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可卡因之都，只有教堂附近没有尸体

        《杀手圣母》(La Virgen de los Sicarios)的作者名叫费尔南多·巴列霍（Fernando Vallejo）。有朋友听见就感慨：大诗人也能写好小说！哦不，这位巴列霍不是《人类诗篇》的作者、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他写的也不是《人类诗篇》，倒更像是但丁的《地狱篇》——这地狱名叫麦德林。

        四季如春的麦德林（Medellín），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世人印象中的可卡因之都，毒品和暴力的代名词。美国前毒品管制局局长说，与麦德林的毒品集团相比，美国的黑手党就像小学里的学生，日本的山口组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

        很少有人记得这里也是诗人莱昂·德·格雷伊夫（León de Greiff）的出生地（俄文译者说他是天上的星系，而其他诗人都在地上），是浪漫主义大家豪尔赫·伊萨克斯（Jorge Isaacs）的安息所。而另一位叫豪尔赫的小说家，刚刚获得2014年西班牙丰泉奖的豪尔赫·佛朗哥（Jorge Franco）也是麦德林人，他的小说《外面的世界》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绑架的消息》一样，都围绕一桩绑架案展开，但佛朗哥在风格上与他的前辈完全不同，被称为黑色电影版的中世纪童话，仿佛“格林兄弟与科恩兄弟”在麦德林携起手来……

        小说主人公多年以后重返故乡：“我的麦德林，仇恨之都，撒旦广袤国度的心脏。” 只需举出两个细节，读者就能了解，在小说家笔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麦德林是怎样的所在。一处是主人公睡前的感慨：“伴着枪声睡觉比雨声更好——在床上更有安全感……”另一处是教堂对面角落里的标语：“此处禁止乱丢尸体。”

        麦德林没有贝雅特里采（准确地说，不需要)。也没有《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种加勒比式的卡萨诺瓦。主人公“我”先后爱上的是两个祖母绿眼睛的男孩，他们的职业是杀手（死神是他的维吉尔）。

        他们给钱就杀人，有时候没钱也杀人，有了钱就去买美国牌子的运动服运动鞋，他们最心爱的奢侈玩具是乌兹微冲……对了，小说标题的另一半是“圣母”：杀手男孩都是圣母的虔诚信徒，他们向那位完美的母亲祈求、许愿、还愿、再祈求……

        杀手永远不离身的有三个护身符：脖间，小臂和脚踝，分别保佑：有活儿干，不失手，不被欠款。他们甚至用被祝福过的圣水煮子弹，据说效果非常明显——“我”这样描写自己情人的枪法：“……朝他额头开了一枪，打在正中，就在圣灰星期三给你画十字的地方。”

        被少年杀手称为“音乐”的东西在“我”眼里是灾难性的噪音，但从未读过一本书这一点却成为“我”爱上他们的重要原因：“……未被铅字玷污的纯洁。”按照这样谐谑的反智逻辑，主人公自己无疑已被深深“玷污”。作为出版过专著的语法学者，职业习惯促使他格外关注杀手少年的行话——“那个条子爱上我了”不是说那警察是同性恋，而是说警察想杀了我。爱上即杀死——贫民窟用语中被他发掘出古老的爱与死（Eros y Tánatos）母题。

        曾经有评论家在这部小说里看出几乎同样古老的“引诱者”传统：《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以及西班牙古典文学中的拉皮条女人塞莱斯蒂娜。

        但也有人认为从反成长小说的角度来解读更合适，因为这里的年少者没有按常理接受年长者的人生启迪，反而是后者在前者身上学习和感悟。小说第一人称的忏悔模式又暗中与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骗子外传》遥相呼应，只是“我”所讲述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身边少年的杀戮生涯，非但不阻止也未按照古典套路在讲述之余或真或假地表示痛悔，反而对令人发指的罪行表示赞赏：“怎样杜绝青少年犯罪？——灭绝儿童。”

        因为他深信在无可救药的国度，毁灭天使为行善使者，日常暴力即残酷诗歌：“如果真的每个人代表一颗星，你得打灭多少？你这一路走过来，天空都黯淡了。”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冈萨雷斯·埃切瓦里亚（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在《现代拉美文学导论》里假设，如果尼采改行，写出来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小说。

        在对各类传统的颠覆和继承之余，小说家时常毫无敬意地向诸多文学正典致敬：

        在胡宁街，我们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家伙。“你们不会走路吗，死娘炮，”他对我们嚷嚷，“还是说你们不会看……”就这样，谁能想到，他这辈子说的最后一个字是“看”。……他再也看不见了。这些死人睁着眼睛但看不见。而看不见的眼睛，即使别人能看见它们，也不能算是眼睛，深刻的诗人马查多曾经富于洞见地指出这一点。

        这里影射的当然是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的名句：

        你看见的眼睛不是

        因为你看见它才是眼睛：

        眼睛是眼睛因为看见了你。

        卡斯蒂利亚的大诗人估计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隽永玄奥的诗行会被故意“按字面理解”，成为新大陆日常罪行的绝妙反讽。

        另一次“我”与少年杀手在咖啡馆吃饭，因抱怨餐厅不提供整张的餐巾纸而被女招待鄙视，后续情节毫不意外：少年开枪，从此女招待永远不会再鄙视客人。离去之余，主人公“我”不忘拿《罪与罚》的主人公开涮：

        “这儿吃的不错，以后再来。”当然您能理解，我们再也没去过。回到以前的地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套蠢话。他杀了老太太还回去，可我不。回去干嘛？在麦德林有的是咖啡馆。

        当暴力成为最寻常的现实底色，一切深刻的文学梗都化作荒谬的笑柄。这里没有裹在被单里升天的处女或饮用热巧克力就能拔地而起的神甫（除非被炸飞）；没有复活的死人，没有延续百年的家族，只有注定无结果的同性爱恋，和从不衰老的少年（变老前已将杀人和被杀的宿命完成）。没有被神秘雨林环绕的伊甸乐园马孔多，只有被贫民窟环绕的深谷幽城麦德林。魔幻现实主义的黄蝴蝶变成地狱上空盘旋的黑秃鹰：

        我想要这样的归宿——我对阿历克斯说，被这些鸟儿吃掉就可以在天上飞。

        这就是引诱者费尔南多的救赎之道：杀手是死亡祭司，秃鹰管灵魂搬运。

        小说最后，主人公告别停尸房里的少年爱人，终于上路，而全书以一首民歌小调结束：

        祝君好运来，

        出门汽车撞，

        火车把膛开。

        2014年4月到麦德林的时候还没听过这首歌，不然我大概早没了勇气继续这场旅行。那几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单独行动，涉足之处都是大学、图书馆、电视台、书店……

        我不能确定，是自己匆匆几日游客掠影不足为凭，还是毒品之都的暗影早已时过境迁（1993年12月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击毙），总之除了观景台上远远瞥见的贫民区，以及进入大学校园时严格的安检，我印象中的麦德林与费尔南多·巴列霍笔下的罪恶之城似乎毫无交集。但那时候我还没读过1994年出版的这本《杀手圣母》。在离开哥伦比亚八个月后，我才遇见小说主人公的这句话：“……不是我编造出这现实，是这现实编造出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