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进社区：多元文化形态下的民宿聚落，如何社区自治？

编者按：

        或许可以说，这篇文章主要展现了一次结合微信群传播的田野调查。民宿是广受青年人关注的业态，看似小清新，但经营着实不易。而在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下，这种新兴服务业态，也与既有管理形式形成了某种冲突，耐人寻味。不少地方的民宿业主，都不得不无奈地遵守一些刻板而不合理的规定。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深圳这个地方的民宿业主们，形成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社群，这可能会是未来的一种社区样态。不管怎么说，力量就蕴藏在社区之中。

        “好夸张，几百人拖着箱子进了较场尾。”

        “有没有那么夸张？”

        “确实是真的。”

        3月24日晚上，在深圳大鹏民宿协会微信群里，较场尾片区的老板们热议大批游客进村的热闹场景。这一天，深圳大鹏新区正式对外宣布，广东省首个民宿管理办法将于今年4月1日施行。

        旺季来得比往年早，加上去年大鹏较场尾片区整体升级改造耽误了一些时间，民宿老板们对今年的生意满心期待。无疑，即将实施的广东省首个民宿管理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当地而言，民宿意味着新兴业态。位于深圳东南角的大鹏新区，成立3年，是目前深圳唯一不以GDP为考核指标的区。这里未曾经历过度开发，凭借优美的山海小镇风光，以及600年的古城文化，力求成为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区。

        早在8年前，大鹏新区较场尾海边出现第一家民宿。三年多以来，新区政府大力推动生态旅游，其优质旅游资源得以被大力推广。民宿从大鹏新区成立前的100来家，迅速发展到2014年的800余家，其中名气最响的，是以较场尾为代表的民宿群。

        民宿群落的爆炸式增长，带动了新区旅游业发展，也给景区的交通、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规范化管理显得困难。由此催生上述管理办法。那么，民宿经营者怎样看待这一措施？或许，在讨论“社区自治”的管理办法之时，民宿经营者的某种社区自治已经在悄然达成。

空间规划：为管理办法出台做准备

        较场尾是大鹏新区聚集民宿最多的旅游片区。新区政府2014年对较场尾景区进行了升级改造。去年，整体整治工程完成后，根据《深圳大鹏较场尾旧村升级改造项目景观规划》，较场尾将梳理出由村子内部广场、院落公共空间组成的公共空间体系。这样的公共空间，既满足了较场尾景区的景观空间需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宿暴增导致的公共空间减少、民宿间隔较小带来的消防隐患。

        上述民宿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民宿装修后、开业前，需参照《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消防技术规范》有关规定进行整改。而新规划的路网系统，保证消防车可到达每一栋建筑。由此，个体民宿经营者不必受限于较场尾公共消防通道的瓶颈，不必忧心拿不到消防证明。这也为新区政府制定“社区自治”的民宿管理办法做好了空间规划准备。

规划之后较场尾开放空间系统

改造前的较场尾路网现状

改造后的路网规划

“社区自治”的新命题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民宿管理办法中，“社区自治”和“行业自律”是两大亮点，“社区自治”被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那么，究竟怎么自治？

        民宿管理办法中，自治的主要体现是，民宿的准入由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公司共同决定。但并未说明准入的具体标准。（注：在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化的产物，并非公司法下的现代公司。不少社区股份公司，还在负责市政基础设施、环卫、人口管理、社会治安、计生、消防、综合治理等职能。）

        也就是说，这里的自治意味着，取消了行政许可和审批流程，把制定准入标准的权限最大可能下放到社区。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样一来，不同社区和股份公司制定的标准可能不同，不同片区的民宿经营者，有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

        以较场尾片区为例，根据社区归属，较场尾海边的民宿归鹏城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海湾公司管理，大鹏所城则由海港旅游服务公司管理。若制定不同准入标准，不同股份公司管理的民宿经营者，面对同一批游客，需承担的经营成本、需遵守的管理细则都不同；即便管理主体制定统一的准入标准，也不易操作，以消防为例，其准入要求，是应该按受保护的600年古城老建筑的消防标准，还是按照较场尾以小清新、文艺范为主要风格的现代建筑消防标准？

        随着较场尾民宿知名度越来越大，“较场尾风格”的民宿，逐渐由海边向几百米开外的大鹏古城周边扩散，连一家正在装修中的海产品店，也以通体橙色装饰外墙面。大鹏民宿的“较场尾化”，使同一片区内，存在不同类型的民宿建筑，社区管理者难于制定合适的准入标准。既要适应市场需求放宽准入标准，又要兼顾统一和多元，这是《民宿管理办法》强调的“社区自治”创新管理模式给社区治理者提出的新命题。

民宿行业如何自律

        “行业自律”也是大鹏民宿管理办法的特色之一。微信讨论群里，民宿老板们对管理办法中民宿协会角色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准入门槛”的关注。

        上述民宿管理办法规定，民宿行业协会对服务定价进行“指导和监督”， 由民宿行业协会指导民宿经营者的装饰装修行为，并且制定民宿品质等级评定制度。这些规定被很多民宿老板理解为，由民宿协会直接制定价格，民宿的独到装修风格将被限制，由此感到不安。

        较场尾的一位民宿经营者认为，这将制约民宿经营的方方面面。他在讨论群里呼吁，大家应该积极参与。但在较场尾开民宿的人中，似乎很少有人认真看过这个管理办法。这位经营者表示，“协会来定价，是太可笑的一个事情。还有等级评定，要怎么等级评定啊。协会行使一些带有行政职能的事情，以后如何面对客栈老板，而且我们很少议论和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一位没加入本地商会（注：指之前成立的较场尾商会，大鹏民宿协会成立之初，以前商会的会员自动并入民宿协会）的民宿老板，则认为这是一个“踢皮球游戏”。“你们商会，之前有人抱怨价格不合理，要政府统一规范，现在政府发放这个权力给你们去规范时，你们又怨声连连，所以玩来玩去还是玩到我们自己。”

        在海边经营家庭旅馆的Icy每次迎接客人时，会让客人换上拖鞋，让客人有一种回家的舒适感。虽然她不是协会成员，但她担心，一旦统一的装修标准被制定下来，自己这种“小而美”的装修和服务，会被评为不入流的等级，影响到经营。

        这些意见和担忧，并非凭空而来。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则时，能否将这些民宿经营者的意见考虑在内，正是其能否真正“行业自律”的关键要义。

网络参与和社群议事

        当政府通过“社区自治”的创新模式，卸下社区主要治理者的角色时，参与社区治理决策的，是什么主体，又通过何种方式参与？

        在广东省首个民宿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前，大鹏新区曾先后2次在官方网站上挂出公开征求《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管理办法（试行）》意见的通知，第一次是2014年12月2日，截止日期是12月18日；第二次是2015年1月26日，截止日期是2015年2月2日，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3种方式，征集社会各界意见。2015年3月5日，大鹏新区在官网发出正式印发《民宿管理办法》的通知， 历时近3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告一段落。

        新区政府通过网络发布《民宿管理办法》试行稿全文，并先后多次发布征集意见通告。但有哪些人参与意见反馈、反馈了哪些内容、反馈意见的成效如何等信息，并未在新区官网直接呈现。政府虽然通过互联网打开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决策的一道门，但并未提供让市民更大范围参与社区自治的讨论渠道。

        与此同时，多个由民宿经营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尤其是汇聚300多名的民宿经营者的民宿协会微信群，早在3月24日前一周，就开始对这个即将出台的民宿管理办法，展开多次热烈讨论。

        这些微信群中的话题很多，包括帮客人预定房间、二手转让信息、民宿协会开会及活动信息，甚至有卖早餐、找寻猫狗的信息。微信群俨然成为民宿经营者自发搭建的、有社会化媒体意义的社群媒体。这种和社区生活紧密联系、生活气息浓郁的社群媒体，如同传统村落榕树下可以摇着蒲扇唠家常的公共空间，使民宿经营者们能频繁发表意见，展开对民宿管理办法的讨论。

        3月13日，较场尾所在的社区曾召集民宿老板们开会，传达这一管理办法。其后，民宿老板们在微信群里，对坊间流传的可能按室内外装修面积收取管理费、以较长租房年限为准入标准等问题，纷纷发表看法。虽然政府官网上能看到《办法》全文，但准入门槛的相关信息不明确、不透明，民宿经营者焦虑日增，随着4月1日临近，赶着办营业执照、转让民宿以及去丽江寻找新的民宿机会，也成为微信群里的主要讨论话题。

社群议事中的不同声音

        民宿经营者们的网络议事，其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网络讨论、线上线下的意见收集，改变传闻中可能发生的对民宿经营不利的情况，真正实现由社群议事到改变决策的“社区自治”闭环。

        推动决策转变，问题在于，微信群中刷屏而过的民间意见，如何到达社区管理者？传达上去的意见，又会影响哪一个层面的决策？

        对意见收集的方式、传达的途径以及影响何种层面的决策者，民宿经营者内部意见不同。有人建议，通过线下表格搜集民宿老板意见，由民宿协会通过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提出；也有人认为，不是所有民宿都加入民宿协会，民宿协会不能代表大鹏民宿人的全部意见。

        较场尾第一家民宿“旋木家”的老板阿宝，曾和较场尾商会合作，把意图整体承包较场尾的地产集团赶走。他在微信群里表示：“所有决定要大家投票，不是领导代表我们！我们的事情，要大家通知、通气、通过。”

        如果说，通过人大会议传达意见的渠道，代表一种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社区治理模式，那么阿宝说的由大家共同“通知、通气、通过”，更符合社区“自治”的思路。

社群决策与社区自治

        鉴于微信群内快速的刷屏讨论无法有效归纳总结民宿经营者意见，笔者以大鹏创业者的身份，独立制作了一份民宿意见调查问卷，以通过互联网收集民宿经营者意见的方式，参与了大鹏民宿社群的这次网络议事活动。

        短短10天时间，采用量化和质化结合的方法，笔者共收集到116份来自民间、讨论大鹏民宿发展的意见。意见提供者大多来自居住在大鹏新区的民宿老板、本地村民及其他行业的创业者。提交意见者能通过密码查阅实时统计数据。这也让提供意见者能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民宿群体意见，从而推动社群共识的形成。

        网上意见收集过程中，笔者的身份正当性以及问卷的议价实力，不断受到诸如“她不是开民宿的，这里很多人不认识她， 她弄这个问卷是为了卖钱的，她能代表大家和政府谈判吗”之类质疑。笔者认为，这正能反映出民宿社群内部对“社区自治”的不同理解。在质疑者看来，只有具有民宿经营者身份（社群身份属性）、社区里的熟人（自己人）、有谈判资格（有权力地位）的人，才具有收集民意、向政府反映的资格。这样的质疑逻辑，一方面呈现出民宿经营者对“民宿人”身份的强烈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依然保留着科层制体系中“上传下达”式行政决策的路径依赖。

        “社区自治”，正是要打破社区治理中“上传下达”的路径依赖，让社区成员成为最主要的社区治理者。如果说，真的存在上下之分，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模式，“社区自治”的决策半径缩短到社区以内，决策者的权力结构也由金字塔模式向扁平模式转换，意见传达方式由“上传”转向“共享”。

        不论是笔者以个人名义发起的意见收集，还是人们在微信群中讨论民宿协会的角色，都是通过分享和交流，实现了“社区自治”中新知识的生产，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新决策。

        最初由大鹏民宿协会建立的微信群，也因群中一些非会员的民宿老板以及尚未开民宿的大鹏创业者的参与，其名称从“大鹏民宿协会”先改为“大鹏民宿协会讨论群”，后改为“大鹏民宿总群”。这一转变，正是由社群议事推动社群决策改变、实现社区自治的一次微小而成功的网络实践。社区自治，需要将网络社群自治个案的经验，进一步扩展到线下社区的自治管理中。

以外来者居多的民宿聚落

        那么，什么人能参与“社区自治”？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在大鹏开民宿的是哪些人。

        大鹏民宿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在民宿经营者的多元上。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民宿经营者来自不同城市。笔者收集到的116份意见显示，民宿经营者主要来自21个不同省市，非广东省的经营者占51.7%，年龄主要集中在31-35岁，大专以上学历超过80%，其中40.5%具有大学学历。116份网络意见中，90%以上是已开业的民宿经营者，其中93%以上已作商事主体登记。由此可见，大鹏民宿经营者，是来自广东及全国各地的、具有高学历背景、年富力强的青年创业者。

116份意见提供者的籍贯

       

大鹏民宿网络参与热力地图，笔者根据收集的116份民宿意见整理而成

        

        参与民宿意见表达的民宿群体，主要分布在较场尾片区。一方面较场尾民宿数量多过其他片区；另一方面收取管理费的传闻主要集中在较场尾，因涉及自身利益，这里的人更愿意参与。在已开业的110家民宿中，经营时间最长的为8年，最短的不足一年。从经营年限分布看，近3年来是大鹏民宿增长最快的阶段。

 既有民宿经营时间

        这些民宿经营者像候鸟一样，选择大鹏落户“栖息”，形成了大鹏民宿文化生态的独特景观。短期内从各地汇聚而来的民宿经营者，决定了大鹏民宿社区自治的独特性：大部分民宿经营者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鹏本地人，但房东大多是本地人，由代表本地村民利益的社区股份公司决定是否准入。即便是外来者居多的民宿经营者群体中，最早来的那批老板，和新近开店的老板，对大鹏在文化上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同。这样一来，社区只是行政上的空间概念，而以同行或邻里为主要社会纽带的、以外来者居多的民宿老板，才成为民宿社区自治的主要文化群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在一次题为《社会生态链与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规划策略》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多元化，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

        通过网上网下同时展开的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冲突、碰撞和交流，这种多元社会集团的利益才能趋向统一，形成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意见。

民宿经营者：创造美好生活的创客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大鹏开民宿？

        一位来自东北、在葵涌开业不到一年的民宿老板说，他选择大鹏的原因是：蓝天，白云，沙滩，大海，自由自在。

        一位来自广东、在较场尾老店重开的女老板说：“安静，美丽，人少”

        一位来自四川在较场尾开民宿的女老板说，这是“自己的梦想”。

        自然环境优美、追求自由、梦想驱动，是这些年轻人选择在大鹏开办民宿的主要动因。新区政府推动大鹏生态旅游，也为这些民宿梦想创造家们提供了政策支持。

        当然，民宿经营者也遇到一些经营上的困难：租期短、房租高、夏天经常跳闸排在前三位。与杭州2014年7月印发的《杭州市农村休闲业发展扶持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对民宿业者进行资金补贴不同，大鹏新区的《民宿管理办法》并未明确针对民宿经营制定经济帮扶补贴政策，更多把管理重点放在社会治理创新上。

        

大鹏民宿经营者遇到的主要困难，通过网络问卷收集

        4月1日前一周，有新办和已办好营业执照的民宿老板收到了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发出的办理各类准入证明和签署治安承诺的通知，但因相关部门并没有给出办理这些证明的详细指引，加之准入门槛依然没有统一说法，随着4月1日到来，民宿老板们的压力日渐增加。

        坊间流传着，《民宿管理办法》试行之后，将按建筑面积收取高额管理费。由此，笔者的调查显示，“管理费用太高”高居民宿经营困难的第4位。从收集到的网络意见可见，超过62.1%的意见提供者不愿交管理费，如果实在要交，超过70%的人能承受的管理费用不超过500元/年。

        而如果不得已，需要交纳过高管理费，民宿经营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增加房价，其次是转让民宿、离开大鹏。        作为商事主体，深圳大鹏的民宿经营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俊美的山海小镇。他们在创造民宿美好生活的同时，通过网上网下的积极参与，不断探索“社区自治”的社群决策新方法。他们是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创客。这个过程不易，有人愿意坚持，有人已萌生去意。116个意见提供者中，超过53%的人表示，如果拿不到准入证明，会选择离开大鹏。        若拿不到准入，116份意见传达的未来打算

        大鹏新区准入情绪地图

        大鹏新区准入情绪地图显示，如果拿不到准入证明，除黄色点代表的愿意留在大鹏继续创业的意见之外，大部分表达意见的民宿经营者准备离开大鹏。拿不到准入则准备离开大鹏的民宿经营者分布热力图

        以较场尾片区为例，笔者的116份民宿意见问卷显示，有83份民宿经营者的意见来自于较场尾民宿群，其中已开业的78位，有67位表示，如果拿不到准入证明，倾向于离开大鹏，去别的地方开民宿或者做其他生意。

若拿不到准入，较场尾片区民宿经营者未来打算

若拿不到准入，较场尾片区民宿经营者未来打算分布，图例如前

        不论城市治理者、行业协会，还是社区居民，可通过这样的情绪地图，了解民宿经营者面对《民宿管理办法》的态度，来预测某个具体片区民宿的潜在发展趋势。以较场尾为例，从这两张图上，可看出民宿经营者对本地公共事务——民宿管理的参与度较高，也能看出制定准入门槛的消息，一定程度影响了经营者的去留意愿。较场尾民宿情绪地图显示，对不确定的准入门槛，目前这个片区的民宿主人，不安及焦虑情绪较重，选择离开或将成为无奈之选。如何减少民宿经营者的焦虑情绪，降低其离开倾向，维持本片区民宿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参与社区自治的各方认真对待。

        从民宿经营者对准入门槛的态度中，能看出，作为不具有本地血缘和地缘文化纽带的外来者，他们能多大程度获得对民宿空间和经营管理活动的足够控制力，直接影响到其去留选择。一旦觉得这个行业准入门槛太高，社区融入机会有限，作为城市移民的他们，会选择另一处宽松自在的所在，去创造自己的梦想家园。

        这个民宿管理办法刚正式试行。微信讨论群里，大家在议论一个摄制组在较场尾民宿取景拍摄的消息。大家早已因一家民宿广告做到深圳地铁里称赞不已。一家客栈掌柜说，希望这个做法能帮助大鹏民宿越办越好，或许有一天，我们大鹏民宿的老板，可以凑份子一起把大鹏民宿的广告做到韩国地铁站里。

        大鹏新区制定的民宿管理办法，没有对民宿经营者提供直接的经济帮扶政策，但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参与社区决策和治理的社会环境。由于社群成员的多样性、社区文化的多元，4月1日，社区层面具体的服务细则并未出台——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碰撞磨合，乃至形成基本的社区文化共识，这个过程也需要时间。如何将社群议事的建议转换成社群建设自治决策，走完“社区自治”最后一公里，需要这些创造美好生活的城市创客们共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