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男二号”、张居正继任申时行何时改姓？

        申时行是万历年间继张居正之后著名的大明首辅，在黄仁宇的畅销书《万历十五年》中以“男二号”出场，为广大历史读物爱好者所熟知。作为清代乾隆年间就开始传唱的一部著名戏曲《玉蜻蜓》的男主角，申时行以及他的本名徐时行在古代的人民群众中有着更高的知名度。《玉蜻蜓》编造了申时行的离奇八卦身世，当然纯属创作，其故事惟一真实的原型即申时行中状元前确为徐姓。但历史上申时行改姓的具体时间史学界却无明确说法，一般只模糊提到改姓在中状元之后。近期北京德宝的迎春拍卖会上拍出一件目前传世书籍中，据笔者陋知，惟一题名为徐时行的《徐状元书主意》五卷残本，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申时行的早期身世大有助益。

        申时行早年改姓前所著书刊行的有两种可考。其一为《群书纂粹》八卷，《四库全书子部存目》著录，《提要》云“是编掇摘诸家议论之文，分类纂辑，以备策论之用。不足以言著述。殆其应举时所私抄，而传写者授之梓欤”。通过四库提要对其内容的分析，应该多半即是徐时行壬戌（1562）年高中状元后所刊。遗憾的是此书今已失传。另一即为《徐状元书主意》，此为版心缩写的书名，每卷首末所题全名为《苏郡新刻壬戌状元瑶泉徐先生真传书经全主意》，十二行二十五字。这种长长的书名多见于万历以后，但嘉靖时期亦有相关例证，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书林胡氏刻有唐顺之的《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等。

        以笔者寡见，徐时行此书也长期处于亡佚状态，历来藏书目皆未载。但有在其稍晚刻出的两种《尚书》类著述，均于序跋里提到该书。一为《经义考》著录《书经虹台讲义》（今传世，具体书名为《黄徽郡新刊书经讲义》），其嘉靖四十三年（1564）自序：“盖尝三复旧说，博采师友之阅见，如屠道南《研几录》……徐瑶泉诸讲说……集成《尚书讲义》。”此序虽未题到书名，但所指即为《徐状元书主意》无疑。

        另一是徐胤锡为郑晓《禹贡说》作的跋：“昔先君为卿于朝，随学焉。……从端简公数月。时先君以病不能躬谒也。郑师出一帙曰《禹贡说》，谓予曰：‘子能了此，《禹贡》无难矣。’不幸先君即弃世，予扶柩南归……予幼弟时锡先君命予教养而无其师，乃谋诸……佥谓徐瑶泉时行真今日《书经》师也，因延诸家艺以训幼弟。予虽少长于瑶泉，仰其德学，实师事之。因出郑师所作《禹贡说》，瑶泉捧诵不已，予复语瑶泉当法郑师之意作《虞商周说》以足郑师所未备。瑶泉首肯，斟酌五年而后成。今瑶泉《讲意》大行于世而郑师《禹贡说》独缺，读是经者恒以为歉，予故梓之以与同志者共焉。呜呼，二《说》并行，数圣人之心法见矣。隆庆二年中秋日旧吴玄适子允泉徐胤锡识。”

        此跋对于研究申时行的生平早期事迹非常重要，似一直未能被学界重视。另在申时行《书经讲义会编》四库提要中有：“考徐允锡作郑晓《禹贡说》跋云：‘尝属徐瑶泉作《虞商周书说》，以补所未备。’徐瑶泉者，即谓时行，盖时行初冒徐姓。允锡跋作于隆庆二年，时犹未复姓也。据其所言，时行盖深于《尚书》者。然其《书》说竟不及成，惟此编存于世云。”四库馆臣之疏漏触目惊心，不仅把徐胤锡名字弄错，跋文中明确提到“《讲意》大行于世”“二《说》并行”等信息也被忽略。从跋文可知在隆庆二年（1568）《禹贡说》刊行之前徐时行的书经讲说著作早已行销，也就是最近刚拍出的这本《徐状元书主意》。古人称引长篇书名没有具体照录的习惯，一般只用简称代之。这篇跋文让人吃惊的是，徐时行给人讲授《尚书》的时间跨度非常之长。从《徐状元书主意》这类书的出版规律来看，就是在徐时行中状元当年刻出的。后来其在《书经讲义会编》序中也提到：“既卒业，遂获隽以去，而好事者谬有称述，颇流传四方。”流传四方的也即此书。考其中状元时的年龄并不大，仅二十八岁，按此跋其得郑晓《禹贡说》在五年以前。而徐胤锡在送给徐时行《禹贡说》之前又随父在朝多年，徐时行在徐胤锡父入朝之前曾在其家教授《尚书》，年纪还比徐胤锡小，估计也仅十来岁就被乡贤称颂为“《书经》师”。《尚书》是古代经学著作中最难读的一部著作，申时行除了读书方面的天分外，其少时的童蒙教学经验恐怕也给后来的经筵侍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万历皇帝正是年幼登基，少年人容易对佶屈聱牙的《尚书》经文提出的相关疑问，申时行无疑有着丰富的应对经验，因而良好地胜任了万历皇帝的开蒙工作。其任帝师的教学细节，也不是申时行另一部当时最为流行的《尚书》说解著作《书经讲义会编》所能完全体现的。

        回到《徐状元书主意》一书，此次拍出的虽为残卷，但重要的是恰好存有卷三《禹贡》一篇的说解。这也使申时行和徐氏宗族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有了合理的注解。注意《禹贡说》跋虽明着对徐时行都是褒词，但“读是经者恒以为歉”，即为暗示《徐状元书主意》一书中的《禹贡》说解并不让士子们满意。其实算来徐胤锡得《禹贡说》已十余年了，他若有心刊行早就刊了，其述送徐时行的原因也流露出此书绝不会轻易示人。

        《徐状元书主意》一书中除著者徐时行外，另列有：“同年进士南沙向钶校；庠生吴之臣，门生颜承基、陆云龙阅；三衢阊门竹轩童有年梓。”徐氏宗族在苏州的庠生肯定不会少，徐时行门生中的徐姓恐怕也不止徐胤锡家，更何况徐胤锡还送过郑晓的《禹贡说》。但此书的刊刻完全没有让本乡徐氏沾边，估计当时见孙子高中状元，徐时行的祖父即告知其本姓申之事。由于另一本徐时行著的《群书纂粹》已经失传，也不排除此书刊刻有部分徐氏宗亲参与。因为校刊书经注解显然需要较高的学识基础，徐时行未让苏州当地徐氏参与《徐状元书主意》的校刊，也许只是觉得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尽管《徐状元书主意》一书的刊刻过程肯定已让以徐胤锡为代表的部分本乡同姓不满，但这毕竟是苏州徐姓中的一大光彩事，而且徐时行未来仕途顺利的话，大家还指不定要有什么托求他的地方，因此徐胤锡也没有在《徐状元书主意》甫刻的同时就刊行《禹贡说》。

        《同治苏州府志》中记载有徐时行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撰《学宫记》碑，该志另载万历年间题名申时行的两方碑记。这些题名反映出徐时行中状元后返苏州为祖父丁忧期间，仍用原名。在《申氏宗谱》序中申时行提到“余乃上疏请复申氏”，而在申氏《赐闲堂集》中却没有收录这篇疏文，恐怕也是不愿刺激苏州当地徐氏宗族的感情。这不仅让其改姓时间一直难有具体着落，也成了后来戏曲创作者编创的灵感源泉。是什么使徐胤锡把一直秘不示人的《禹贡说》拿出来刊刻呢，恐怕正是徐时行要改宗姓申得皇帝批准的消息传回苏州促成的。申时行起复和徐胤锡刊刻《禹贡说》恰在同年，这恐怕并非巧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申时行服丧的时间也极不正常，从嘉靖四十二年直到隆庆二年，远超常制。这应当是其向皇帝上疏改姓需要准备考订清晰的世系资料，而在原有的丁忧期内未能备齐相关资料，故为全其祖父之志，直到资料筹备充分后才起复。

        综上，徐时行是在为祖父超期丁忧后，于隆庆二年得到皇帝批准改姓申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