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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的红五角星是如何升起的？

于颖

2015-04-03 11:51

来源：澎湃新闻

1950年代，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援助下，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步伐。“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遍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几十座城市。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设备、人员都撤走了，但厂房、住宅楼、公共建筑却落地生了根，周身带着“苏联”余味，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苏联楼”、“苏式楼”。

这些已过半百、不少将近花甲的“苏联式建筑”，就像从那个时代走来的老人一样，讲述着红色岁月里的过往。

红星闪耀在延安中路1000号

夜幕中的上海被霓虹包围，延安路高架通体发着蓝光，有如一根轰鸣着巨响的时光隧道；汽车呼啸而过，人们都来不及看清楚两边高楼上的广告牌，便又有下一道光亮扑进眼睛。似乎能看见更多了，却总是那么影影绰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中苏友好大厦现已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延安中路1000号），从1955年3月竣工至今，刚好走过一甲子。虽已不复当年的风发意气，但作为1950年代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建筑及第一个展览馆，它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中苏友好大厦水彩透视图（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提供）

7天出图，20天内开工

1952年，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苏方提出在中国展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根据约定，1955年3月，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拟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在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牵头下，以副市长潘汉年为主任的“中苏友好大厦建馆委员会”成立。

1953年底，潘汉年致函周恩来总理，请示中苏友好大厦的选址问题。当时有三个选择方案：逸园跑狗场旧址（现上海文化广场）、哈同花园即爱俪园旧址、大华农场。考虑到跑狗场原有建筑面积仅1500多平方米，若建馆于此，仍需占用和新辟不小的场地；而大华农场地段偏远，各方面条件都不太理想。最终，中苏双方反复商量，确定哈同花园为最佳选择。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娄承浩说：“这块地皮面积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览馆的要求。”当时，苏方专家组成员包括苏联中央设计院的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夫妇，以及结构工程师郭赫曼，三人都是斯大林奖章的获得者。中方则派出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陈植、结构工程师蔡显裕、设备工程师赵忠邃等70多名人员，陈植任中方专家组组长。

1954年3月，安德烈耶夫夫妇查看哈同花园现场；4月中旬，郭赫曼也来进行实地考察，陈植等中方人员陪同。当天晚上，郭赫曼在上海市举办的招待宴上喝醉酒说了大话，“工程5月1日可开工”。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头条新闻刊出，郭赫曼自己也大吃一惊，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安德烈耶夫。当时，华东建筑设计公司的张乾源、林俊煌、李连霞、刘秋霞等人，已经参与北京苏联展览馆的设计工作，同时跟随苏联专家学经验，为日后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建设做准备。据张乾源著文回忆，安德烈耶夫紧急召集他们开会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只能靠集体努力，千方百计达到这个目标。”

李连霞、刘秋霞在现场绘制大门渲染图

离开工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最迫切的任务是拿出设计方案。起初，安德烈耶夫设计了一个中国宝塔形的展馆方案，陈植认为不合适。集体讨论后，按照功能拆分成中央大厅、东翼、西翼、工业馆、电影院五部分分工负责。“从功能出发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据娄承浩回忆，陈植曾提起过，“好的建筑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我的理解是，由外而内追求形式，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建筑体内部很多‘死角’，譬如朝向、通风等等；由内而外从实践出发，实用是第一位的，先把功能流程分析好，再考虑外在表现。”

只用了7天时间，中苏友好大厦百分之一的设计方案图就完成了。1954年5月1日，中苏友好大厦动工典礼举行。5月4日，工地正式开工。

中苏友好大厦开工典礼现场

在一整块大箱底上面盖楼

中苏友好大厦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地基面积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如此大体量在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为了赶工期，专家和设计人员不得不边设计边施工，还大胆尝试了很多新的举措。

上海是软土地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造高楼一定要打桩。苏联专家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打桩对于上海土壤没有多大用处，只要使结构物具有足够的强度与稳定性，抵抗不均匀的沉降就可以了（周永源、陈植《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体会》）。所以，建造中苏友好大厦没有打一根桩。“一是时间不允许，这么大面积，打起来不得了，要搞个三四十天；而且东西两翼都是低楼，也不需要打桩。”娄承浩介绍，在中央大厅的基础工程中，采用了当时还比较新颖的结构概念“箱型基础”——将土地平整后，用钢筋混凝土浇捣出一整块头的大箱底，再在上面盖楼，上下一体，要沉降就一起沉降。然而，中央大厅和两翼载重差别大，后来还是出现了不均匀沉降和倾斜。“1957年，中方请回来郭赫曼，他查看了现场后表示，‘一切都在设计时预计的安全范围内，不必担心。’人家结构大师是厉害，不是吹的。他认为当时的沉降还不稳定，待稳定了才能进行大修。”

大厦顶端五角星直径4米，由钢框架制成，外覆红色玻璃，内装125只灯泡，总功率6300瓦。红玻璃要求在严寒酷暑的剧烈变化中不变形、不爆裂，在当时非常有技术难度。三民玻璃厂的吹泡工唐元华和同事一起，经过30多次试验，成功制成能耐热120℃、耐冷-12℃的红玻璃。实际生产时却遇到玻璃变紫等状况，但都被工人们一一解决。这颗红玻璃五角星也成了1950年代里“夜上海”的一个标志。支撑红五星的是一座高51.8米的钢塔，分成22节，在工厂里预先做好，在中央大厅里进行焊接，再利用起重工具等由大厅地面升到屋顶。为了一次升塔，还特地设计了一套安装架和固定尖塔方向用的轨道。

施工人员正在安装中苏友好大厦钢塔顶端的红玻璃五角星

大厦连塔总高109米，打破了国际饭店（83.8米）的纪录，成为上海新的制高点。当时建筑界还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的这颗红五星。

1955年3月初，中苏友好大厦按时完工。整个楼群呈现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局部糅合了巴洛克艺术特点，上海美协的艺术家们设计制作了大量繁琐、华丽的雕刻、花饰。

“修旧如故，提升功能”

10个月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955年3月15日，全部1万多件展品布置完毕。展览盛况空前，娄承浩至今都记得去观展的情景：“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全城倾巢出动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说社会主义好，怎么好呢？就是苏联这样子。”

自此，中苏友好大厦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心目中的著名景点。经由明信片、文具盒等一系列文化衍生品，其形象走出了上海，甚至走出了中国。中苏友好大厦的功能也从举办展览向召开重大会议拓展。

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1984年改现名上海展览中心，之后还入选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2000年，展览中心大修项目获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江欢成一语惊人，提出“将展览中心抬升8米”的计划。江欢成当时还请教过桥梁工程专家李国豪、工程技术专家叶可明，认为从结构方面来说是可行的，抬高之后还可以增加建筑面积。“但他毕竟是结构大师，从建筑师角度来看，就不太可行。”娄承浩认为建筑讲究的是匀称美，抬高之后就不成比例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来增祥用更形象的比喻作了番描述：“就像人一样，突然腿变得很长，怎么能好看呢。”再加上成本高昂，“抬升”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

2001年，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负责，对展览中心进行了“修旧如故、提升功能”的修缮，着重解决抗震、结构加固、钢塔修复及设备更新等问题。当时，箱型基础的最大沉降已有1.9米，同时，五角星外覆红玻璃也改用了更不易损坏的加膜玻璃。在娄承浩眼里，历史建筑的修复不是要涂脂抹粉，关键是要加固以延缓使用寿命：“大动的话就不符合当时面貌了。”

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约定俗成

中苏友好大厦是苏联专家在沪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建筑，外立面仿效圣彼得堡海军司令部大楼，“苏式”得毫无争议。同样盛名在外的还有毛泽东亲笔题字、周恩来主持剪彩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以及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哪怕是“外行”都可以很容易地概括出这几幢建筑的特点：严格的中轴对称分布；层层向中心聚拢增高，主楼高耸；平面规整有如“蛋糕”切面；庄严、稳重，广场恢宏……“苏联非常有名的‘莫斯科七姐妹’也都是这个样式，圈内人戏称为‘苏维埃巴洛克’。”来增祥1954年离开清华去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求学，说起同时期的莫斯科建筑如数家珍，随手就拿笔画起了图：“我今年1月还去了趟，那些楼现在看来也非常不错，对称、厚重，很显身份。”

苏联援建的北京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

当然，全国各地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苏联式建筑”，因功能有别，风格样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并非都由苏联人参与设计建造，很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苏联”了。这些老房子像印章一样，重重地戳在城市里，哪怕暗淡了，也无法轻易抹去，成了共和国那段特殊成长历程的见证者。

“莫斯科七姐妹”之一的莫斯科大学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

其实，建筑学界并没有“苏联式建筑”一说，它更像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带着浓浓的意识形态味道。

我国建筑学科诞生得较晚。民国时期，第一批在西方国家（美国为主，其次为日本）学习建筑学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开业，形成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主体，他们受到的是西方传统的建筑教育。

在1920—1930年代的稳定和发展时期，这些人逐渐成长壮大，在当时国民政府提倡“固有形式”的情况下，设计建造了一大批“中国固有式”建筑，尤其是在南京、上海等地。1930年代特别是战后的194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日益对中国建筑产生影响，并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的短暂时期。“随着‘一边倒’学习苏联政策的推行，现代建筑退出了中国建筑的舞台。”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吉国华看来，这随之而来的是强调“民族形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影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确立的一种写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格。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表述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简言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主要‘歌颂’社会主义，或者通过‘励志’，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吉国华进一步介绍说，“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就是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通过将服务于大众的建筑，如工人住宅、文化宫、休息大厦、苏维埃农庄、图书馆、学校、影剧院等，修建得宏伟和美丽，来体现对人的关怀。”他表示，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等都是这类建筑的典型。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强调用“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建筑外形上注重显示“共产主义的革命激情与荣耀”。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帮凶（王军《城记》）。

梁思成和“大屋顶”的盛行

一场建筑形式的讨论和竞争无疑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专家不仅给中国建筑领域带来了技术和经验，也带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吉国华认为，“民族形式”建筑理论在当时大行其道，主要是由梁思成等人以苏联理论为依据积极推动民族形式而造成的：“梁思成在‘文革’期间交代过，1949年第一次在北京和苏联专家见面时，对方就向他提出建筑要做‘民族形式’。”

虽然梁思成一开始对于“学习苏联”也怀着抵触情绪，但在“民族形式”这个问题上，他找到了共鸣。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提到了两个人——穆欣和阿谢普可夫。前者是都市计划专家，当时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工作；后者是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清华讲授工业建筑和苏联建筑史。梁思成表示受两者影响很深，并将苏联专家的思想帮助概括为五点：建筑要服务于“对人的关怀”；建筑是一种艺术；要明确认识建筑和都市计划的思想性；一个国家、区域、城市的建筑的整体性；建筑的民族性。

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根据其先前访苏的所见所闻，作了题为《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随后，他在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将中国建筑特征概括为单体建筑的三段式、左右匀齐对称的平面布置、木材结构、屋顶、梁柱交接的露头和雕刻处理等九点（梁思成著、林洙编《梁》）。吉国华指出，为应对“民族形式”的需要，中国建筑师回头向1920—1930年代“取经”。1953—1954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大屋顶”：“那一时期建造的很多建筑，应该说都是‘大屋顶’的具体实践。”

建筑术语里并无“大屋顶”之说，只是后来展开对建筑领域的浪费和复古主义的讨伐时，它才成了一个对当时盛行的民族形式建筑带有贬义的特殊称谓。1955年，在全国报刊、建筑界和清华建筑系的一片声讨中，梁思成抱病写了《大屋顶检讨》（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大屋顶”盛行一时的确与梁思成的极力推动有关，但从至今还有很多人误以为“大屋顶”是“苏联式建筑”这一点上来看，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之难以抵挡的“威力”。

当年报纸上刊登讽刺“大屋顶”的漫画

“专家规划”在上海没走多远

不光是建筑单体，苏联的城市规划理念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影响，比如著名的“梁陈方案”和“专家方案”之争。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呼吁中央行政中心区离开北京旧城，在西郊另建，强调分散布局，达到保护旧城和建设新城的双赢。而此前，以巴兰尼克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已经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思路。毛泽东是“倾心”于后者的，最终确定了北京城几十年的发展格局。

解放初，苏联专家小组来上海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并拟定《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的意见书》，指出“上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把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1953年9月，穆欣来沪指导编制了《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介绍苏联城市规划经验，提出用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方法进行彻底整顿，分散中心城区人口。

有学者指出，苏联专家有时近乎将苏联那一套生搬硬套到中国，给很多城市埋下了隐患，但上海的情况好很多（张磊《中苏友好大厦：当年中苏友好的见证》）。虽然苏联专家维拉索夫说“看见上海就愤怒”，还有人认为上海“不进步”，但除了援建中苏友好大厦外，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在上海得到全面执行。

曹杨新村，苏式建筑中的异调

提起曹杨工人新村，有人说带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有人则认为散发的是花园洋房般的欧美气息。吉国华指出，造成这种混淆多少因为“名称”：“‘工人新村’是指居住对象，名称的确受到了苏联影响。”

那到底是“苏式”还是“欧美式”，娄承浩毫无疑问：“曹杨一村的设计者汪定曾先生早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求学，我和他聊过，他明确表示是根据美国‘邻里单位’模式建设的。”汪定曾1956年发表的《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一文中也写到：“新村的总体规划不能否认是带有邻里单位思想的。”当然，从“不能否认”的措辞上我们也能看出，在一切学苏联的背景下，是不好宣称“邻里单位”这一“资本主义国家住宅布局理念”的。

“邻里单位”是美国社会学家科拉伦斯·佩里（C.A.Perry）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提出来的概念，目的是为了在大城市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舒适安全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环境（李强《从邻里单位到新城市主义社区——美国社区规划模式变迁探究》）。“当时还没有‘社区’这一概念，就叫‘组团’居住。”娄承浩解释说：“这就不仅包括住房、环境，还要有相应的公共设施。”

曹杨新村1951年开始兴建，1953年大部工程完成，总面积为94.63公顷。新村共设计了四种住宅类型，以两层楼为主，三层仅占8%，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左右。从边缘步行至中心约七八分钟。中心设立合作社、邮局、银行和文化馆等各项公共建筑。在新村边缘分设小菜场及合作社分销店，小学及幼儿园平均分布于新村的独立地段内，从家中至学校步行不超过十分钟（汪定曾《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

“工人新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依河而建，道路和绿化都考虑因地制宜，增加了与自然的互动。”娄承浩介绍，新村内没有大交通，避免噪声，“居住环境在当时算是非常安静和舒适的了。”1950年代，1002户工人家庭入住时，轰动全上海城，当时老百姓们都感慨，“那可都是劳模才能享受的啊！”

不过，对新村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苏联专家就指出了不少问题，如穆欣认为新村中心建筑杂乱、不成规模，应统一组织建造；安德烈耶夫则提出全村建筑缺乏色彩上的考虑。这些在汪定曾看来都是正确的批评。因为层数低、密度低，有位英国建筑师访问中国回去后，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曹杨新村为“花园城市”类型。虽然汪定曾坦言并非有意为之，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受到了批判。

汪定曾早年承认曹杨新村土地利用效率过低，不经济、不符合国情。但在晚年，他又解释当年做出那样的评论是“形势所迫”。他还在《寄语今天的建筑师》中这样说：

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那时欧美的学院派和设计界中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尝试己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些新思潮中对于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向导、非对称自由布局等的关注非常地吸引着我。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1951年的曹杨新村，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既有上海新式里弄生活的情趣，也有点欧美的“花园社区”的影子，算是我和当时的同仁们一次建筑创作的有益探索。

曹杨新村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多运用周边式布局，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大街坊”给中国带来不少缺陷，如产生较多的东西朝向住宅，日照、通风、临街噪音干扰等都是问题。后来建造的曹杨二至六村，由于加入了苏联理念，密度增加了，建筑标准也有所降低。1950年代中期，苏联从“大街坊”向“小区”理念过渡，来增祥还提到个“小花絮”：“莫斯科新切廖摩西卡9号街坊进行国际招投标，影响很大，同济这边由冯纪忠带队参与方案设计竞赛，还到莫斯科去请专家评审。后来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中方人员也都撤退了。”

照抄照搬的住宅标准和专业设置

铁凝在其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里，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出生的城市：“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其实，弄明白那些住宅楼怎么就“面目相近”、“用料实惠”后，我们还真要从技术上原谅安德烈在“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里辨识不出李金刚的家。

太原某矿机宿舍的苏式住宅楼，顶端一列排烟道已经乌黑。

“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

建国初期，我国建筑领域的各项标准都没有建立起来，工业建筑完全照搬苏联，住宅、办公楼等大量性建筑则学习了苏联“标准设计”的方式。“例如基于健康要求的卧室面积、层高，按照人均居室面积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和分配（即定额指标体系）等，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吉国华介绍。

据中国建筑年鉴记载，当时引进的苏联住宅额定为人均9平方米，与中国人均4平方米的实际存在很大差距。于是，中国在住宅标准设计实践中提出了“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的口号，按照人均6平方米甚至9平方米的标准，建造了一批标准过高的住宅（张杰、王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住宅发展（1949-1978）》）。这些套型偏大的住宅通常是几家合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些城市里的独特“风景”。上了年纪的人亲身经历过，小辈们则多少从影视作品里得出一些体会。

吉国华还指出，我国现行的标准图集依旧带有苏联式“标准设计”的印迹，“砖混结构”（承重砖墙+混凝土楼板）也是从苏联那学来的技术。

“老八校”基本一个模式

“在清华建筑系念书时，梁思成是系主任，我还听过林徽因的课。后来去苏联一点都不后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当时已有100多年历史了，体系很成熟，非常有一套。”来增祥至今都记得上小课时，旁边组同学边改图边放依芙·蒙当（Yves Montand，法国香颂歌手）的歌：“虽然听不懂，但那种味道现在都忘不了；老师也不管，教学氛围比我们开放得多。”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学习苏联大力发展工科院校为生产服务。北京西北郊产生了著名的“八大学院”，包括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中国林业大学）。后来修建了一条南北向、串联这些院校的主干道，就是大家俗称的“学院路”。

与此同时，国内建筑教育格局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共有八所学校设建筑学专业：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今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构成了业界惯称的“老八校”。

在吉国华看来，学习“老大哥”对国内建筑教学本身的影响似乎不大，“主要体现在‘工业建筑’等课程的设置上。”来增祥则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建筑专业设置如何照搬照抄苏联：“欧美院校没有‘工民建专业’，苏联才有，全称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不是以建筑设计为主，主要讲结构、施工；还有一个是‘工程经济专业’，就是现在的管理专业。”

当时，在强有力的行政指导下，八所院校建筑学的教学体制和内容基本一个模式。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建筑设计的教学也相应地从课堂搬到设计院甚至于施工现场，成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一个特色（顾大庆《中国建筑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基本特点》）。

树有年轮，城市有建筑

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说过：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一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在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不容小觑，“当然，功与过应当置于历史中探讨。”在吉国华看来，不管什么建筑，自有其产生的缘由，有着反思借鉴的价值。

当年，武汉也有个中苏友好宫，现在已经拆除，一想到这个，来增祥就有点“懊恼”。近年来，包头、哈尔滨、太原等城市的“苏联楼”也都面临着存废问题。娄承浩一直坚持，虽然建筑可以百年、千年，但也要去粗取精。他一边感慨着再也看不到明信片上的那个中苏友好大厦——“空间保护做得不够，前面延安高架‘拦腰一道’，后面有上海商城波特曼”——一边也流露着小小的、确定的欣慰：“大厦是上海城市的记忆，就像树有年轮一样，只要它还在，那个时代的印痕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