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杰译”古风何时休：给席代岳译九卷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挑错

        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有不少翻译家喜欢随着自己心意来译外国书，称作“豪杰译”。豪杰也者，自然不必拘于小节，能呈现一个大体就足够了。于是文句不太通顺，没关系，不妨挟泥沙以俱下；知识不太齐备，也没关系，反正都是枝叶上的小问题；此外，译者时不时还有自己的发挥，别人看来是喧宾夺主，他自己倒是觉得点铁成金了呢。唯此缘故，当年梁启超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翻译德富苏峰的文章，在苏峰看来，竟然还佩服得不得了。

        席代岳先生所译的几部书，都可看作“豪杰译”古风的延续。他前几年译出了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文著作家普鲁塔克之千秋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2009年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三卷简体字本。我大略翻看之后，以为从前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所提出的类似翻译问题，在这部书里面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不想重复同样的意见，故而置之不论。

        201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由席先生本人重新修订并恢复旧译名的九册本，改题作《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编者在书前的“再版前言”说：上个版本（吉林本）引进以来，“泽被学界已久”，而修订是出于“译名统一”的考虑；“囿于各种条件限制，我们尚无法以希腊原文校订席译，而席代岳先生译笔之优美雄浑，实无愧于普鲁塔克的盖世杰作”，“故而除了明显的舛误，我们对席先生的行文皆保持原貌，不做加工更改”。由此可知，书中再有学术上的问题，都是没有从希腊原文校订的缘故；再有文词上的问题，则都是席先生的雄浑美文之个性的体现了。这些说法太挑衅我们的沉默了，因此不能不说点儿什么。

        席先生“译序”说自己参考了四个本子，即Dryden英译本（Clough氏1864年订正本）、娄卜丛书的Perrin校译本、Langhorne兄弟的详注本和牛津大学晚近出版的Waterfield节译本。他批评娄卜丛书本“应有的注释全付阙如”，自称“为了便于国人的阅读，必须在注释方面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满足个人要求的标准”。

        这句话我虽然没怎么看懂，但连搞了几十年普鲁塔克著作研究和翻译的Perrin都不在话下，想必是有极为“高大上”的追求。译者自我表彰说他的四千多条注释主要来源是网络搜索和美国图书馆查来的资料，有占总数三分之二的注释涉及考证、评叙、解释等，但我查看了一下，那些联系当下生活和泛泛中西比较的注释除外，有学术含量的，都是译自Langhorne兄弟十九世纪的脚注，并且席先生不拘小节，原本征引文献都有具体章节序号，在此即一概略去。

        席先生是儒将，涉及军事史的问题，他总是津津乐道，不厌其详。但普鲁塔克这书不能算是以排兵布阵为主的兵书。一出现其他的内容，译文就变得混乱费解了。语句之颠倒粗劣，韵文之荒陋酸腐，姑且不谈，手边有书的读者随处可找到这样的例子。我就捡出那些翻看之后觉得最夸张的错误，间或结合其“不懈努力”的译注来说说吧。从这九册书中抽样，为求一个相对可靠，我会在每册挑出一两例作为代表。

        第一篇“忒修斯”（I，20页）：书中神名多用罗马神话中的名称译出，如维纳斯，全书至少加了三个注告诉我们米涅瓦即雅典娜。译者自欺欺人，注云“本书虽然用希腊文撰写，为了迁就罗马读者，所以神祇都用罗马名字”。我们去查看普鲁塔克原文，本即写作阿佛罗蒂忒而并非维纳斯，宙斯而并非朱庇特（18页），赫耳墨斯而并非墨丘利（15、32页），德墨忒耳而非西瑞斯，珀耳西芬尼而非普罗塞尼（VIII，203页）。中译本每处都用了罗马神名，再加注告诉我们其实希腊神名是什么，真是多此一举。

        第二篇“莱库古”（I，111页）：涉及某王品尝斯巴达肉汤的掌故，注云：“这个故事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所说，记载在《斯巴达嘉言录》。”此Dionysius of Syracuse即某王之名号，这个故事非他所说，而是说的他本人。《斯巴达嘉言录》指的是普鲁塔克《道德论丛》中的一篇（Apophthegmata Laconica），但这个故事并不见此篇，而在另外一篇《斯巴达制度》（Instituta Laconica）中，因为下文又涉及一故事出自《嘉言录》，译者查英文译注看顺了眼，当成同一篇了。

        第五篇“伯里克利”（II，98页）：谓伯里克利天生异秉，头颅偏大，雅典诗人称作Schinocrephalos，译作“红葱头”是不对的，σκíλλα应是地中海沿岸常见的海葱（Drimia maritima）。这倒也罢了，滑稽的是接下来几段喜剧诗人就此发挥的描述，其中Telecleides一节，查原文，本是说伯里克利患头疼病，如“摆开十一张卧席的餐室发生了动乱”，席先生认定这伟人必是为国忧心，遂译作“他当时因政治问题无法解决，坐困愁城”，译诗全不见那个比喻，反而敷演为一段不知所云的打油诗：“大头大头，如许愁悲，镇日昏沉，无以解忧。想后思前，难以周全，孤注一掷，全国骚然。”又译Eupolis喜剧中的诗句，原文不过一句，大意仅谓“且看这颗著名的头颅”而已，译者在此又发扬他弃原文而另作的本事，变成一首七言歪诗：“众人之辞多自夸，千言万语一句话；世间唯尊九头鸟，地狱里面你最大。”

        第六篇“马修斯·科里奥兰努斯”（II，248页）：言及古希腊人的名号，提及埃及国王托勒密九世（或称之为八世，即“救世者”二世）的绰号Lathyrus，译作“鹰嘴豆”（不如作“野豌豆”），注文说“意为‘无足轻重的窝囊废’，这是他先后与他的姊妹克丽奥佩特拉三世和四世共同统治的关系”。记其在位时间也有讹误，兹且不谈，此注似认为这个国王与他姊妹共享王位便觉得他没出息，显然不知托勒密王朝向有姊弟兄妹结为夫妻共同统治的传统，并且克丽奥佩特拉三世绝非此人的姊妹，而是其母。故前期为母子共治，后期则是他独揽王权，不过屡次被其弟托勒密十世所打断。至于克丽奥佩特拉四世，其实也没有与其兄长兼丈夫的托勒密九世平起平坐，她很早就被其母后废除了后位，续之以一位更年幼的妹妹。因此“野豌豆”的来历绝非出此臆说，甚至后世史家反而以为其人在家族政治倾轧的混战中几十年屹立不倒，乃是托勒密朝诸王少见的典范。

        第七篇“泰摩利昂”（III，16页）：西西里人民奉祀“亚德拉努斯（Adranus）”，注谓“这位神祇从他的纹章和旗帜看来，就是后来经常提到的战神玛尔斯；他的庙宇用很多条猛犬来守卫”。这番考证令人瞠目结舌，须知Mars在罗马神话体系中，诞生于色雷斯海域，这和西西里一东一西，相距甚远。又早在上古先民传说中是罗马开国君主罗慕卢斯兄弟之父，更不知与此处小城有何关系。西人言此神名当与波斯之神火（Atar）有些关系，因其地毗邻埃特纳火山，故与罗马之火神武尔坎（Vulcan）也有渊源。至于古物所见铜币有持矛牵犬之相，确与战神相似，故学者以为是古时雇佣兵（Mamertines）的一种崇拜，并无人判断“就是”玛尔斯。

        第八篇“马塞拉斯”（III，161页）：普鲁塔克引述了欧里庇得斯形容赫拉克勒斯的两句流传甚广的诗，大意谓其素朴忠善，行事恶矫饰，言语少冗琐。结果“豪杰”译出来，变成了“其质若璞兮浑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句过于概括，后句完全是译者添补出来的内容。

        第十篇“菲洛佩门”（IV，21页）：译文中出现了“达科尼亚（Daconia）”，注云“原书为Daconia，应为Laconia之误”，查希腊原文及校本，从无这个问题。这分明是John Dryden译本的手民之误，算哪门子“原书”。译者故弄玄虚，引为自己的校勘之功，实在可笑极了。

        同篇“弗拉米尼努斯”（IV，29页）：关于传主的家族名（cognomen），席先生又加以“考证”，加注说：“在译者手上的四个版本中，有三个版本用的名字是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只有一个版本用弗拉米纽斯（Flaminius），要是照着普鲁塔克的原文，应该是Flaminius。”且不必计较用译本当“版本”进行校勘有多可笑，也不必多言那独特而令其生疑的“一个版本”就是Dryden错讹很多的译本，单说席先生这里搬出来希腊原文了。他不明白希腊文的字母ν就是拉丁字母n，反而看成了u，遂在此盲人指路，拿给不明就里的“国人”去看了，恐怕是贻误不浅。

        第十四篇“克拉苏”（V，页181）：提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Bacchae，将题目译作《巴奇》，敢情罗念生、周作人、张竹明这些先生都是白费功夫了（后文倒是改了，作《酒神的侍女》，见VII，189页注1）。这倒也罢了。此处译者按照惯例，为蒙昧的“国人”解惑，在注中介绍欧里庇得斯，说他“平生事迹鲜为人知，写出92部剧本，其中82部仅留剧名，存世的悲剧有10出”，我们不明白欧里庇得斯生平怎么就“鲜为人知”了，也不知道这“出”和“部”是不是有区别，关键是这里不该过于信赖自己的加减法。根据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所称，欧里庇得斯可能的确写了九十二部剧，而且也的确有八十一部（包括可争议的）有题目可传，但并不是说，这八十一部全都“仅留剧名”，这其中有残篇或零星线索存世的有六十三部（可以新刊loeb版欧里庇得斯残篇集的两大厚册为证），而完整传世的，有十八部（或者加上有争议的Rhesus，算是十九部）。即使去掉《圆目巨人》（不属于悲剧），“存世的悲剧”至少也该有十七部。这根本不只是个数字的问题，任谁对欧里庇得斯有所了解的话，都不会出这个丑。

        第十六篇“亚杰西劳斯”（VI，第2页）：大诗人西蒙尼德（Simonides）对斯巴达人的称呼δαμασíμβροτ?觭，意思本是“杀人的”、“征服人的”，席先生所信赖的那几个英译本，或作“man-subduing”，或作“the tamer of men”，均与希腊文原义无甚出入。可“豪杰”译来，这个威风的绰号居然变成了“听话乖宝宝”！我读到这里，实在惊诧莫名。

        第十八篇“小加图”（VII，45页）：有一句“举凡禀赋很高的人对事物很快了然于心，那些素质普通的人非要下一番苦工夫克服困难才行”，译注云：“这里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可以参阅De Mere第1卷有关的章节”，译者求助于娄卜本。Perrin说见于“De Mem., i. 1, 2, 24”，他老先生没有预料到会有完全看不懂亚翁著作题名所写的人要来借用他的指示，未将其还原成“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的全称，遂能传抄成不知所云的这么个东西。席先生也没想到这《论记忆》其实是短短的一篇，前面那个i是上章的意思，绝对不至于兴师动众到一卷。

        第二十篇“德谟斯提尼”（VII，257页）：将Dryden英文中的Jupiter Soter译作“‘持杖者朱庇特’”，我们且不管他再次用拉丁神名、完全不知道希腊原文就是宙斯这件事。其实娄卜本译作“Zeus the Saviour”，是很清楚的，soter或σωτ?浊ρ就是“救星”之类的意思，而且他在别处已经译过“‘救世主’朱庇特”（IX，53页）了。古典神祇的附加名号，本来也是有讲究的，当然不能凭空乱用。就我浅陋所见，虽有此形象（长柄权杖象征放牧世间众生），但似乎没有什么地方使用过“持杖者”这个称号。

        第二十一篇“德米特里”（VIII，15页）：“菲利庇德（Phidippides）是斯特拉托克利的政敌，有鉴于这些征候的出现，他像一个喜剧作家用下面的诗句，对于敌手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席先生经常将长句的翻译处理得文法割裂，这句话本来是说这个Phidippides写了一部喜剧，用诗句攻击他的敌手。席先生给这一句加了两个注，第一个注谓Phidippides“是新喜剧的代表人物”，既知如此，为何又说他“像”一个喜剧作家？第二个注是针对“下面的诗句”，说“这几句诗文来自柯克（Kock）搜集和编纂的《阿提卡戏剧残本》第3卷”，且不管Theodor Kock编纂的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应该译作《阿提卡喜剧残篇集》（是“喜剧”不是“戏剧”），有点儿常识的人都该知道，后世学者的残篇集是从古典遗献中辑录汇编而成的书。娄卜本的译注提及此处，只说是“参考（cf.）”，可并没有说普鲁塔克的引文之出处在一千多年后的书里面啊。下文同样情况，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同册29、39、52等页）。

        第二十三篇“伽尔巴”（IX，92页）：“他们逼着指挥官一个跟着一个冒头去夺取，结果就像‘打进木头的钉子逐一遭到拔除’”，我对照原文和中译文看，差别在于，前者说的是士兵强拥其将领称帝，结果是先上位的被后来又另立的打倒，好似一颗钉子被又一颗钉子打出来一样。席先生的译文体现不出这种“前后倾轧”的特征，显得好像这钉子之间互相没有关系一样。注云：“这是希腊人常用的谚语”，来自于娄卜本的注释，但原文并未直接引用这个谚语，而是采用借喻的手法，Perrin先生才引了那句谚语，说这里暗用（an allusion to）此典。而且，原本那个谚语的字面意思，就是“以钉拔钉”而已，没有木头这些内容。

        够了，我列出这些缤纷多样的笑料，并非翻烂这部书才找得出的偶尔瑕疵。这是以一当百的举例，如果不信，大家可去自行查检。譬如说古代斯巴达的“公共食堂”有“大锅饭”，只留下几句残篇的著作家在注释中被介绍成“论述精湛”，把梭伦的诗句译作“逋逃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斑”，把荷马的船名表译作点将录，把游览志家（topographer）译作宇宙学家，将埃米里乌斯·保卢斯关于排兵布阵与置办宴席同理的名言硬要改成“治大国如烹小鲜”，谓《伊利亚特》有“休战与决斗”一章，涉及同性恋现象加脚注议论“宋明不如汉唐”，又一处将荷马的诗句译成“打虎最好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罗马将领口中居然会说“死有重于泰山”这样的话，称Sotion of Alexandria是“杂文作者”，阿里斯托芬的Lysistrata（原题误写作Lysistrala）被当成悲剧……那样一目了然、无需辩证的“槽点”，可就多了去了。

        至于Theodor Bergk大名鼎鼎的《希腊抒情诗人集》（Poetae Lyrici Graeci）被译成《希腊诗文选》，August Nauck的《希腊悲剧残篇集》（Trag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被译成《希腊诗文断简残篇集》，这类错误虽然不大，但说明译者看不懂英译本注释上的缩写，就靠一个有诗有文的题目进行概括，其实也是非常可笑的。还有介绍普鲁塔克著作，把“注释（commentaries）”译作“评论”，又像译名上不顾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如把恩培多克勒改译作“伊姆皮多克利”，把居勒尼（Cyrene），译作“塞伦”，这些如同外文词语拼写的错讹，俱属于出版社引进时编辑的疏忽，在此更不必多言。

        近些年我非常关注翻译作为学术著述的一种手段，可以发挥出译者的什么才能来。除了要做足考究细节之学问的功夫，译述的汉文最好可以表现出典重渊雅的风格，但这不是追求什么“假骨董”，把中文里耳熟能详的成语套在西方古圣先哲口中。那种轻熟油滑的拈弄辞章，其实是消泯或掩盖了翻译对象与本土文化经验的差别。

        往昔玄奘有五种“不翻”之说，其中树立“令人生敬”这一目标，虽言音译，但也可移用于此：轻熟拈弄、粗疏不学本是译者才能的问题，但读者会由此而对原作失去敬意。西方古典时代的大文家普鲁塔克来到中国，可不能等同于什么时下海外文坛的阿猫阿狗或学界内部才会关注的著作之汉译，经典的翻译是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业。秉此敬意，减少一些翻译上的豪杰气概还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