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革命与法西斯 | 纳粹有无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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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

        除了政治和社会之外，德国右翼在思想文化上也在做相应的准备。事实上，从一开始，德国右翼知识分子们就把消灭魏玛共和国看作德国“重生”的标志，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德国右翼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诸方面就步调一致地以魏玛共和国，不用说德国的左翼和工人运动为敌人。一场如此不彻底的，保留了右翼几乎在所有方面“霸权”的革命在右翼看来还是太“激进”了。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外，魏玛时期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就是所谓“保守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施宾格勒（Spengler）、云格尔（Ernst Juenger），海德格尔等知名右翼知识分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右翼理论。德国右翼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一种结合了膜拜现代技术与神秘主义的政治反动的思潮。（因此，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的观点是片面的，鲍曼只注意到了手段的“现代性”，而没有注意到目的和政治。）毫无疑问，和任何其它社会思潮一样，德国右翼思潮也要有一个诉求的对象，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分析的，德国右翼的这种思潮打动的正是那些享受现代生活而又怀念昔日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们。如果说，前述的自由军团把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付诸行动的话，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把这种战争狂热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诸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然，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炮制的理论中也含有神秘主义、反犹主义，以及镇压工人阶级斗争等右翼理论的常见内容。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的“贡献”在于“克服”了传统浪漫主义理论中对于现代技术的仇视，使得运用现代技术的右翼政治成为可能。科学技术也因此失去了带领社会进步的能力——右翼知识分子们也根本否认社会进步的可能——而是成了完全“中性”的工具，甚至更糟，成了右翼反动统治维系自身的手段。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有的时候会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与解放根本无关，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招牌只是为了让德国工人接受以“民族”名义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很明显德国右翼的理论也是为了吸引德国小资产阶级，使德国右翼完成从传统右翼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人物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红人卡尔· 施米特（Carl Schmitt）。如果说前述右翼理论家诉诸的是右翼“群众”，那么施米特诉诸的就是一个“主权独裁者”（sovereign dictator），一个拥有政治决断意志的“主体”，亦即右翼“领袖”。施米特的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指向的不是现有秩序——就当时的德国来说是既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持，而是既存资本主义秩序在危机时刻针对革命力量亦即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镇压。作为第一位放弃了复辟普鲁士旧秩序企图的右翼知识分子。施米特的理论为德国右翼指出了“新的”路。同时，如果说前述的各位右翼知识分子把技术不再服务于理性，那么施米特就把政治非理性化了，也就是补上了前述施宾格勒、云格尔等人理论中技术所要服务的那个对象。二者结合是怎样一种结果，我们已经在纳粹那里看到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则把各个社会经济范畴，例如资本主义，转化成了种族范畴。这些右翼知识分子替希特勒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话语”。事实上，这些理论的拥趸并不限于哲学领域，德国工程师中的纳粹拥趸相当多。例如，1933年德国技术院校中41%的大学生支持纳粹。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们的理论在纳粹执政后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实行。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一些孤立的边缘人物，这些右翼知识分子处于魏玛德国舞台的中央。

        卡普政变失败、祖国党出局以及提尔皮茨于1930年随着其肉体生命的结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德国右翼最主要的两个竞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和纳粹党。1918年11月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是一战前普鲁士德国几乎所有保守派组织的汇集，也因此集中了德国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普鲁士贵族、教化资产阶级。换言之，这个党集中了一战前普鲁士德国统治阶级的绝大部分——该党和纳粹之间的联盟也就意味着普鲁士统治阶级和纳粹的联盟，把上述社会集团连结起来的，则是对魏玛共和国体制的仇恨，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仇恨。此外，这个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普鲁士保守主义中的反犹主义倾向，以及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支持德国的海外扩张，要求德国有获得殖民地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目标和纳粹毫无二致，充其量只有程度的不同。1931年起，发现他们已经落后了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们日益模仿纳粹党的手法，例如建立名为“俾斯麦团”（Bismarckbund）的类似纳粹冲锋队的组织，强化党首胡根堡的个人权威。很明显，这样一个政党如果上台执政，其结果会和纳粹上台有质的不同么？纳粹上台并开始清洗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乃至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时候，德国国家人民党熟视无睹——如果不是拍手称快、欢欣鼓舞的话，因为纳粹贯彻的正是德国国家人民党之前的主张。

        从一开始，正如学者赫尔曼•贝克（Hermann Beck）指出的，德国国家人民党，也就是普鲁士统治阶级就有意识地利用纳粹贯彻他们自己的主张；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则成了纳粹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也就是说，通过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纳粹让自己在普鲁士统治阶级面前表现为一个值得信任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能够完成普鲁士统治阶级赋予其的任务：在德国国内彻底击败德国工人阶级，重建“秩序”和“道德”，在国际上恢复德国的昔日荣光；同时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从而不至于像卡普政变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推翻。纳粹之所以击败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别的右翼组织），正是因为其更加“彻底”，更加“团结”，更能在危机时代吸引右翼的“群众”，也因此能够更加强有力地贯彻德国右翼的种种主张。同时，这也是因为，普鲁士统治阶级昔日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经不可能重建了。

        从1932年起，大量德国“教化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纳粹，这些人在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中的人数也大幅度上升。正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观察到的，“只要纳粹看上去保证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准备把纳粹扶上台纳粹党卫军中法律职业、医生和牙医的人数也特别多。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德国地主们也正是因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现实中的无力而不满而不断“激进化”，从而转向纳粹的。根据学者的统计，转向纳粹的选民正是以“民族自由主义”和保守派君主主义这两个集团为最主要部分的。魏玛共和国的司法部门和官僚机构，正如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一直以来就站在右翼一方。

希特勒的最终上台

        就在德国右翼的磨刀霍霍中，在德国左翼的无所作为中，德国迎来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道威斯计划造成的德国经济对美国的依附性，德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随着危机的深化，本来就是勉强弥合起来的德国社会的裂痕再也掩盖不住了。魏玛共和国“主流”党派，例如德国国家人民党、自由主义的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DDP）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衰落和“两极”政党选票的上升就是其表现（事实上除了德国工人政党的选票比例大体保持稳定之外，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数量和比例也保持了稳定。剧烈衰落的是德国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和保守派的德国 国家人民党。这部分选票流向何方一目了然。这个表说明了“纳粹吸引了一切没有被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或天主教反文化吸纳的人们的选票”）。纳粹党就是这一过程的获益者之一。这成了一些人炮制的“纳粹靠选票上台”这个神话的依据。但是，这些神话炮制者们只看到了纳粹选票的增长，他们没有看到纳粹的选票数量并不足以让其按照“正常”的议会政治规则组织政府。 即使在1932年7月的最高峰，纳粹也只拿到了总选票的37%，纳粹也不是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受命组织政府的。事实上，在希特勒受命组织政府之前3个月不到，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受到了重挫，失去了大约200万张选票。

        上述神话制造者们同样没有看到，在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的选票数量也在增长，而且德国两个工人政党的总选票比率大致保持稳定，亦即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像现在的某些人那样被纳粹的名称迷惑。尤其是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数相加已经超过了纳粹党的选票数量。但是，不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阻止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哪怕暂时合作，德国的政治结构是更大的阻碍。本文前面已经提到了普鲁士权贵控制的魏玛德国各个机构对德国左翼人士的迫害，很明显，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兴登堡和普鲁士老权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尚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遑论德国共产党？如何指望普鲁士的老权贵们授权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组织政府？也就是说，即使德国选民的所有选票，德国议会的所有议席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瓜分，普鲁士权贵们也决不会把组织政府的权力授予这两个政党的其中任何一个的。

        何况，从布吕宁（Heinrich Bruening，此人在一战期间正是德国陆军突击队的一员，他之所以被兴登堡挑中，其背景正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一般原则即多数党原则）政府起，德国政府已经不再依靠议会中的投票而运行，而是依靠兴登堡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颁布的行政命令运行。也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政治，即使在形式上都已经不再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则运行。纳粹也好，德国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德国政党也罢，能否上台执政，和其所获得的选票数量都没有直接关系。毋宁说，在日思夜想复辟的普鲁士权贵仍然掌控着魏玛政治高层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毫无疑问地只能在右翼中进行，也就是说是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之间进行。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普鲁士老权贵们的“诉求”除了克服经济危机之外，就是要消灭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亦即魏玛共和国、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个任务显然不能交给右翼之外的政党。这样一种情况下，只要纳粹的选票比其它所有右翼政党的选票多，证明其拥有“社会基础”，它就可以受到普鲁士权贵们的青睐。而这也正是实际发生的。

        就具体过程而言，则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对布吕宁政府寄予厚望，不过由于布吕宁政府仍然依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容忍，虽然他采取了增税、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度裁减政府雇员并削减剩余雇员的工资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期望，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对布吕宁感到了失望。这个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转向了巴本（Papen）。正是巴本把纳粹引入了德国的实际政治活动，亦即把纳粹“推荐”给普鲁士统治阶级特别是兴登堡。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被普鲁士权贵们和德国资产阶级忘记，他们的耿耿忠心再一次得到了应有的报答。这一次普鲁士权贵们瞄准的目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普鲁士邦政府。1932年6月，兴登堡把普鲁士邦政府的总理从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换成了巴本。当时的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诉讼置之不理。1932年8月，巴本、施莱歇尔和希特勒之间就纳粹党进入政府展开了第一次谈判，但无果而终。1932年11月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总理换成了施莱歇尔。可是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在1933年1月，巴本和希特勒之间再一次开展了秘密谈判，在各有所求的情况下，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

        纳粹上台了，普鲁士老权贵们弹冠相庆之后，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出了末日的哀鸣直到他们和纳粹一起覆灭，纳粹德国资产阶级也从工人单位工资的下降和军事订货，以及纳粹集中营的奴隶劳动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希特勒兑现了他于1932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演讲中所做的保证。当然，纳粹的影响并不限于德国，事实上，全欧洲的右翼、保守派、天主教徒们也陆续在纳粹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纳粹的传播并不限于欧洲，而是远及东亚地区和北美。在日后的岁月里，纳粹将把德国和整个世界带入血泊中，也会让扶植自己上台的普鲁士权贵们遭受灭顶之灾。回首德国纳粹上台的过程，纳粹的性质，以及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德国纳粹是完全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里，或者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或者进一步地说，纳粹是对普鲁士统治阶级乃至社会民主党镇压德国革命的“报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感伤，而是为了让历史昭示未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