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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萧邦齐：我敬仰的两位史学大师及三部伟大的小说

包安廉采访王希翻译

2015-04-07 16:53

来源：澎湃新闻

萧邦齐（Robert Keith Schoppa，又译“萧邦奇”），1975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是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杨格（Ernest Young）。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9、20世纪的中国史，尤其关注浙江的历史。

他出版的专著论题广泛，包括抗战时期面临困境的难民（《苦海求生》），一个地区数百年的变迁及其影响（《九个世纪的悲歌》），一位革命家的选择与命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萧邦齐现为马里兰洛约拉大学的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the Edward and Catherine Doehler Chair in Asian History）。

萧邦齐两本著作的中译本

包安廉：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

萧邦齐：至少在我12岁的时候，我对历史已经十分痴迷，尤其对那些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冲击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感兴趣；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我来说，总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尽管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迷”（political junky）。

如何决定要成为一个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我属于越战一代，对亚洲的最初兴趣来自越战——因为我当时处在应征入伍的年龄段，所以我想对那个国家（越南）有所了解，对我可能要参与甚至也许要为之牺牲的那场战争有所了解。我从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究中心获得了读研究生的资助。我们当时需要专攻一门亚洲语言，我其实可以选其他任何一种亚洲语言，但我选择了汉语。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美国与中国之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外交关系，要到中国去做档案研究似乎不太现实。无论如何，我决定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因为我相信一旦中国“将自己的事情理顺当了”，它将是一种不可小觑的世界性力量。我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中国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没有它，我很难想象自己今天所拥有的学术成就。

包安廉：您的博士论文是您的第一个主要的学术项目，最终以《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为题目发表。您当时是如何决定选择这一题目的？您想通过这项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萧邦齐：我进入中国史领域的时候，希望争取的宏大目标之一是确认和发现（当然是要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中国的地方政治与区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在许多不同背景下的进程与动力。我本人的背景经历对于这个最初设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我的家庭来自得克萨斯的潘汉德尔大草原（Texas Panhandle），我父亲基本上可以算做是一个佃农，我生命的头十八年是在距离最近的小城镇有十英里的农场上度过的。我十分清楚农场主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地方和区域政治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在我的视野中，空间语境（spatial context）总是一个很自然的思考焦点。

我写作《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化》一书时，许多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并没有给予空间背景以它应该获得的那种足够的重视：它在革命或任何事件中都不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芮玛丽（Mary C. Wright）在1968年的一部重要著作中曾提出一个观点：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各地都在经历“一场浪潮高涨的变革”。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地方并没有经历这种变革浪潮。即便在相对“富裕”的浙江省，也看不到多少现代变革的迹象，贫困与悲惨却依不同的空间位置而在各地继续存在——在这个中国最小的省份里，不同地区的情况非常不同。

我当时想到的是寻找和建立某种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模式，看能不能通过它来测试不同层次的发展是否可以导致不同的精英模式和结构的产生。我使用不同的经济指数作为发展的标准，总结出四种“发展区域”（zones of development）。当时施坚雅也在研究大区域、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这类问题。在我已经完成的研究的基础之上，他的研究对我是极有启发性的。在这里，我没有必要重复说明，对空间关键性的发现对于更为完整地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性，但通过使用大区域的分析模式，我呈现了一个事实，即浙江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省被划分为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两个区域这一现实所左右的。

空间语境是萧邦齐研究中的一个思考焦点。而他长期研究浙江，因此被称作“浙江人”。

包安廉：随着史学的演变，您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您所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

萧邦齐：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史学研究深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量化分析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的研究尽管不像有些同类研究那样强调对数据的使用和依赖，但在方法上应该属于这一类的史学。回过头来看，这种方法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后来的研究逐渐脱离了这种模式，转向更偏重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方法，但我仍然经常使用和引用那些在我看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对于处理和理解中国历史具有足够合理性的空间模式。因此我不确定，如果我今天重新进行这项研究，在方法上会有什么不同。在我对湘湖地区周边的人物、沈定一的关系网络以及中日战争时期决策系统的研究中，我仍然关心它们的本土位置以及在地方与区域统治模式中存在的空间关系。

因此，我的所有研究，包括我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带有一种强烈的空间语境的底盘：《九个世纪的悲歌》中的湘湖及其附近的乡镇与田野，《血路》中的上海、杭州以及衙前的村庄和周边地区，《苦海求生》中的逃亡难民的旅途，以及日军占领地区的前线和后方等。我在《九个世纪的悲歌》中呈现的许多不同类别的湘湖地图，和在《苦海求生》中展示的十二幅关于省界和地方细节的地图，都将空间的重要性带入历史分析之中。

的确，《九个世纪的悲歌》在几个空间语境方面都是一种挑战；不光是因为湘湖本身在不断改变和移动，而且我也必须清楚认识到伴随湘湖从宋朝到21世纪的“演变”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写这本书遇到的一种特殊挑战是我需要翻译许多古典诗词，但在传递特定时代的语境和价值方面，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在处理帝国后期（宋朝至清朝）和当代世界时，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对于湘湖水库和周边人民的一些基本考虑，从传统时代至今几乎是相同的。随着湘湖的潜在开发者和那些想要为附近的农民保住湘湖水库的人的身份变化，语境也就发生了变化。

除了在历史分析中继续强调空间语境的关键性之外，我在后来的研究（包括在我写作的关于中国史和东亚史的教科书）中对于“认同”(identity)这个主题和复杂的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在《血路》一书中，1920年代革命时期的认同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往往成为左右革命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沈定一来说，正如我在书中所展现的，认同的难题最终导致他遭致谋杀。的确，认同的主题以及用它来解释革命和沈定一的需要，正是将全书凝聚为一体的内容。尽管我的许多中国读者并不知道沈定一是谁，但《血路》却能在中国大受欢迎，人们有些吃惊，为什么我在此人身上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国民革命的现实深处的令人着迷的人物。正是他的那桩悬而未决的遇刺案，以及1968年当地群众野蛮地炸开他的坟墓、捣毁他的尸骨并抛之于山下的故事诱惑我将他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所处理的这些戏剧性的、时常带有暴力意味的事件不光极为具体地提出了“为什么”和“目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而且也将时间的视角深深带入研究之中——并带领读者一起思考。这是做这类史学的一个优势，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化》那种从史实中提炼分析的做法来说，不管后者是如何地重要。

在《苦海求生》中，认同的问题继续成为焦点：省与地方、汉奸与抵抗者、战士与平民、中国人与日本人、官员与老百姓、教师与学生、党员与非党盟友或敌人。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战时（或革命时期）的动荡不定之中，认同感是通过何种方式（或如何能够）被要求的、被拥有的或被赋予的？不同难民群体的回忆（从丰子恺的多层次的描绘，到躲过日本人劫难的地方老百姓的故事，遭日本人和中国人劫持而充当劳力的人的记述，在战时转移之中面临学生安全和继续开课等挑战的学校），和因其他各种原因而丧失家园的人的回忆（逃离被烧光的村庄和从日本人的生物战中存活下来），也都提供了极有感染力的故事章节，对读者极有吸引力，并揭示了当时中华文明的本质、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以及这种活力的缺失。

《苦海求生》（In a Sea of Bitterness）封面

包安廉：哪些著作——无论是历史学家的还是其他人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您是如何做历史的？

萧邦齐：我发现历史学家关注的史学问题经常是来回绕圈子：人们经常“奔向”那些眼下“时髦的”或“性感的”问题。当我进入中国史领域的时候，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一种时髦；但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时回过头看，这个题目似乎已经不在学者的兴趣之中了。看上去，好像对它的研究该说的都已全部说完了——但真相远不是这样。1970年代的热门话题是社会科学主题、技术和形式；1980年代人们的话题又是各种各样的人类学方法；1990年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成为来势凶猛的聚焦点；21世纪，人们的兴趣再次转移到与社会性更“相关”的主题：如家庭问题、社会性别、爱情本身、族裔人类学研究以及对中国革命“意义”的重新思考。我无法判断，这些不同的流派对于增长和加强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究竟是好还是坏。从许多方面来看，与过去相比，2012年的研究焦点覆盖了更为宽泛的分析领域（我认为，这对于整个领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相对狭窄的具体题目不太可能发展出一种透彻的、全面的、能够圆满地将分离的研究整合为一体的历史认知。

作为历史学家，我从现代中国史领域中几乎每一位勤于写作的学者（active scholar）那里都获益良多，所以，要从中特别指认个别学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不妨冒险试一试。我从杨格教授那里受益匪浅，我在密歇根大学写博士论文时，他是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杨格的见解深刻、分析透彻，在这方面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为卓越的人。每当我带着自己新近完成的论文进入他的办公室，他都能通过彬彬有礼但坚定不移的语言指出我在判断和分析之中的许多错误，有些甚至是不能原谅的错误；与他的交流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到自叹不如和心惊胆战、但同时又受益颇深的经历。在懂得什么是历史学，以及如何在面临做历史的重重困难时得心应手地掌握治史之道等方面，杨格教授对我的指导超过其他任何人。

另一位令我敬仰的中国史学者是柯文（Paul Cohen）。他的著作令我折服倾倒，并无数次地为我指出做最优秀的历史学的方法。他的早期著作《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我认识到帝国主义含有的隐秘的破坏性作用和文化史的重要性。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历史三调》和《与历史对话》更是精美绝伦之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柯文利用伟大的想象力展示了史学可以包含的创造力；在这方面，他是我极为尊重的老师。我并不妄想重复他的辉煌学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希望将他的著作当成榜样，来打破那些约束学者的传统模式：从所有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寻找和穷尽所有的史料，提出新的见解和认知，以帮助更新我们那些时常迂腐陈旧的观点。

我认为，在许多意义上，柯文的著作为那些看上去有些反正统的历史写作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合法性。举个例子来说，我正在写作的一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人关于“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革命的概念，比起《苦海求生》来说，这部书呈现历史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地“反正统”。

杨格和柯文两人都可以被称为大师（master teachers），两人都致力于追求史学研究和表现的最高原则，但同时又都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给予慷慨大度的关怀，后者最能体现他们作为大师的优秀品质。他们值得享有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献给史华慈和费正清的致辞：“两位令人赞叹的老师，我一直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即便在正式的指导早已结束之后。”尽管柯文并不是我的“正式的”老师，最后一句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读为：“即便在我的正式教育早已结束之后。”

还有三本非史学类的书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进行如何“做”历史的思考时有重要的影响。对我来说，收集在《呐喊》(Call to Arms)中的鲁迅的短篇故事提出了与20世纪头二十五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认同相关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小说的话）是夏目漱石的《心》。我在一个潜在的历史研究中需要寻找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最终结果（essential truth）并不可能为人立即清楚无误地捕捉到——我的工作就是揭示故事的核心内容，尽可能地追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直到故事的结束。我基本上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a mystery writer），找出那些可以揭示关键的真相的解释（尽管我的绝大部分著作并不是明目张胆地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写就的——《血路》除外）。《心》包含了一个有关认同的大问题，带有多重的可能性；它有需要破解的神秘之处，在最后留下了巨大的没有回答的问题；它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基于偶然因素之上的——我后来认识到，这些偶然性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但我们却不可能将它们“计算到”(calculate into)我们理解的历史解释之中。

另外一部小说也为我的历史想象和视野提供了关键的内容，那就是菲利普•卡普陀（Philip Caputo）关于越战的“回忆录”——《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 A Rumor of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它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事实（facts）与真相（truth）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事实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真相，甚至不一定能帮助揭示真相。对我来说，这指出了一种实证意义上的谬误，即历史学家可以收集事实，并通过事实做出某种结论，历史的真相或接近真相的历史因此得以建立。“事实”并不必然导致真相，而“真相”可能包含了其他的东西，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应该同时值得敬畏和警惕。总的来说，这些著作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历史是由人民——包括精英和（也许尤其是）非精英的人民——所创造的，普通寻常的选择可能会成为生死之别的决定，偶然性不断地左右和再左右人类的计划、常规和期望。为了对人民的思想行动和生活做出解释和赋予意义，史学必须研究最基层的人类生活，必须对某一历史时刻的小事物进行分析。历史研究也必须将自己与记忆联系起来，与记忆对当前的思想和决定所具有的力量联系起来。

包安廉：您的许多学术研究都集中在浙江，您看上去已经变成了一个浙江人。您如何看待省与国家的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何种程度上，您认为“省”和“国家”的分类是有用的概念？

萧邦齐：是的，我看起来已经变成一个浙江人了。最初，我并不情愿被贴上这种标签。但事实上我对浙江太熟悉了，如果花大量时间去如此深入地“熟悉”另外一个地方，看上去有些太不明智了。我已经强调过，空间在我的研究中占有根本的位置。我不可能做一个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空间的历史研究。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找到大量的关于浙江的不同问题的史料，而且我相信我还会找到更多的、涉及更多人生活的史料！所以，我为自己的浙江人身份感到非常自豪。

省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当然是有联系的，即便全国性政策对省内生活的干预并非是最为直接的（if only at tangential points as national policies intersect provincial lives）。但两者是不同的实体（entities）。我的确认为，除去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政建制之外——当然所有重要的历史文献都是基于行政建制之上的，从环境或自然的角度出发，区域在构建空间单位（units）方面更有意义。区域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重要的变化明显基于现代经济基础格局的生长和变化，区域内的不同部分为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编织在一起。

的确，如同我在刊登于1992年11月《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论文中指出的，理想的研究地方史的办法是观察以县为单位的区域。至于“国家”是不是一个适用的分析种类，我们必须牢记，它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是适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活动，为更低级的地方单位提供一种更大的连贯性，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使用这一概念。国家并不总是存在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是否会继续扮演今天的角色。

一个根本的现实是，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之中，存在于具体之中。但因为人类本性——经常受到情绪、激情、恐惧以及并不总是表露在外的不安全感的驱动——的因素，哪怕是针对基础地方做出概况性判断——这是历史学家惯用的做法——也是困难重重并充满危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规模越往高处走，超越了村庄、家族或者家庭，上升到了县、省、区域以及省之外的地方，他要掩盖的东西就越多，他要掩藏的本应得到解释的现实也就越多——通过那些看似必须的概括性判断和结论。那些冒险从事大历史（meta history）研究的历史学家——即以概括的方式来观察数个世纪以来世界规模的发展、气候或变化的历史学家——所掩盖的历史，大大超出了他们期望自信而确定地加以解释的历史。我并不把这样的学者看成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具有虚假史学意识的社会科学家（quasi historical social scientists），他们经常依赖数据并从数据推断出结论，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们还经常操纵这种数据以获取数字上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