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次共同修史不畏敏感：“侵略战争”上达成重要共识

        中国人和日本人写“同题作文”谈历史？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这是两国之间首次基于政府间协议的共同研究，由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领衔。

        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启动针对中日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同年12月，中日双方政府各选派10名学者组成研究委员会，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学术委员会主任步平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日本政策研究大学大学院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任日方首席代表。

        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原定于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之际发表，几经波折后于2010年11月公开发布。2014年10月，该报告的中、日文版本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日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同步出版。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辨析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文版出版座谈会” 现场

        在2015年4月2日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步平等参与《报告》编写的历史学者介绍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及主要内容。步平表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在于这个过程，两国学者能坐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而双方学者也确实就一些问题取得了理解与共识。”

        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远藤和也曾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与过《报告》的准备工作。他在会上表示：“《报告》的正式出版，距离研究成果的发表已经过去将近5年。这期间日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我认为《报告》的意义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远藤和也认为，共同研究体现了严谨地面对复杂问题的学术姿态，这在日中关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谈日中历史时，有时还要挑战非理性”。

既是共同研究，为何各自表述？

        《报告》由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组成，内容涵盖中日2000年交流史。就“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变革”、“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中日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特质的比较”、“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及演变”、“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战后中日关系的重建与发展”等主题展开。

        其中，近代史卷以1931年-1945年的战争为界，分战前、战争中、战后三个历史阶段，但第三部分（194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并未收入这次报告。据介绍，由于这部分文章涉及的历史距离当下较近，而相关资料的开放尚不充分，也包含与当前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拟将相关问题纳入第二阶段继续研究。

        研究采取“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方式，对15个主题的探讨均包括中日双方的研究论文。步平强调，共同研究并非要求结论一致，然而双方在充分讨论、甚至争论之后形成的共识、能够认同的对方的主张，在各自的论文中均得到了体现。

中日学者讨论现场

最重要的共识是什么？

        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在近代史部分。正如报告前言所说：“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起于1931年的那一场战争，对现实中的两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有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两国的民间及学界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交错，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步平表示，在这次研究中，两国学者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达成共识，即日方学者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据了解，在研究开展伊始，曾有日方学者认为需要对“侵略”加以定义，而中方学者认为这一命题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最后日方首席委员一再向中国方面表示“日本学者几乎没有人否认那一场战争的侵略性质”的意见后，共同研究才得以正常进行。会上学者表示， “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共识。”

如何看待分歧？

        步平认为，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互相交错和影响。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强调：“差异不是简单的对立，中日学术研究的差异更不是中日之间的对立。”

        在研究中，中方学者重视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和本质，而日方学者强调问题发生的过程，步平将其概括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例如日方的九一八事变研究，着重指出了关东军独走的问题，卢沟桥事变的研究则讨论事变偶然发生的过程、事后的“不扩大”方针，等等。而中方学者认为，应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动的扩张战争联系起来分析。

        步平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明确，日本发动了战争，应该反思战争，也要思考战争是如何发起，谁起什么作用。日本学者的分析很细致，从天皇，军部，媒体，财阀，都有必要研究。这也是值得我们了解的。比如细菌战，日本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详实，材料很多，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但是有没有通过细节描述来回避政府责任的可能呢？也有。我们要通过严谨的研究去落实这种责任。”

        此外，中日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两国历史教育的差异，也导致了双方在一些历史问题的了解上有区别。

        “对于中国来说，从1931年开始就是抵抗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但对日本而言，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战对象，主要是1941年以后面临欧美作战，最后一个阶段是苏联参战后的战争。对日中战争，多数日本学者承认是侵略性的，但对1941 年以后的战争性质认定上，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帮助亚洲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即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15年战争’等不同概念，代表了日本人对战争判断的差异。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不一样，也影响民众的认识。”步平说。

日本杂志、教科书关于战争名称的使用情况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为何不同？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的判决书分别认定为“20万以上”和“30万以上”，这是后来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历史依据之一。

        中方报告引用了这两组数据，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则采用了南京审判的数字（30万）。日方报告在呈现这两个判决的同时，介绍了日本国内学界的几种不同的说法：以20万人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

        步平表示，在学术层面上对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实证研究，目前条件仍不充分。“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当时，是处于现代人很难想象的战争混乱状态，加上记录不完整、状况很难复原。”

        然而，中方研究委员会认为，数字问题并不影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的判断，纠缠于数字是日本右翼故意设置的圈套。“它作为残暴、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被谴责批判，毫无疑问。日方学者也认为，事件、责任是明确的。即使暂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也不能成为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障碍。”步平说。

        在共同研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是否承认历史上发生过日本军队对中国受害人（包括对平民的伤害、对妇女的性暴力、对俘虏的集体屠杀、对城市建筑与居民房屋的破坏）的残暴的屠杀行为；产生这样的暴戾事件的原因与教训是什么；围绕这一事件的历史认识为什么产生分歧，争论的过程与问题点。

南京军事法庭1946年6月开庭审判

《报告》为何不提“田中奏折”？

        在过去的抗战史叙述中，“田中奏折”一度被认定为日本侵华计划的证据。其原件据称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系爱国志士蔡智堪冒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秘密文件。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步平表示，“田中奏折”本身作为文件是否存在，完全可以作为实证性的问题留待学术界研究；单纯以“田中奏折”的存在证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计划性是不科学的，而且给日本右翼学者设置学术研究的陷阱提供了口实。

        但无论文件真伪如何，在那之后东亚发生的事态及日本的行动确实与“田中奏折”中的表述是一致的。重光葵竭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是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实际的侵略活动本身证明了其计划性与阶段性。这是问题的本质，而且已为中日两国学术界公认。

        对此，认为“田中奏折本身是假的”日本学者江口圭一也曾指出：如果“否定田中奏折意在否定田中外交的侵略性，想利用田中奏折伪造说，给田中义一带上免罪符”，是根本错误的。

        “不需要‘田中奏折’来证明日本侵略的计划性，有更多历史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步平说。

田中奏折

古代中日交流，有何争议？

        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介绍，共同研究的古代史部分不同于近代史卷按时间分期划分章节，而是针对东亚国际秩序、古代文化交流等专题展开研究。

        “在学术研究层面，差异不少，涉及对朝贡体系的评价、甲午战争、对琉球王国的吞并等问题。但存在分歧，也正说明历史研究不可能穷尽。”

        较为典型的差异在于，中方学者强调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流动”，总体上是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日本；日本学者较重视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包括其兼容并包的风格和顽强细腻的创造，如折扇、假名、日本刀、神道教等；并提出东亚史不只是中国一国的历史。

        “日本文化有其发展的独立过程，但是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无法抹杀的。中国学者也理解，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其实双方学者讨论下来没有根本的冲突。虽然有时讨论学术问题也会激动得拍桌子，但大家都抱着谦虚、严谨的学术态度，不妨碍交流和友情。”蒋立峰说。

日本折扇。16世纪日僧策彦周良在日记《在渡集》中记载，他在中国时，常用中国人喜欢的日本刀和折扇交换文献典籍。

反思与推进：能否“以史为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表示，当前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仍有几个关系需要反思。一是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在中日历史研究中，要以学术研究解决政治问题有时候很难。二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有些问题意识来自当代，使得历史问题变得复杂。三是过程与结果，这一期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历时3年，而较为成熟法、德共同历史研究已经持续进行五十余年，仍有很多困难，因此需要时间，不能急于求成。四是共同性和差异性，不论古代还是近代，共同研究都面临着如何对待差异的问题。”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指出，目前的历史教育中关于中日关系、中日历史有诸多并不准确的内容，需要深化的和普及，期待共同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教科书产生影响。步平也表示，共同研究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不论是在政府还是民间的层面，期待能够推进到编写教科书的阶段。此前日韩共同历史研究曾经走到这一阶段，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续进行。

        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将在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夏天发表首相谈话，但大众对其是否会提及“道歉”仍不明确。就此，会上学者表示，期待中日共同研究的成果通过日方专家委员会的咨询报告对安倍政府的决策有所影响，并通过多种渠道在日方的战争反思中发挥作用。

        那么，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历史和解能否实现？学术研究在政治问题的解决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步平表示，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时候，安倍首相表示历史问题今后应由历史学家研究和讲话，政治家不应随便讲话，要尊重历史学家的意见。现在，双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出来了，政治家是否能够恪守其诺言，尊重学者的意见，是对政治家的诚信度的检验。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