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百年小史：鲁迅吴湖帆也常找大师“修”书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论述装裱的专著。其中记载：“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虽然论述的是古画装裱，然而道理相通的是——好的古籍修复师便是书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由来已久，但古籍修复行业并非从来就有。古籍修复一开始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据一位从事古籍修复的老专家介绍，明清时期宫廷有专门的裱褙臣负责书籍装订，书籍发生破损，也由裱褙臣负责修补。明末清初，随着书籍的普及，书籍在使用中发生破损或在保管中出现问题，修书需求日盛，“古籍修复”便作为一门行业被单列出来。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

        业界公认古籍修复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为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黄怀觉等。

        这些古籍修复大师在解放前均为个体户，如张士达为北京琉璃厂的书商，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黄怀觉为海派画家、收藏大家吴湖帆的专职修书艺人，穿梭往来于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齐白石等画家群体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1956年公私合营，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张士达经赵万里介绍进入北京图书馆；黄怀觉经吴湖帆引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曹有福原为苏州大户人家修书，后进入上海图书馆，因年事已高，进上图没几年便退休了，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几乎未留下片纸只字。

        解放初期，全国仅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成为全国各省市藏书机构古籍修复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有迹可循的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至今不过三四代人，然而不管顺着哪条脉络追溯，近代古籍修复技艺的源流都绕不开张士达。

从学徒到“国手”

        大名鼎鼎的北京琉璃厂在清初是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们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和文化街。各地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一些破旧的教科书、读物流通到市场，由小作坊老板操刀修补后，可继续上架售卖；一些比较上规模的古书店则有一两个伙计专门负责装裱修补。他们修书的目的不是讲究质量，而是要求书的外表干净、完整，以卖得更高价。也有一些奸诈书商，谋求暴利，将一套线装书，修补的时候里边多衬纸，将四册书拆分成八册，这可能就是初级的修补。

        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古籍修复北方代表人物张士达就是从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出来的学徒。据张士达的关门弟子，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邱晓刚介绍，张士达（1902-1993）十六岁时就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做学徒。肄雅堂开设于清光绪年间，是京城装裱修复最负盛名的古书店之一，除收售古旧书籍外，还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

        张士达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三年，满师后又在那里干了四年。之后自己开办了一家古书店营生。因身怀修书绝技，在经营古书店期间，不断有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找他购买、装订和修复书籍，比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赵万里、李一岷等。张士达与赵万里私交甚好，每次收到好书，都会留着请赵万里先过眼，赵万里亦非常欣赏他。1956年，北京图书馆欲寻访书业中装订技术高超的人士到馆里任职，时任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的赵万里就将张士达引荐到北京图书馆。

        “据先生回忆说，赵万里先生说开始只知他懂书，可后来看到他装修的金镶玉后，才知道他书修得也特别好。北图的宋、元版本的修复和装订工作，当时都由赵万里先生指名让张士达先生做的。”邱晓刚说。

        过去修书不像现在注重修书档案，所以目前已经很难搞得清楚哪一本是张士达修复的。不过据邱晓刚介绍，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确记有修复者姓名的古籍，也是一本明确记有张士达大名的海内外孤本。

        同时期的上海图书馆聚集了另两位国内顶尖的修复高手，一位是曹有福，他实际上是古籍修复南方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是黄怀觉，在南方以刻碑技艺著称。

        关于曹有福的资料现在只留下只言片语。据曾经师从张士达、黄怀觉的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介绍，“这位老先生（曹有福）是苏州人，我1961年进上海图书馆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年已古稀，是苏州一户人家专门推介过来的，1950年代进馆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所以图书馆不能把他作为正式编制，算作特聘人员。但是很可惜，因为’文革’之故，关于这位老先生的宣传不多，他的个人资料都没有保留下来。”

        与张士达类似，黄怀觉（1904-1988）亦是学徒出生。他十三岁就到苏州徵赏斋碑帖店当学徒，六年满师时，他已学会刻字、拓碑裱帖、抚拓钟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艺。

        据黄怀觉的儿子黄昌午介绍，父亲满师之后曾替南通的实业家张骞刻过碑，后来来到上海在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家里专职为其修复拓片，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吴湖帆家里堆满了各种珍贵的书画、碑帖、古籍，我父亲在他家里主要修复拓片，拓、刻、裱都做。”

        “张大千、吴湖帆、刘海粟三个才子他们一直来往的，刘海粟住在复兴路512号一幢小洋房，吴湖帆住在嵩山路88号，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所以这些人我父亲都熟识的，除了吴湖帆，我父亲替刘海粟、张大千、陆俨少、王伯敏等都刻过碑。”黄昌午说。

        解放以后，因为公私合营，吴湖帆不好再用工，就把黄怀觉推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黄怀觉就到上海图书馆来工作了。

        从张士达到曹有福、黄怀觉，从学徒到个体户再到进入公家单位谋差事，老一辈手艺人几乎都走过相同的发展路径。也因为这拨老先生的充实，解放初期，只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

南北派别之分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过去一直采取的是师徒相授的沿袭方式。师父怎么修，徒弟学到手就怎么修，跟哪个师父就学成哪个样。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别，还是不同师父的修复习惯之别，都只在具体手法上有所差别，“整旧如旧”的原则一直是古籍修复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共识。

        据赵嘉福介绍，古籍修复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南北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据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造成它们在操作顺序、修复手法上有所区别。比如北方因为气候干燥，古籍风化、焦脆的情况就比较多，很多书一拿都脆的，针对这种情况只能整页托裱（在待修书叶的背面涂满浆水，覆盖一张新的纸上去）；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书页孔洞补破。如果在南方整页脱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浆糊也多，会更容易招虫蛀，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

        “另外南北派之别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南方人秀气，做事比较细腻；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较粗犷。”赵嘉福说。过去也时常发生南北方的师傅互相不买账的事情，比如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去看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裱的画，两者肯定是有差异的。”

        曹有福、黄怀觉来到上海图书馆之后，1960年代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方面又新进了几位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其中就有现在古籍修复领域最资深的专家赵嘉福和潘美娣。赵嘉福跟着黄怀觉学习刻碑、拓碑、装裱碑帖；潘美娣跟随曹有福学习古籍修复与装帧。之后二人又去北京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学习，南北方的修复技艺都有所涉略。

        潘美娣记得进馆第一天，师父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捻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我搓出来的纸捻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是很不美观。为了搓得跟师父一样，我只能自己留心琢磨。一个下午过去，最后师父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我搓出来的纸捻钉已有半抽屉多。但是搓纸捻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捻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过去的师父不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的褒奖了。”

        进馆没多久，赵嘉福和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张士达先生做旧的功夫是有一手的。”赵嘉福说，他曾利用中午张师父回去吃饭的机会，偷偷拉开师傅的抽屉看，想看看师傅都有什么独门秘诀。“我一看什么东西都有，一小包一小包像泥土，还有黑黑的像锅灰的，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做旧工具。比如一本书封面破掉了，像一个水平高的人拿材料修补好以后你看不出是后补的，感觉是原配，其奥妙就在于做旧。因为你补上去的材料往往是材料协调，但是颜色不协调，要做做颜色，做颜色的学问很深，就像画画一样，颜色调色很不一般。”

        赵嘉福说，“做旧”算是古籍修复中的传统技艺，但是修复古书是否要“做旧”，顾廷龙馆长的看法比较不一样。顾廷龙是版本目录学家，解放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其在文物保护理念方面一直非常超前。

　　“他认为一本破损的书，修补的时候只要配纸的纸质相同，（比如一本线装书你就要拿原始的手工纸去配，有旧纸配那最好，没有旧的纸，新的手工纸只要跟它接近，）补完整就可以了。至于页面内容的残缺部分，比如线装书的框、线的缺失部分，有人会在修好之后用毛笔补上，甚至上面缺了一个字，如果知道这是什么字的话还要补一个字上去。顾馆长是反对这么做的，因为它原来的真实面貌是这里缺了一块，少了两个字，现在补上去的字是后加的，非但不是真实，还有作伪之嫌。”

        古籍修复的“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等几大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的共识，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古籍修复工作者遵守的规范与标准，但它是由过去几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完善的修复理念。

古籍修复传续之道

        据十年前的一次统计，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还不到100人。但是全国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这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再来看看古籍修复的速度。一本破损并不严重的清代家谱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一套霉蚀严重的《管子较释》可能要花去一两年时间。浩如烟海的待修复的古籍与缺乏的古籍修复人员、缓慢的古籍修复速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2007年，国家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自此，在本职岗位上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赵嘉福、潘美娣等老一辈古籍修复专家，一朝之间成为各大高校、图书馆所哄抢的对象。

        “现在，古籍保护方面的人才培养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个是由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主要针对古籍收藏单位的在职人员；另一个是通过高校教育培养。从2005年开始，全国已经有50多所院校开设古籍修复专业。”谈及于此，邱晓刚又不免忧虑。几乎是一夜之间，古籍修复需要硕士生、博士生来从事，不是硕士生连用人单位的门槛都进不了。

        “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分高层次和中低层次，他们是通过几十年发展过来的，我们一下子从没有学历到需要研究生学历来从事这项古籍修复工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邱晓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