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苏力人大演讲：强调国情是为了更好改革

“北大未名版政治坐标测试”数据公开：七年间十七万条

                2007年起，一套“北大未名版政治坐标系测试”在中国高校BBS和各大论坛中流行。这套诞生于北大未名reader版网友之手的测试题，其最初的创意来自于英文版的“政治指南针（political compass）”测试。该测试认为认为单一的左右政治坐标不能反映现今社会的复杂面貌，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不可分割，因此需将原单一坐标变革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三维坐标。这套测试题的结构为：政治二十题，经济二十题，文化十题。政治和经济都以左右界定结果，而社会文化以保守/自由开放来区分。

        而未名reader版的网友认为，应该有一套建立于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反映中国国情与政治文化的“左与右”测试。经由未名网友们四天的集中讨论后，形成了这套政治坐标系问卷。此后，这套问卷一直以网民自发转载的方式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流传。

       在一个专门为此这套试题制作的网站上，从2008年至今已经有一百万人做过这个测试。本周，该网站公开了这组数据，网站制作者称：“这是一份关于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庞杂记录。”这份数据记录的内容达十七万条。

        这份数据的结果在网络引起了广泛讨论，有网友说：“你知道吗，有一半的人反对私人可以拥有和买卖土地；只有1/4的人认为国家无权干涉个人生育!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就如何看待这些数据，并进行进一步的使用和分析这，网友间展开了讨论。

        早在2014年，美国西北大学的吴晓曾利用其中2008-2011四年间的数据，在《国际传播学刊》上发表了一份研究。这份研究主要针对数据结构内部的相关性展开，结果显示，中国互联网中稳定存在着两类明显不同的个体，一类人的政治信仰系统高度系统化，他们的信仰体系发端于中国网络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而第二类人对于各类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则似乎缺乏自洽的逻辑，他们给出的答案间的相关性很弱，没有任何共同的信仰系统。此外，这两类人在经济平等类议题上都缺乏系统认识，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这一类议题上的分野最不明显。

        目前已有的针对这一数据的分析，大多就数据相关性展开。例如网友xccds利用GBM模型计算了问题回答对收入的重要性，发现有三个问题时是最重要的：

        比如， “条件允许的话应该武力统一”，这一问题与收入水平的重要性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是其自由，无论其婚姻关系为何”，这个问题与收入水平的重要性呈正相关关系。

        xccd开玩笑说，因此这一份数据可以起到用政治态度来预测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的作用：“女性同胞们，千万不要去找那些要武力统一的人当自己男朋友。”

        社会调查和数据收集的技术，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例如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主张“调查权”和“民调权”。而网络时代的民意收集，也不仅仅只需要IT技术。对于确定需要测量的变量、确定测量的信度与效度，这些问题都需要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其他知识。在这一视角下，这这份草创的网络数据就彰显出其粗糙性来。例如，若要以此数据对中国网民的政治态度进行长时段分析，由于这组数据并非针对某一个人群反复抽样，结果就会有较大的偏差。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参与测试的，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群。中国网络世界中，这一问卷的传播特点可能是：在一个公共事件爆发后，大家开始讨论政治立场问题，一个微博大V可能突然推了这个网站，关注大V的人群参加了这个测试；第二个公共事件爆发后，另一个大V又推了这个网站。但两个大V的关注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

苏力人民大学演讲：强调中国国情，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3月27日，朱苏力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做了主题为《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的演讲。

        在演讲中，苏力抱持其一贯的反对依照抽象观念的法治改革，强调法治的本土资源的态度。苏力认为，时下对于法治的理解，往往更侧重于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法治更应该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用社会视角看待法治并非意味着让国家有仲裁权的法律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恰恰相反，国家制定的法律要给生动甚至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苏力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一组概念，说明今日法治建设的关键。如今，中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5%，在过去三十年间，将近六亿的人口先后进入城市。城市地区的人的生活状态，遇到的大量的都是陌生人。而这种社会状态就给许多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一次性交往带来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例如、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流动者，他们遇上各种麻烦时，需要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而当没有熟悉的可信赖者时，法院、警察这一套公共治理机构，就成为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苏力认为，今天谈法治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来谈。在他看来，中国法治建设最成功之处，在于以法治统一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人、财、物的流动，由此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变化。由此，在解决食品安全等社会失范问题上，一贯强调风俗的苏力反而是制度派而非道德派，这与他对社会失范问题的结构性分析有关。

        在苏力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并未发生改变。因为人类自发产生的责任感，往往是爱我们的亲人。而当面对远方的、不再见面的陌生消费者时，无法涌起这种在小群体中会自然发生的责任感。这是人的特点而非缺点。“因此一个农民给自家孩子或孙子喂奶不会加三聚氰氨，但在卖给奶粉厂的时候就可能加入三聚氰氨，为了挣钱。我做了地沟油，卖给遥远的地方，我不在意，但我不会在教师节时拎着两桶地沟油去看望恩师。”而市场经济令产品自由流动，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检验，需要用制度来补足人性的这一特点。“而这一点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可能认识很不足。”

        此外，苏力尤其强调民生问题，因为它事关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得部分人群不再适应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此外流动社会中，人们对于生活标准的参照系也大大拓宽了。这些因素迫使和要求国家必须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民生问题。苏力强调，利益的平衡必须靠法治而非慈善事业，这涉及到的是分配正义问题。

        苏力强调，“我们讲中国的问题，强调中国国情，从来也不是拒绝改革，从来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革，为了减少全社会的风险，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在讲座的后半程，他屡屡强调，文化上经济上同质的社会易于建立成法治社会。而中国因其内部的不平衡性，有城乡、族群等问题，这一点始终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此外，随着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政治法律的决定将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利益平衡：“（例如）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你一旦为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建筑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在文化问题上，苏力不看好儒家。他认为，如今我们已经接受了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一整套现代社会的科学话语。已无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