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蒋介石如何通过外交打赢抗战

【编者按】

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一直是学界研究焦点，一则因为此时期之外交纷繁复杂、波诡云谲，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二则因为无战时成功之外交，以中国之实力，抗战之结局殊难逆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战时期的外交取得巨大成就。以下四篇论战时外交之文章，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读者能对抗战时期之外交有一全面、深刻之认识。

以外交手段求抗战之胜利

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对日外交战略》，载《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无法独立收复失地，遂寄希望于外交上。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诉诸国联，积极争取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和声援。在李顿调查团成立后，日本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以图转移国际视线，但这只能使日本的侵华面目更加清晰。

1932年9月3日，也就是李顿调查团在北平拟完成结论报告的前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记录：“调查团所想者，皆为理想，而倭寇目的以脱离国联，中日直接交涉，使国际无法干涉，则彼乃可为所欲为。”1933年2月26日在日记中记道：“此后对日作战惟有运用外交为重心。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为第一要义。”最终国联宣布不承认“满洲国”，3月27日日本果然宣布退出国联。此为中国在国际上获胜的第一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再次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迅即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并呼吁各会员国以“道德精神”力量声援中国，且避免采取任何减少中国抵抗力量的行为。同时决议案建议各会员国，可各自斟酌其本国援助中国之程度。

九国公约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表面上似乎是中国外交的又一次失利。但会议之外却有所收获，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即指出，“蒋先生谈九国公约会议表面颇冷，但其内心必愈热。我借款一万五千万美金，二十二日在美签字，毕德门（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并对我代表谈仍要努力抗战，列国且有力之援助出动矣”。加之中苏已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故抗战军兴之初，对中国持同情并给予实际援助者已有苏、美两大国。

及至欧战爆发，蒋介石大喜。在1939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国人以为中日战争之时期不能接续持久至欧洲之时，今则已如所期，可说为抗战最大之基本策略已经达成矣。”此后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国集团，日本突袭珍珠港，这都使得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收获更加有力的盟友和有利的地位。中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并成为四强之一，至此抗战胜利在望。

综上可知，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自知无力单独面对日本侵略，一心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苦撑待变，最终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结合。可以说蒋介石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日本在国际社会则一步步走向孤立无援之地。

        

鹿锡俊：《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在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之前，1939年5月22日德意军事同盟成立，中方对此事十分关注，军委会参事室提交给蒋介石一份题为《日本未加入德意同盟对于中国的影响》的材料，指出欧战如能避免，则日本和德意分裂对中国有利，因届时德、意对于日本之“助力”可望减少；反之，欧战一旦爆发，则日本和德意结盟并参战对中国有利，因为它可防止日本转而与英法等国妥协，相互交换利益。蒋介石对以上思路是认可的，6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欧战如可免，则倭不参加德意同盟于我为有利。否则其利害亦正相反也。”

上述推断是以英美法苏四国合作，且英法“民主国阵营”必胜和德国阵营必败为两大前提条件的。

但由于苏联于8月下旬中断了与英法的合作谈判，而突然和一直被其视为欧洲最大敌国的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欧战爆发后苏联还与德国瓜分波兰，大举进攻芬兰。再加上德国在欧洲战场势如破竹，这使得上述理论推断的两个前提消失。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维持与英美法苏关系，同时努力改善和加强对德国的关系，而且1940年7月后，蒋介石对不与日本单独媾合这一原则也产生了动摇，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尝试与日方和谈。

9月28日，蒋介石在接到了关于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确切消息。针对德意日三国同盟，蒋介石提出中立自主政策，以期对各方都能进退自如，其实质是：坚持惟以日本为敌；对欧战不介入；对三国同盟不表态；对两大阵营不偏不倚；对德国可能进行的谋求中日媾和的调停不拒绝；等待苏联态度的明朗化。此时蒋介石虽然对迎来他在欧战爆发前就衷心期待的局面深感幸运，但他仍然因为无法捉摸苏联的态度而深感不安。

此后，蒋介石对苏不断打探其态度，直至10月20日收到斯大林回函，蒋介石从中窥见苏联对日尚无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之意，并在复函斯大林时让人口头表达希望获得苏联军火接济，指出中国抗战政策始终不变。

而在对英、美外交上，蒋介石则以停止抗战、另谋出路逼英美加强援华制日。

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蒋介石判断德国和苏联之间必有一战，对于英德战局蒋介石作出了“英胜德败”的新判断。至此对日德意结盟有利于中国的两个前提又恢复了。

对于德国在中日中间的调停和日本的诱和，蒋介石以国际援华制日的声势来谋求公正平等的和平。

总而言之，正像蒋介石所宣告的：1940年中国在整体上“可说政治外交与精神道德完全取胜”。

        

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一般认为，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上四强地位的确立。而事实上从目前所公开的史料来看，四强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诸美国。二十六国联合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

蒋介石对此事有如下记录：“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哉！”由此可看出蒋介石当时喜忧参半的心态。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媒体和国民政府领导人使用四强一词的频率不高，且颇为克制。

伴随着英美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其大国地位感也与日俱增。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

以往对抗战后期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美国的作用，而对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朝着大国方向的努力不够关注。在美国提出战后世界构想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国民政府对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早就开始了，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草案强调了四大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且提出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确保中国能够进入战后国际组织的理事会中。针对国联软弱无力导致的严重后果，还有人提议理事会应改为常设，并加强新国际组织的力量，使各国海、空军国际化。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

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出于对自身实力及地缘政治的考量，国民政府将自己定位为亚洲地区大国。在欧洲除了对德投降问题上，因其关系到对日投降，其他方面中国可以不表示意见。在亚洲地区的事务，中国则积极干预，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如支持越南、朝鲜的独立运动，远征军出征缅甸，调节英印关系。

蒋介石对英印问题尤其重视，他对印度独立运动持同情态度，反对英国在战后继续在远东维持殖民主义统治。虽然丘吉尔反对盟国介入印度问题，蒋介石仍坚持反殖民主义立场，并拉罗斯福劝说英国在战时给予印度自治权。当然，这其中有争取印度合作抗日的考虑。

中印之间：同为被侵略者的“惺惺相惜”

伊原泽周：《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载《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2月，蒋介石以同盟国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身份访问印度的原因是：一、为保卫中缅公路，以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2、考察缅甸与印度的现地军事设备实况，以做同盟国联合作战的参考；3、调解英印之间的纠纷，以增强英国及同盟国对日、德轴心国的作战。

当初，蒋的访印，并不是以调解英印的纠纷为重点的。但是，英国政府，特别是印度英总督认为蒋介石夫妇与印度的尼赫鲁有旧交，或可通过他们之间的友情，以调解当时英印之间的对立。而且蒋介石也希望英印合作，共同抵抗轴心国。

由于尼赫鲁和甘地坚持要英国给予印度国民政府以自治之实权，而英国殖民当局及丘吉尔认为印度实行自治的时机不成熟，要等到战后再谈。

同为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亚洲国家，蒋介石对于印度要求自治、独立的愿望深表同情，不满英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但是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与英太过悬殊，蒋乃希望借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力劝说英国。

对印度要求自治问题与蒋介石持有相同意见的罗斯福，曾当面向英国首相丘吉尔谈过此事而被拒，自此罗斯福为避免过多干涉英国内政，不愿再提此事，虽然蒋再三请他设法解决，他却婉言拒之，主张听任英印双方自己去解决。蒋介石在印度国大党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斡旋以失败告终。

虽然蒋介石访问印度对缓和英印关系没有太大帮助，但甘地还是给予蒋介石对印度的同情以很高的评价。甘地把中英两国的同盟关系，分别论之，即：一面为争取印度人民的自由，决意与英国进行斗争，“冒任何巨大之危险而不辞”。一面对“中国人民为求国家之自由与完整而英勇战斗与无穷牺牲，深表同情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