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变形记：岳母和弟弟打着他旗号赚钱，曾被下属当庭举报

仇和。 东方IC 资料

        当仇和还未成为“符号仇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已经给当年那个贫困农家带去足够的荣光。

        举全家之力供出的天之骄子背后，是5个留在农村务农的姐妹兄弟。

        当仇和走入仕途步步高升，官方媒体乐于借此宣扬“一人得道”并未“鸡犬升天”的美名，仇和也十分注意在乡里和官场维持个人清誉，一度对外明示不准亲属经商。

        但这并未影响到仇和的岳母及唯一在世的弟弟，于其主政地域四处活动的脚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宿迁、昆明两地调查发现，2000年前后，仇和岳母曾借沭阳县大规模强制栽树的契机，高价倒卖杨树苗敛财；仇和弟弟人称“仇老二”，也干过倒卖教材、建筑工程的生意。此外，两人均曾充当仇和与政商人士的“桥梁”，收钱受托办事。

        同学乡邻普遍看到仇和“廉洁无私”的一面，与此不同的是，仇和落马后，不少仇和早年治下的官员开始反思仇和“善于编织关系网”的为官之道。

        在他们的描述中，从主政沭阳起，仇和便开始向下级伸手要钱要物向上打点，不时进宁进京办沭阳籍官员“老乡会”。“仇和如果收钱，绝大部分都是向上送的。”上述早年治下的官员回忆。

        重人情更明显地体现在其用人上。多位沭阳官场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对于上级打招呼安排的人，仇和来者不拒。

        无论是“改革明星”还是“政治酷吏”的褒贬，以往投掷在仇和身上的争议，都无关仇和本人廉政与否。

        随着中央纪委2015年3月15日的一纸通报，属于仇和及其亲友们的骄傲，戛然而止。        

曾禁止家人经商，父亲墓碑20多年未修        

        在家乡江苏盐城滨海县城，仇和落马并未引起多少震动。

        自1978年考上南京农学院离开村庄，仇和便与这里渐行渐远，留给乡人的更多是官衔攀升的名气和荣耀。

        然而，对于五汛镇张圩村村民来说，那些见证并伴随过仇和成长的人们，接受这一变故显然要困难得多。

        在他们眼中，仇和对家乡“吝啬”、对家人“严苛”。

        属于仇和的家乡记忆，固定在那个贫乏的岁月，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一家11口人，两个弟弟因无钱治病而亡，凄凉的场景仇和日后仍记忆犹新。

        2008年完成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写道，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这使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了缘，直到现在除了吃点鱼外很少吃肉。

        如今，仇和老家当然已不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茅草屋。顺着村民的指引，很容易便能找到仇和家，在一排砖瓦平房中，多少显得“鹤立鸡群”，但也并未超过普通新农村洋房的配置。牌坊与防盗铁门浑然一体，四面围墙环绕，只有破碎蜷曲的春联和门铃上的蜘蛛网，彰显着主人的经久不归。

        对于房子的装潢，仇和家隔壁邻居不以为意。据其透露，几年前，仇和家在老房子快倒的情况下才重修了这幢新房，花费不会超过10万元。

        邻居介绍，仇和有6个兄弟姐妹在世，留在农村的除了外嫁的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唯一一个弟弟，名叫仇恒将。目前仇和的母亲在南京养老，因此滨海的老房子平时也只有仇恒将住得多，但也是经常不见其回来。

        “仇和只有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才会回来，除了家人陪同没有别的排场，到家坐一会儿就走了，进村前后呆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上述邻居说，“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仇和没什么架子，还会拿烟给乡亲抽，亲民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受用，以至于听闻仇和落马的消息，很多人都哭了，不敢相信。”

        这位邻居称，出了仇和这个大官，并没有给村里带来任何好处。仇和当上江苏副省长后，有一次返乡，乡亲们也曾提出请他照顾村里建设如修路等，但被仇和婉拒，他说他要顾全局、不能有偏倚。

        仇和老家的邻居们说，仇和曾要求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要经商，做做农活、够吃就行了。

        和仇恒将关系较近的一位邻居称，仇恒将自称这几年一直在外面“帮别人打工”，具体做什么不清楚。

        最后一次碰到他是在去年春节，他自称一年赚了一万块钱，感到很高兴。        

弟弟四处牟利，曾让下属“不要理他”        

        但一些接触过仇恒将本人的政商界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描述了一个与上述形象截然不同的“仇恒将”。

        一位曾在宿迁与仇恒将同桌吃饭的政界人士称，几年前仇恒将为一个远房亲戚的工作问题出面，有地方干部亲自作陪，还有司机开奥迪A6接送。

        上述政界人士称，在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逐步升任宿迁市委书记的过程中，仇恒将时常充当政商之间的掮客角色，延揽土地和工程，转手卖给开发商。

        类似说法在沭阳官场人士间早已流传甚广，亦有接近云南省委的政界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仇和有一位兄弟在昆明是活跃的掮客。

        一位曾任沭阳某乡镇领导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十多年前，有一位县处级官员带仇恒将来找他，介绍他是仇和的弟弟。

        其时，仇恒将自称家里开了印刷厂，专门印教辅书，请其帮助联系乡镇各学校售卖。

        “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但走路说话的样子都和仇和一模一样。”这位人士料想教辅书应是仇从别处批发而来，价格差不多，便帮他办了。

        该人士称，不久后，仇和不知从哪里得知此事，还曾专门打电话来过问这件事，称弟弟“素质很低”，让其“不要理他”。

        多位接触过仇恒将的人士都描述，仇恒将近年来并无固定职业。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其早年有一公开身份是滨海县华厦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1月，原滨海县建设局下属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创办的集体企业——滨海县华厦房产开发总公司酝酿改制，在企业内部实施股权流转，要求“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经营管理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亦即将职工股金全部转给经理层，法人持大股。

        半年后，滨海县华厦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注册资本由原先的411万元上升到908万元。仇恒将以313.3万元出资额成为最大股东，占股34.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等。

        工商登记资料收录的仇恒将个人履历显示，仇恒将出生于1965年8月，比仇和小8岁半，高中学历。1986年3月起，21岁的仇恒将在滨海县五汛建安公司做了3年技术员，便升任该公司副经理，直到1999年10月。

        根据2002年7月填报的一份企业主要从业人员名单，仇恒将在原滨海县华厦房产开发总公司任副经理，另有4名副经理和一位会计也成为改制后的公司股东。

        事实上，在接手公司的过程中，仇恒将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仇恒将的出资方式为实物——19台建筑施工机械，评估价为313.3万元。其余股东的出资也均为机械设备。

        2003年6月底，仇恒将及其管理团队全部退股，将企业转手给两位滨海本地商人。

        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其中一人，其表示与仇恒将没有任何接触。

        据其了解，原先企业在面临倒闭的情况下进行改制，仇恒将没出钱就做了股东，“当时县建设局看到他哥哥当宿迁市委书记，相当于（把企业）白送给他。但是他一直经营不起来，几乎没怎么搞，建设局就又收了回去。”

        熟悉仇恒将的上述老家隔壁邻居说，仇恒将当时拿不出来钱投入经营，没有从中赚到钱，不到一年就退出也是仇和的意思。        

杨树强制种进农田，岳母参与高价倒卖        

        不过仇恒将绝非孤例。

        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仇和如今年逾八旬的岳母，在十几年前仇和主政沭阳时期，也曾打着仇和的旗号经商及受人请托办事。

        一位熟悉仇和岳母的沭阳籍商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仇和岳母姓丁，身高超过一米七，白酒能喝一斤多。

        1990年代以前，其曾在盐城市响水县小尖镇供销社担任领导职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联结城乡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加之位处响水中心区域的小尖镇本身就是商贸重镇，这一职位颇为吃重。这也从侧面得见仇和岳母的“能量”。

        1999年春天，仇和主政沭阳的第三年，其开始推行大规模强制栽种杨树的政策，试图推动木材产业发展，作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发展的突破口。

        “仇和在沭阳推广栽植杨树，可以说在全国创造了多个第一。” 一位乡镇干部曾在个人博客中回忆，“仇和第一个在县级干部大会上把杨树苗搬到主席台上，亲自讲述杨树的习性和价值；第一个大规模种植杨树，提出‘五个所有’，即所有庄台、所有四旁（屋旁、路旁、沟旁、渠旁）、所有沟渠、所有路边、所有田边都要栽植杨树；第一个大力度栽植杨树，提出‘人活树活，树死官下’，并安排机关干部驻村包乡镇，督查植树情况。有时自己亲自到村到田头察看。”

        这位干部称，当时老百姓不理解占用耕地栽植杨树，对套种技术也不接受，干部们压力特别大，“就像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难受”。

        但在如此行政力量强力推动下，杨树开始在沭阳大规模栽种起来。

        上述沭阳籍商人透露，就是在此时，仇和的岳母大量运送杨树苗到沭阳，两三年间，沭阳有过半乡镇都被迫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杨树苗，“赚了有数十万元”。

        多位沭阳官场资深人士均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仇和岳母在沭阳活动频繁。

        例如，一位沭阳建筑公司经理认仇和岳母为干妈，仇和岳母帮其揽得工程后收了数十万元回扣；一位乡党委书记因涉嫌受贿被组织谈话，面临调查前夕其向仇和岳母送去数万元和几条烟，最终调查不了了之；还有干部向其送钱送礼后如愿得到提拔重用。

        澎湃新闻记者接触的上述资深人士称，这些例子均由当事人向其本人亲自透露，或由目击者向其转述，具有足够可靠性。澎湃新闻记者试图联系当事人，暂未获回应。

向下属伸手“要钱”，曾被官员当庭举报受贿        

        在论证仇和或其家人是否收礼受贿的问题上，不少沭阳官场人士都会提及沭阳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吕述沂案。其曾当庭举报仇和妻子收受其贿赂。

        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2月，沭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贪污罪，判处吕述沂有期徒刑11年。

        澎湃新闻记者从沭阳县人民法院知情人士处获悉，吕述沂当庭举报，自己曾两次向仇和妻子送礼送钱，“第一次数额较小，第二次送了15万元。”

        这位人士记得，当天看到时任法院院长十分紧张，不停地在打电话，“可能是在和仇和汇报这件事。”其还透露，吕述沂当庭举报时，庭审现场立即封锁，不允许非法院人员入内旁听。

        目前，吕述沂已身故。沭阳县人民法院拒绝向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士提供案卷和庭审录音录像。

        一位未旁听庭审的吕述沂的亲戚称，据其了解，吕述沂举报内容中的“第一笔”涉及一条上千元的围巾，曾托一位与仇和妻子共事的表亲送到仇和南京家中，当时仇和不在家，其妻子收下了，事后仇和家想退钱，汇款单曾寄至吕述沂家中，但吕又将钱寄了回去，最后是否收了钱也不知道。

        对于上述法院知情人士提到的“第二笔”15万元，上述吕述沂的亲戚表示并不清楚。

        事实上，仇和本人对于金钱往来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警戒线”。

        据一位曾在沭阳某乡镇任职的干部透露，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时，曾一个电话要求乡里拿出5000元钱给他，并不告知缘由，这笔钱后来的去向也无人可知。其猜测可能是当时省里来的人多，需要招待送礼，而县里财政不够用了。

        过了一段时间，仇和又打电话请这位干部去附近乡镇收集一些文物，趁过节时间带到省里去拜访领导。但由于文物收购费用贵，乡里财政亦很紧张，这位干部焦虑了一个礼拜，告知仇和完不成这个任务，仇和方才作罢。

        多位沭阳官场资深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仇和从主政沭阳起便表现出擅走上层路线和拉关系的特点。

        例如要求各单位统计上报沭阳籍处级以上官员名单，不时到北京和南京组织“老乡会”活动，拿县财政招待、送礼。

        一位曾在沭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处级官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仇和上任沭阳县委书记时，自己已经在市级部门任职一段时间，仇和邀请了他以及差不多同一批调到市里工作的原沭阳干部们回沭阳，专门举办“欢送会”，联络感情。

        “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今年春节前，仇和与一位曾采访过他的媒体人通话时如是说。

        多方消息显示，其时，与仇和关系密切的浙江籍商人刘卫高已被控制。待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仇和已陷入“四面楚歌”，秘书、司机均被控制。最终，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仇和未能逃过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