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心战”播音员：通过广播为戈培尔效力

        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名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被一位犹太裔同事叫到公司的短波电讯监听室。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自称“猜猜我是谁”（Mr. Guess Who）的人，正在柏林的对美英语宣传节目里大谈“犹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阴谋”。夏伊勒很快辨认出，那个声音属于罗伯特•亨利•贝斯特（Robert Henry Best），战前合众社（UP）驻维也纳的记者。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的那个晚上，贝斯特把一个月工资借给了自己的犹太裔同事，并掩护他逃往捷克，而这个同事正是四年后在纽约监听到他声音的人。夏伊勒扭过头去看了一眼那位幸存者，发现他已泪流满面。

        1948年，贝斯特被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万美元。他不是唯一一位因参与纳粹战时广播宣传而被控叛国的美国公民，另几位小有名气的资深记者及女播音员“轴心国莎莉”也在其中。而协助纳粹制作“心战”节目的欧洲人当中，既有前BBC职员，也有英国法西斯同盟（BUF）要人。他们有的是铁杆纳粹拥趸，也有一些人像贝斯特那样，成了戈培尔的俘虏。他们把灵魂和口音一起出卖给敌人，也因此在战争史上获得了特殊的一席之地。

 

        尽管无线电技术早在19世纪末就已实用化，并很快用于军事领域，但把广播宣传作为一种武器加以改良、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却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俄国布尔什维克最早发现了广播宣传在大众动员方面的神奇功效，继而建立起广播通信网。到了“大清洗”的年代，官方广播在引导舆论、动员民众方面所起的效果不亚于报纸。

        德国纳粹党也不甘落后。1933年纳粹上台后第二天，就成立了以戈培尔博士（Paul Joseph Goebbels）为首的“国民启蒙与宣传部”（RMVP），在广播、大众艺术和电影领域开辟新的阵地。当时一台全波段收音机的售价在200-400马克，为下层民众所不能承受。在戈培尔的要求下，电子工程师奥托•格里辛研制出了“国民收音机”VE-301，售价仅为76马克，随后的简化版DKE-38（绰号“戈培尔大嘴”）价格更低至35马克。在政府的廉价战略推动下，大部分德国家庭很快普及了这种只能接收本地电台的收音机，继而落入“元首”的宣传罗网。夏伊勒在回忆录中提到，1930年代后期，当美国广播业还把实时直播看成是前景不明的新事物时，它在德国已经成为官方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有意思的是，对敌心理战广播却不属于戈培尔的发明，而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首先出现的。独臂独眼的国民军将领米伦•阿斯特雷（José Millán Astray）注意到了共和派报纸、传单对国民军士兵的巨大蛊惑力，他建议佛郎哥建立反向宣传机构，以广播和报纸为载体对其加以回击。与国民军并肩作战的德国人很欣赏这一创举，并把它带回了柏林。不过在希特勒还需要与西欧各国维持表面和平的1938年，开启敌意十足的大规模心理战广播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因此直到1939年9月1日战争真正爆发，戈培尔才开始筹划对英广播宣传。他得到了流亡柏林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多萝西•埃克斯利（Dorothy Eckersley）的协助，后者是BBC元老彼得•埃克斯利的前妻，兼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意识形态狂热。多萝西很快组建起一个栏目组，并征用了战前英国国际广播公司（IBC）设在汉堡郊区的大功率发射机；两个星期后，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播音。

        1939年9月18日，英国广播听众听到了一个结结巴巴的爱尔兰口音：“德国来电（Germany Calling）！这里是汉堡国家广播公司不来梅广播站。”接着是一段前线新闻，对德军在波兰战场的成果做了极尽夸张的描述；间歇的爵士乐过后，主持人又开始游说英国民众和政府早日与德国化干戈为玉帛。这位播音员是德国记者沃尔夫•米特勒（Wolf Mittler）。不过多萝西对米特勒的表现不够满意，几个星期后，他的位子被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取代。英国公众根据这位新播音员夸张的笑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哈哈勋爵”（Lord Haw-Haw）。

        “哈哈勋爵”身上带有许多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的典型特征：1906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父母都是入了美国籍的爱尔兰侨民。乔伊斯在少年时代随父母返回祖国居住，后来在伦敦度过大学生涯，但参军和投身政坛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这样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年轻人，很快就被法西斯主义标榜的均贫富、大众政治、提振经济等口号所吸引。在英德两国正式开战前，乔伊斯带着妻子逃到了心目中的“麦加”纳粹德国。

        许多和“哈哈勋爵”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除去狂热的反犹主义和对希特勒的过分推崇外，乔伊斯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他会在节目里即兴念起顺口溜，并讽刺他敌视的英国政客，因此赢得了不少赞赏。到1940年夏天，“哈哈勋爵”的固定听众居然达到了600万人之多，另外1800万人也会偶尔收听他的节目。不过当不列颠空战全面展开、德国人的炸弹落到了英国本土之后，乔伊斯的收听率神话很快就破产了。“哈哈勋爵”继续播音到1945年4月30日，还出了一本名叫《英格兰的黄昏》的书，最终被英军俘虏。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在1945年9月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乔伊斯提出上诉——他宣称自己根本不是英国公民。不过公诉人指出，1937年他代表BUF参加伦敦郡议会选举时，曾手持英国护照并宣誓效忠。乔伊斯最终在1946年1月3日被绞死。      

浪子与情人

        旁听过“哈哈勋爵”庭审的人都承认：乔伊斯的表现极为勇敢，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显然，他不是为了金钱才投靠德国人的——戈培尔每个月只给他1000马克的工资——他从纳粹那里获得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昔日他曾千方百计想挤入政坛而不可得，如今却成了万人瞩目的焦点，被希特勒授予勋章、在英国首相的演讲中出现，这种反差足以使他对纳粹建立起死心塌地的热忱，无怨无悔。

        相比之下，约翰•埃默里（John Amery）更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他是英国前殖民地大臣、保守党资深议员列奥•埃默里的长子，有1/4犹太血统，很早就被哈罗公学开除，还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由于父亲拒绝资助他那些大而无当的商业计划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小埃默里在24岁那年宣告财政破产，跑到了佛郎哥控制下的西班牙。德军入侵西欧之后，他又转往巴黎，投靠自己的老相识、前法国国会议员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多里奥曾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34年之后转向另一个方向，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团体“法国人民党”（FFP）。他告诉埃默里：自己招募了一支2500人的志愿军，准备追随德国参加对东方布尔什维克的“圣战”；这个主意令后者大为兴奋。1942年9月，埃默里也从巴黎跑到了柏林，并获得希特勒的接见。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能说服被德军俘虏的英国战俘组建支援部队，在东线对苏联作战。希特勒当即邀请他在柏林定居，并在《德国来电》中对伦敦喊话：考虑到老埃默里就任战时内阁印度事务大臣，这显然是一种示威。

        不过，小埃默里的募兵行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只有不到30名战俘愿意加入他的“不列颠自由军团”（Britisches Freikorps），连一个完整的步兵排都无法组成。这位浪子只能继续待在《德国来电》栏目组，一面撰写宣传文稿，一面播报与英国战俘有关的新闻。1944年底，不甘寂寞的小埃默里又跑到意大利，参加了墨索里尼新组建的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945年春，他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随后引渡回英国。尽管老埃默里希望保住这个不肖儿子的性命，他却痛痛快快地承认了一切指控。1945年12月19日，约翰•埃默里在华兹华斯监狱被绞死。

        如果说乔伊斯和埃默里的举动多少还有一点政治内涵，诺曼•贝里-斯图亚特（Norman Baillie-Stewart）的投敌就完全是因为爱情了，而且是两次！早在1931年，这位英国陆军中尉就因为恋上一名德国女子、希望顺势入籍德国并在柏林定居，而主动成为德国情报机关的线人。他把维克斯A1E1“独立”重型坦克的资料和照片泄露给了德国武官，并在两年后被军情五处查获。由于当时英国不处于战争状态，军事法庭只判处他五年监禁。贝里-斯图亚特被关进伦敦塔，直至1937年获释。他是最后一位在这座古老的监狱度过整个刑期的英国公民，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称号“塔中军官”。

        “二战”爆发前夕，贝里-斯图亚特正在维也纳侨居，顺带追逐一位和他的老情人长相相仿的德国女孩。他在广播里听到了沃尔夫•米特勒的前几次节目，对后者的口音嗤之以鼻，于是主动前往柏林广播大厦面试。在米特勒被打入冷宫、乔伊斯尚未结束培训的几个星期里，《德国来电》的播报就由这位“塔中军官”担当。不过贝里-斯图亚特很快就和戈培尔的手下发生了矛盾。1939年底他离开了节目组，调往外交部担任翻译，1944年移居维也纳，一年后被盟军逮捕。

        贝里-斯图亚特和多萝西•埃克斯利是极少数未被处以极刑的英籍投敌者。后者由于卷入纳粹宣传系统的内部斗争，在1944年1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这在战后英国法庭对其定罪时起到了缓冲作用：多萝西最终仅被判刑一年。她和前夫爱德华•克拉克（知名音乐制作人）所生的儿子詹姆斯•克拉克同样参与了《德国来电》的播音，不过因为年纪稍轻，获准保释出狱。至于贝里-斯图亚特，他说自己“为了取得在德国的合法居留权，必须寻找工作”，最终获刑五年。这位塔中人后来定居在都柏林，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化名平安度过了后半生。

“元首”的美国喉舌

        与“哈哈勋爵”相对应，纳粹的对美心理战节目主播被盟军称为“嘻哈勋爵”（Lord Hee-Haw），他的播音早在美国对德宣战前的1940年就开始了。

        最广为人知的一位“嘻哈勋爵”是来自依阿华州的弗雷德里克•卡尔滕巴赫（Fred W. Kaltenbach），他的家族在19世纪末从德国移民到新大陆，在当地以教养良好著称。卡尔滕巴赫四兄妹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他本人从依阿华师范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度任教于家乡的高中，1933年出于寻根意识，前往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快被纳粹党上台初期的“新政”所震慑——这种新政大不同于罗斯福在美国推动的变革，它的动员能力和宣传水平足以令后者相形见绌，并且不无速成效应。至此，卡尔滕巴赫终于确信找到了人生意义之所在。由于把“希特勒青年团”移植回美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卡尔滕巴赫在1936年正式定居柏林，并娶了一位德国妻子。1939年他加盟帝国国家广播公司（RRG），成为其北美频道的播音员。

        卡尔滕巴赫给予戈培尔的最大帮助，在于他对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1940年9月，罗伯特•伍德准将、惠勒参议员、航空先驱林德伯格等名流发起了“美国第一”委员会，鼓吹不介入欧洲局势，在英德冲突中严守中立。远在柏林的卡尔滕巴赫适时地推出了《致信依阿华》（Letters to Iowa）节目，以昔日中学教师的口吻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大加诋毁，呼吁美国民众抵制“这两个战争贩子的阴谋”。由于这档节目过于深入人心，1943年哥伦比亚特区大陪审团缺席控以叛国罪的第一批8名美国公民中，卡尔滕巴赫及其搭档马克斯•奥托•克罗施维茨（绰号“OK先生”，原为德国公民，1935年取得美国国籍）位居榜首。

        不过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国内迅速失去市场，“嘻哈勋爵”的黄金时代也戛然而止。况且卡尔滕巴赫和威廉•乔伊斯多少有些差别——后者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对英国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而卡尔滕巴赫虽然“痛惜”美国人不愿接受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天堂，但对依阿华故乡颇有感情，这就和戈培尔的目标发生了矛盾。“嘻哈勋爵”开始借故抗拒播音，还和反纳粹的“认信教会”建立了联系。苏军攻克柏林时，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卡尔滕巴赫与德国同事一起被俘，1945年10月悄无声息地病死在拘留所。

        另外几位美籍播音员的经历比卡尔滕巴赫更令人唏嘘：他们并不是眼界褊狭的中西部青年，相反已在欧洲游历多年，并在各自的行业里小有名气。唐纳德•戴伊（Donald S. Day）曾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欧的通讯员，近二十年全美国只有他发回一系列报道，如波罗的海独立、苏联大饥荒、苏芬战争等。本文开头提到的贝斯特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优秀毕业生，除了为合众社撰稿外，《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也刊登过他的文字，所有驻欧洲的美国记者都喜欢这个慷慨的胖子。爱德华•德莱尼（Edward Leo Delaney）的名气小一点，但也出版过两部剧本，在纽约和维也纳的几家电影公司及剧场担任过管理层。然而他们在美德开战后主动选择投效戈培尔，并在RRG的宣传节目中发声。

        某种意义上，贝斯特们是美国成长为世界领导者之前那个过渡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甚至比罗斯福更早意识到了将欧洲旧大陆与北美新大陆连结起来的必要性，并向美国民众介绍欧洲的时局和文化。然而这种努力在1930年代的美国得不到欣赏。随着战争逼近，大部分美国公民开始撤离欧洲，留在那里的少数人既无友情可作慰藉。这时，戈培尔抛出了橄榄枝：不仅是1000马克的工资，还有理解和尊重，这恰恰击中了贝斯特们的软肋。于是他们宁可留在柏林，连篇累牍地在广播里大骂“战争贩子罗斯福”和“犹太人的阴谋”。

        戴伊、德莱尼和贝斯特都活到了战争结束，因此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叛国罪辩护。由于德莱尼的播报没有留下记录，而戴伊早在1930年代就是著名的反苏宣传家，在战后微妙的政治气氛中，对他们的指控最终被推翻。倒霉的贝斯特就没有这份运气了——CBS的监听站录下了他的许多节目，这在法庭上成了控方的证据。贝斯特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52年病死在狱中。1950年，夏伊勒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叛国者》。

        纳粹的对美“心战”广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在于，他们使用过不止一位女播音员。前赫斯特报系记者简•安德森（Jane Anderson）和《大众纪事报》通讯员康斯坦丝•德雷克塞尔（Constance Drexel）是两位较早的主播，不过名气最大的还数“轴心国莎莉”米尔瑞德•吉拉斯（Mildred Gillars）。这位俄亥俄韦尔斯利大学的肄业生曾在巴黎当过平面模特和裁缝，后来在柏林结识了“嘻哈勋爵”的副手克罗施维茨。后者为她量身打造了一档节目《家，甜蜜的家》，用以激发美国士兵的思乡症，后来还增加了播报被俘美军家信的环节。大部分美军把她的节目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不过“莎莉”刻意营造的温情氛围在某些时段的确导致了年轻士兵的情绪波动。诺曼底登陆期间，她演出的广播剧《入侵的幻象》引起了一些新兵的恐惧，战后法庭据此判处她十年徒刑，1961年获释。

        关于“心战”播音员的故事里，唯一一出喜剧发生在沃尔夫•米特勒身上。这位最初的“哈哈勋爵”在1943年逃出了德国，在瑞士待到战争结束。战后他成为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最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曾为1962年肯尼迪总统的古巴危机演说和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行动担任德语同声传译——大约他的爱尔兰口音已经矫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