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秘密报告”中引用列宁“遗嘱”？

        暂时停止引证，以便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里，赫鲁晓夫把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加在列宁头上。但真实情况是，列宁只写了“他（斯大林——作者注）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换句话说，列宁的信中，并没有指责斯大林在“滥用权力”。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文件，大概，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阅读该文件。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列宁这些质朴的话语，它们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未来政治方向的关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指出他会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能够改正使列宁深感忧虑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正是对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评语的补充。

        两个文件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负责政治局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现在我宣读这些信件。

        （1）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鲍里瑟奇：

        昨天，斯大林以我经过医生允许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写的一封短信为理由，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中，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志对我讲一句粗话。与斯大林相比，我更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现在我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制力。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对他无所谓，至少比斯大林要了解。我请求您，请求格里戈里——弗·伊·列宁的最亲密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免受对我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免受不应受到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但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极点。

        （2）弗·伊·列宁的信

        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场骚动）

        致敬

        赫鲁晓夫在撒谎，说什么转发给二十大代表的文件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政治文献”。恰恰相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托洛茨基曾用同样的标题写了一篇文章，1934年这篇文章又单独印成小册子出版。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1925年，托洛茨基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撰文对马克斯·伊斯门的《列宁逝世之后》一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该书作者的一些谎言，即似乎列宁留下了什么“遗嘱”。在该文中，托洛茨基表达了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的观点，即不存在任何列宁“遗嘱”。应当认为，这符合真实情况，因为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列宁最后的几篇文章和信件被视为 “遗嘱”。但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为使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耸人听闻。所以，赫鲁晓夫，或多半是他的某个助理，从托洛茨基那里借鉴了某些东西，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承认，这些东西是提出指控的第一资料来源。

        “秘密报告”中的一系列其他论点更加说明赫鲁晓夫与托洛茨基在思想方面的接近。比如，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公开诉讼是弄虚作假的审判表演。对此不难理解，因为托洛茨基是其中的主要被告，虽然是缺席被告。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还为不公正地镇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分子而表示伤感，尽管直到二十大闭幕一年之后，赫氏才为其中的一个被告、被判极刑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做出这样的声明不为什么，只是为了宣布他所点名的那些人无罪，因为，如果是对毫无疑问地从事了犯罪活动并已认罪的人进行判决，绝不会被公众认为是惨无人道和不公正的。

        实际上，赫鲁晓夫将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扭曲活动和破坏法治的现象都加罪于斯大林一人身上，他这番慷慨激昂的反斯大林的讲话，与托洛茨基妖魔化了的斯大林肖像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遗孀准确地判断了局势，在赫鲁晓夫讲话仅一两天后，即提出为已故丈夫恢复名誉的要求。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与列宁生命最后几个月有关的材料。

        有重要证据认为，列宁1923年3月5日致斯大林的信，可能是伪造的。关于文件的真实性问题，不久之前出版的瓦·阿·萨哈罗夫的700页专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者最重要的一些论点和根据，已在作者本人的书中和其他人对他的书的评论中发表。

        此外，斯大林和所有知道1923年信件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该信件是真实文件。但即使是这样，在这封信中也没有人们经常提到的东西，即列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的证明。因为不到两个星期后，克鲁普斯卡娅便向斯大林求助说，列宁坚持要求斯大林承诺为他搞到氰化钾，以便他服用后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斯大林回答同意。但在日期为1923年3月23日的一封便函中，斯大林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政治局，同时声明，他坚决拒绝列宁让其承担的使命，“不管它是如何的人道和必要”。1923年3月23日的这封便函，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已公布在其撰写的充满敌意的列宁传记中。便函副本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谓的“沃尔科戈诺夫档案室”。对便函的真实性已无须怀疑。莉·亚·福季耶娃，列宁的秘书之一，留有1922年的日记记事本，根据该记事本，列宁曾请求为自己提供氰化钾，以便在自己病情继续恶化时服用。1991年，公布了福季耶娃的日记片断。

        所以，即便列宁1923年3月5日的信件是真的——瓦连京·萨哈罗夫的研究对这一事实提出质疑，列宁仍然信任并继续依靠斯大林。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疏远”，更不要说“断绝关系”。沃尔科戈诺夫及其他许多作者都援引过下述文件：

        12月24日清晨，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曾讨论了以下情况：他们无权强迫领袖沉默。但需要谨慎、预防不测和保持最大限度的安宁。通过了以下决定：

        （1）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口授的权利，每天5-10分钟，但这不具有通信来往的性质，对这些便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应等待答复。禁止探视。

        （2）无论朋友，还是家人，都不应向列宁通报任何政治生活方面的情况，以便不让这些情况成为他思考和不安的材料。

        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在以下一些日子里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看来是中风）：1922年5月25日，他“重度中风”；1922年12月22-23日，列宁的“右半身不能动弹”；1923年3月6-7日夜，他的“右肢不能动弹”。

        1922年12月18日，政治局委托斯大林跟踪列宁的健康状况，禁止任何人与列宁讨论任何政治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这一决定，为此，在12月22日她受到了斯大林的警告。那天夜里，列宁再次严重中风。

        1923年3月5日，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讲述了上一年12月，斯大林如何粗暴地与她谈话。一怒之下，列宁给斯大林写下了那封众所周知的信件。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薇·索·德里佐的回忆，情况如下：

        “为什么弗·伊·列宁在斯大林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粗暴谈话两个月后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向她道歉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因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常向我讲述这件事。

        事情发生在1923年3月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交谈着什么，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接电话（列宁住宅的电话总是放在走廊）。当她回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谁的电话？’‘是斯大林，我与他已经和好了。’‘究竟怎么呢？’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即斯大林与她通话时讲话非常粗暴，并以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事不必介意，因为一切都已顺利解决，她已忘掉此事。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不从。约·维·斯大林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尊重，使列宁深感受辱，于是，1923年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他没有忘掉此事，也没有原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而且这也影响了他对她的态度。”

        第二天，列宁再次出现了严重的中风。

        每一次，当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就政治话题交谈之后，其健康状况就会急剧恶化，也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党员，无论如何都不应被允许进行这样的谈话。所有这一切很难视为事件的单纯巧合，因为医生已经以特别的方式警告：绝对禁止破坏列宁的情绪。所以，只能认为，多半是克鲁普斯卡娅考虑不周的行为，加速了列宁最后两次中风的发作。

        列宁前秘书莉季娅·福季耶娃指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行事并不总是恰如其分。她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可能会说漏嘴。她已经习惯于与列宁分享一切，甚至是在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比如，为什么她要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电话中辱骂了她？”

        事实上，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了下来。1932年，当斯大林的妻子自杀身亡后，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慰问并写给斯大林一封信，该信于1932年11月16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内奇：

        这些日子，不知怎么，总是想起您并想握您的手。失去亲近的人是痛苦的。我回忆起伊里奇生病期间在他的办公室与您的两次谈话，当时的谈话给了我勇气。再次握手。

        总的说来，斯大林在列宁的家人中很受尊重。作家亚·贝克曾撰写了莉季娅·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强调：“你们不理解那个时代，不理解斯大林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斯大林是个大人物（她没有说‘伟大’，而是说 ‘大’）……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列宁的妹妹——译者注）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就对我说过：‘在党内，斯大林是列宁之后最聪明的人’……对于我们，斯大林是权威。我们热爱斯大林。而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只是列宁的一个学生。’”

        赫鲁晓夫只字未提1923年3月7日斯大林对列宁便函的书面答复意见，同样也未提列宁稍后向斯大林提出为他搞毒药的请求。为抨击斯大林而抛开这些文件，赫鲁晓夫歪曲地解释了列宁要求斯大林道歉的情况，从而有意歪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质。

        报告中，没有任何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证明材料。1956年，列宁的前私人秘书玛丽亚·沃洛季切娃和莉季娅·福季耶娃以及克鲁普斯卡娅的前秘书薇拉·德里佐都还健在，但她们的回忆录也没有被采用。赫鲁晓夫对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中央关于让列宁与政治事务隔离的严格指示的事实视而不见，显然，这成为列宁健康状况两次急剧恶化的原因。赫鲁晓夫也没有谈及，在拟断绝关系之事发生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求助的对象恰恰是斯大林，彬彬有礼地请他为自己搞点毒药。最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事。

        赫鲁晓夫想尽一切办法把斯大林搞臭，对于事件的真实进程，以及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的含义，他没有任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