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谈《上海摩登》：上海路牌可以大胆把法语路名摆上去

李欧梵、罗岗和倪文尖三位学者关于“都市与文化”的讨论就是从《上海摩登》这本书开始。

        学者李欧梵1999年出版的《上海摩登》 在世纪之交的上海热和文化热研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同时也是部兼具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著作，长销至今。4月4日在思南公馆举行的第60期思南读书会上，李欧梵、罗岗和倪文尖三位学者关于“都市与文化”的讨论就是从《上海摩登》这本书开始。

        写《上海摩登》这部书跟李欧梵个人文学趣味有关，他对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感兴趣，比如住在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1980年代初，李欧梵来到上海拜访了施蛰存几次，顺着这个线路对刘呐鸥、穆时英这些作家进行研究。“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也是迷迷糊糊从文学研究进入到都市文化研究，当时在中国还没有都市文化这门课。”李欧梵说，“我发现研究新感觉派和现代都市、都市文化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基调是以农村为主、以革命为主、以社会改革为主，而上海的却是一个例外，也就是李欧梵说的“摩登”。

        李欧梵说，当时研究上海的时候，“觉得上海属于我的，在美国没有人研究。”而现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面貌、潜在力量、文化资源，甚至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影响之下，它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变成全世界研究文化很关心的问题，“上海已经不属于我的了。”

        学术研究著作《上海摩登》的流行，跟1990年代后产生的上海怀旧热有关。而上海怀旧热之所以会产生，又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成为一个新的改革起点有关，“这个改革的起点，在研究中叫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而1990年之后的一个词叫全球化，上海重新来到全球化的脉络中，它在全球化脉络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学者罗岗说，上海曾经在全球都市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现在是想象上海在未来世界中占有什么位置。“到今天，这个想象还是一个未定的东西。”

        “多年之后我才发现，上海很多年轻人在看（《上海摩登》）”，李欧梵在思南读书会上说，他自己写完之后就完全不管了，虽然后来发现里面有些错误。“我当时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有什么影响。”李欧梵说，现在回过头去，他觉得这本书可能有点过时了，但自己也没心情再去改写，“就当成是一个半过时的文本。”

        李欧梵讲到在《上海摩登》里，他当时太拘泥于新感觉派作家，而对上海左翼提到不多，“我其实不应该花这么多笔墨，比如我觉得刘呐鸥电影理论写得不错，但是小说并不见得那么成功，这个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台湾人认为他是神一样的，什么都好。”

        李欧梵现在定居在香港，他称自己是半个香港人，谈论着上海，不自觉的会把香港带进来。他说自己漫步在上海街头，有时会感受到历史的幽灵，人可以和历史交谈，上海的资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是在上海独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香港完全消失。香港旧的东西几乎全部拆掉了，当然我也讨厌金茂大厦。”

        李欧梵说自己曾在差不多10年前应邀为美国读者写过一本关于香港的导游书，作家董启章的太太黄念欣负责翻译成中文版，但中文版至今还没翻译完毕，“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很多建筑和东西已经没有了，“只有非常草根的香港还在。”而这些草根文化在李欧梵看来，已经成了香港人文化认同最基本的东西，尤其是香港年轻人。“香港的文化是一种极为复杂、嘈杂，可是有生动、生力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有主题、主体、主旋律的东西。”“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文化；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虽然最近闹了很多事，但还是一个开放的城市。香港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确定的城市。”

        在李欧梵这个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上海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对于自己的文化历史非常敏感，政府和民间都在深挖文化底蕴，而在他看来文化靠的是活生生的个体生命。这也是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遗憾的地方，作家写了很多，但日常生活写的太少。

        讲座举办地思南公馆处于以前的法租界，李欧梵认为，上海要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城市，它有条件包容上海话、普通话、英语、法语的使用，“如果再大胆点，路牌上把法语路名也摆上去，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可以整个把历史带回来，当然可以批判它，这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