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爱”和道德是所有社会阶层最沉迷的幻想

        2007年英国电影《逐爱天堂》（Angel）开头，一名踏雪上学的校服女因为贪看路边一间名为“天堂”的大宅，上课迟到了。古板的中年写作课女教师于是请这位名为“安琪”（Angel，意为天使）的女生当众宣读日前留的作文“我的家”，并对其森林古堡孔雀的梦幻之家嘲讽道：“你难道不是住在镇上街角杂货店楼上吗？你确定你没有从狄更斯和科雷利那里偷师？”

        科雷利正是这部电影所要致敬的维多利亚畅销书作家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安琪和玛丽，两人都有终生厮守的忠诚女伴，都爱上任性画家，都有强烈个性，都爱堆砌紫色词藻，都好写温柔罗曼司；但除此之外，这部改编自伊丽莎白·泰勒（不甚著名的英国女作家，并非那位好莱坞影星）1957年同名小说的电影，实在与科雷利的真人真事不匹配。那真人真事是该遗忘还是该纪念，还需了解后再说。

        今日玛丽·科雷利文名湮灭，当年却是创作三十本小说、红遍英美、年销十万册的最畅销最赚钱的作家。她曾有新书第一天上市就卖出十万册的纪录，而同时期福尔摩斯的年销量只有一万五千册。

        她的题材覆盖神秘科幻浪漫爱情宗教通灵与催眠，涉及原子能、细菌战，还提倡学校开展性教育，呼吁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这份庞杂搁到今天一样不落伍。她是激昂的卫道士，自诩的女先知，一本书接一本书地抨击金钱对人灵魂的腐蚀，赌博酗酒的危害，还有教会、教育、出版、文学、法律以及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堕落与罪恶。

        她是个矛盾的女权主义者，既提倡女权，又反对妇女争取选举权。她还超级自恋，几乎每本书里都有一个正直独立、公正无私、娇小美丽的天才女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形象，也就是她自己。她的粉丝上至维多利亚女王，下至刚刚识字的穷苦女店员。

        首相格拉斯东曾登门拜访，赞美她“笔尖的魔力将能影响大众”。作为宗教领袖之一的威斯敏斯特主教星期天讲道时会引用她的作品，并说再无词句比之更美。王储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曾请她吃饭，席间拿起她的小手赞叹：“从小东西中诞生何等奇迹。”1912年更有一慕名拜访的奥地利妇女说，在奥地利，科雷利比莎士比亚拥有更多读者。

        这份一时无两的传奇，要从科雷利迄今无人能解的身世之谜开始。她本名蜜妮·麦凯（Minnie Mackay），是报道过美国南北战争的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的养女，实则可能是其私生女，或者竟是外孙女，是麦凯的女儿（十七岁时死于热病）与意大利男子结合的产物。更有野史说她是“雪夜”丢在麦凯门槛上的弃婴。

        在《逐爱天堂》中，萝玛拉·嘉瑞（Romola Garai）饰演的安琪穿起蓝裙纤腰一握，身材颀长，但其实科雷利本人极矮，据称只有四英尺（一点二二米）。她的一位访客说她坐时不显，站起来立刻矮了一截，因此推断她大约腿短得厉害。故此年轻时照片不多，要有，也是穿长裙站在楼梯上或高台上裙摆拖曳使人无法辨其身高的。成名后更是长期不公布照片，刻意营造一种神秘感。

        后因偷拍防不胜防，不得已在1906年（迟至五十一岁时！）发表一幅半身像。经过处理的照片上，轻曼裙装裹身的她有种年轻缥缈的美，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风格气质更迥然不同于1890年代流行起来的剪短发穿男装、抽烟、打网球高尔夫的“假小子和女巨人”，而这正是科雷利深为不喜的“新女性”。

        无奈这十岁小孩的身高，幼时搭配金发蓝眼还有种娇小可爱，赢得家人朋友“小女人”（The Little Lady）的昵称，晚年却因发福状如侏儒。但此时倒不忌讳照相了，在她退居的莎士比亚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留下不少影像。同时，为了彰显她“故乡”意大利的品味，她还专门从威尼斯买进一只贡多拉，起名为“梦”，连同一名穿戴全副行头的意大利船夫，供她在埃文河上泛舟。

        在《逐爱天堂》里，出版商问少女作家安琪为何写作，是否读书很多，安琪回答：“我不怎么读书，我也没有书，我整天都在写。”这大概也算科雷利的写照。至于为何写作，她真是纯粹为了谋生，因为当时家庭经济已经很差，而她本想用来赚钱的即兴钢琴音乐会又太辛苦。

        故此处女作《两个世界的罗曼司》（A Romance of Two Worlds，1885）出版时科雷利已是三十岁的“高龄”，名字也从苏格兰小家碧玉的Minnie Mackay改为富有意大利情调的Marie Corelli。这部讲述女主角如何被“物理电”送入其他星球漫游的小说被评论为不像小说，像“一篇分析电对人类生活和行动有何影响的论文”。要知道贝尔发明电话是在1876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是1879年，投入家用还要等到1887年，大多数英国人此时还在使用煤气灯——因此电绝对还是新事物。

        这种杂糅科幻（其实也不是真的科幻，科雷利是很恨科学家的）、神秘与浪漫的风格在读者中一炮而红，却开启了批评家的恶感。他们一辈子忽略她贬低她，她也不按惯例把书寄给书评人，还训练狗咬烂他们的评论。直到她死，种种讣评或者说她作品“不见层次，只是黑色和金色”，或者说她“血气旺盛的”文风“如同土耳其地毯般纷繁复杂”，甚至说她常犯语法错误。

        如此轻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反抗当时文坛公认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潮流。这是乔治·艾略特、哈代、吉辛和左拉的时代，科雷利却大肆书写浪漫爱情，还紧抓灵魂转世不放，追求超验体验和神秘质素，文字风格既感伤造作又自以为是，如何不引衮衮诸公反感？

        对此她曾反驳：写街上衣衫褴褛的捡垃圾女人就算现实主义，写罪恶庸常写人坏就是现实主义，写人善良高贵写人好就是“超验的愚蠢”？她认为人的内在自我最难估测，而那自我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浪漫或悲剧，才是最值得书写的内容。

        听起来多像三十年后的小说改革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可惜伍尔夫对科雷利充满讽刺，认为她平庸空洞，唯善“做梦”，作用无非是让诸如小女裁缝这般的苦力在结束一天的辛劳后，幻想自己是科雷利式清纯高贵的女主Thelma或者Mavis Clare（缩写正与Marie Corelli相同，无疑为作者自况）——自我欺骗而已。需要说明的是，今日已成普遍的英文名Thelma和Mavis均为科雷利首创，引得当时无数粉丝以此给女儿命名。

        但即使伍尔夫也在纳闷，为什么品味高超如王尔德居然会欣赏科雷利？“伟大的奥斯卡！光荣的奥斯卡！奥斯卡·王尔德！/ 你如吃奶婴儿般肥胖光滑！/ 头戴自我采摘的月桂王冠，你在自我崇拜中温柔文雅 / 你是你自己不停夸耀的唯一对象…… / 你用道林·格雷的淫荡生活 / 横扫其他小说家 / 你的敌人将在你面前四散奔逃 / 你这爱尔兰民族的巨大荣光。”

        这是匿名发表但作者疑为包括科雷利在内的一本名为《银色多米诺》（The Silver Domino，1892）的书中有关王尔德的诗。三年后王尔德因同性恋在英国坐监，狱卒问他科雷利可算伟大作家，王尔德如此回答：“我并非觉得她道德品质有何问题，但从她的写作方式看，她应该住到这来。”

        读者从文学中寻求的不就是自我欺骗！科雷利的一大主题是纯真爱情，即有情无性的纯爱。寻性之人在她看来已经因“自我耽溺而迟钝了他们的感受之刃，无法享受到如此美妙精致的[真爱的]喜悦了”。

        她的女主人公“天性梦幻如诗”，一旦爱上就如电击般一见钟情。伟大的爱不仅教会她们生活的最高职责在于全心全意为所爱之人奉献，而且还让她们知道伟大地爱一个人就等于纯洁地爱所有人，对所有人心怀同情……

        还有另一种更深的逃避，那就是无力面对现实的个人喜爱幻想自己拥有超能力，或是平庸的生活里突然发生奇迹，并在面临困境时做出不顾实际利益的崇高道德选择。科雷利最著名的一本书——《撒旦的悲伤》（The Sorrows of Satan）即为一例。此书1895年出版，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第一本现代畅销书。其热销程度，仅1895年当年就加印到第十版，次年即攀升到三十二版。到1924年科雷利辞世，此书已发行六十六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

        这是一个浮士德故事，写一个身无分文、作品不得发表的作家如何因为意外得到一位异域王公的帮助，既发了财又出了名，还娶了贵族美人为妻的故事。作品一路暗示这位高大英俊、苍白冷静、文雅迷人的王公就是撒旦，读者开篇就知，当事人却一直不知，直到最后知道时，他却选择信上帝而不要出卖灵魂给魔鬼，于是只得重回贫穷，却并无丝毫悔恨，甘于清白诚实的劳动。

        欧洲文学史上，马洛、歌德都写过浮士德，1890年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也是同样题材，1897年布莱姆·斯托克 （Bram Stoker）的《德库拉》（即《吸血鬼》）也以魔鬼为小说主角。中国也有一篇这样的小文叫做《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是此类故事里常有的深夜书斋魔鬼突然降临的经典情景，人鬼间一番趣谈，主旨在于借古讽今。

        而“颓而荡”的哥特文学之所以会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再次流行，部分因为此时正是世纪末情结弥漫之时。一名牧师宣称，1896年将会有十四万四千位基督徒升上天堂（十四万四千是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记载基督教历史上上帝子民的人数），1901年将是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

        《撒旦的悲伤》主题非常简单，就是抨击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尤其是上流社会的无知虚伪和腐败堕落，行文中充满连篇累牍的布道文般的说教。如果不是因为其中一个谴责最力者是撒旦本人而其对话的对象是浑然不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因此产生无数文学上所谓“戏剧的讽刺”，此书实在无甚新颖还过分冗长。

        唯一惊人之处是指出，在一个人类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魔鬼甚至连灵魂都不相信的时代里，撒旦居然是唯一深信上帝、渴望救赎者。他之所以引诱世人出卖灵魂，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因为那是他与上帝的约定。但每有一个灵魂下地狱，撒旦就离天堂远一步，就离救赎的希望远一步，因此他充满“悲伤”。虽然他所到之处仍然造成死亡，但死的都是赌徒荡妇之流，更像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非他恶意引诱。

        这么一个正经正直的撒旦，不仅不穷形恶相，更毫无乔叟托钵僧故事里那个行走在密林边缘身着绿衣的自耕农的洒脱与狡黠，也没了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里那个从未现身的撒旦的隐秘含混，有的只是维多利亚式的严整道德和感伤心绪甚至风度仪态——科雷利的通俗小说代表的原来是最主流的价值观。

        这倒也罢了，最难消受是那些毫不脸红的大段大段对自己化身Mavis Clare的赞美吹捧，以及对反对Mavis Clare的文学批评家的无甚幽默感的睚眦必报，真令人怀疑已经年届四十的作者心智是否成熟，更遑论她是否具有真正艺术家的无我了。

        但是如此简单明确、理直气壮的说教，居然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可见“纯爱”和道德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最沉迷的幻想。尤其对于当时深陷贫困、被疾病和绝望折磨、却又刚刚识字渴望阅读的底层阶级，科雷利的小说真好似美梦一场，是现实中没有的“诗的正义”。

        然而阅读趣味是多么难以捉摸的事！多么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传奇原来都只是眨眼间的事。科雷利一死文名便立刻沉降。到了1938年，她的同性伴侣Bertha van der Vyver已经发现其版税收入无法再维持日常生活，只好出租大屋，到1941年版税收入更是下降到只有二十九镑。

        再后来，故居被变卖，现已成为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所在地。今天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游客，除了看莎士比亚，大约也会被提醒看看科雷利的遗踪，她便也成了一日游的对象。        

        而今文学界再提起科雷利，仍难对其有一致认识。科雷利的传记作者特雷莎·兰瑟姆（Teresa Ransom）属于常见的作传者被传主征服的例子。在《神秘的玛丽·科雷利小姐：维多利亚畅销书之王》（1999）一书中，兰瑟姆对科雷利的描述很难令人对其产生恶感。

        兰瑟姆说，科雷利讽刺嘲骂同行，跟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上的长老打架，和美国经纪人计较版税，似乎性格乖戾好战，但其实为人慷慨坦诚，热心慈善，朋友很多。遗嘱里对仆人的照顾也都极好，仆人也都对她极忠诚。因此是“克服重重困难为自己创造生活和事业”的勇敢女性。

        但另一位研究者安妮特·费德里克（Annette Federico）却在《郊区的偶像：玛丽·科雷利和维多利亚晚期的文学文化》（2000）一书中暴露科雷利的另外一面。1907年马克·吐温访英期间曾受到科雷利的专车迎接和热情款待，但却说那天是自己七十二岁的有生之年里最憎恶的一天，因为科雷利五十岁的年纪却穿成十六岁的样子，行为举止也都极力装嫩，“从里到外都透着虚假”。

        那么这个起外国名、自恋、装嫩、装纯、照片作假的小个子到底如何说自己呢？她说——这话任谁听了也只好佩服——不管个人如何微小，也要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