王绍光将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定义为视野的宽窄，西方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的一小部分，在中式政道思维中制度只是一部分，因此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和政体决定论。

        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的“道”文化被王绍光应用在政治学的研究中。王绍光在交流会上说，“中国的思想家在疆域大、人口多的共同体里面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的目的，这个叫做‘道’。”

        王绍光在《中国·政道》写道，“西方的学者讲到中国的时候，先给你戴帽子——威权体制。后来觉得怎么跟伊朗的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的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帽子上加一点花边，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的威权体制，这是一种花边。”

        在过去几十年里，“权威主义的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

        “群众路线”也是《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谈到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的群众路线作为民主的实现方式，我觉得是可以把它普遍化的，是带有普世价值的，（我觉得）其他的国家也应该学习。”王绍光在交流会上说。

        他以美国女议员来举例说明，“最近有一个美国女国会议员实践了一把群众路线，当然她从来没有听说这个词。她去了一个无家可归人员收留中心，住了一个晚上，她发现很多事情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她从来也不可能体会到。她写了一篇文章，建议国会议员都有必要体验一下。这不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吗？过去我们叫做‘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绍光认为，“群众路线如果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它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有些时候会变成一个官样的文章，没有真正贯彻，现在很多基层干部是走读干部，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住，（只是）每天开车到某个镇上班，或者到村里来上班。”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后中央决定展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路线回归的教育运动，但是如果把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式民主的核心的话，不是单纯通过一次教育就可以实现的。王绍光的观点主要是，群众路线是一个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问题，群众路线作为中国独特的逆向参与的实现形式，能够帮助决策者走出体制，主动了解民情、了解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的政策。

        在王绍光看来，世界非常复杂，我们就要按照复杂的世界来考虑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现存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而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或原则是：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