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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起源(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用了漫长的时间。乡村的出现,大约在15000年以前。而最早的城市,要等到9000年以后,出现在公元前3000-3500年间。而且,此时的城市还只是方圆600米左右的小城,和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大。据估计,在这样的城市里居住着上千甚至更多的人口,可谓小有规模。
或者是一种巧合,早期城市的出现, 伴随着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科学革命。马和骆驼的驯化、谷物栽培技术的进步、犁的发明使用、帆船的出现、青铜器的发明、纺织机、文字、抽象数学、天文历法的出现等等,大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相差不过几个世纪。
其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段时间,是人类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三、四百年的时间。无独有偶,最近的三、四百年,也经历了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大繁荣,并伴随着经济大繁荣。看起来,人类的进步和繁荣总是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联系在一起。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让人不得不问。其一,为何从乡村走到城市要花费漫长的9000年?其二,早期城市出现以后,在漫长的5000年里,城市经历了起起落落,规模时大时小,为何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有点神秘,科学、可证意义上的回答估计很难,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谈。
先来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村庄无疑是城市最重要的来源。你看,城市在很多方面和村庄是很像的,都是人口的聚居,只不过规模、密度不同而已。而且,粮库、水库、沟渠、壕堑、银行、武器库、甚至图书馆,都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村庄。 其实,仔细比较城市和村庄的话,你会发现城市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村庄中找到雏形。那么,到底是什么区分了城市和村庄?
从村庄到城市的变迁中,最难理解的,是村庄历经千年而不变,而城市却是瞬息万变的。从村庄到城市,从极静到极动,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催化?这极端之间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需要其他的助推力。
考古学家认为,村庄并不是人类最早的聚集方式。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了集体性的宗教祭拜活动,或者求神灵保佑,或者求祖先赐福,而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一排排的陵墓,或者庄严的圣祠,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聚集场所。而在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
考古永远都在进行时,因为新的考古资料时常被发现。因此,现有的考古发现 不可全信,但是也不可全不信。不妨推断,远古的人类面对疯狂的大自然,当然是担惊受怕的,于是产生了神灵供人们膜拜。人类当然也对死亡产生恐惧和敬畏,于是开始祭拜祖先。倘若如此,人类最早的聚集,并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很早就有了精神的需求。后来的村庄,实际上不但是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也延续了以往的祭拜传统,解决了精神的需求。那么,还缺什么?
经济分析当中,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商业。城市中商业交换活动占重要地位,而村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村庄和城市相比,就是缺少了商业交换。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个区别是怎么产生的?换一个问法的话:村庄里为什么不能演化出交换来?或者更准确地问:村庄里的交换规模为何不能自发扩大,进而变成都市?这样的问题并非想当然。即便在今天,落后地区的村庄,依然保留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交换很少。可以想象,这样的演化或者是在发生中的,只不过太慢了,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侵扰,不时中断,很难修成正果。
好在,古籍中有很多启发,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收集和解释了很多古籍。《左传•闵公元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起来,聚居都是聚居,但是有没有统治者是个很大的区别。周朝的诸侯取得封地以后,筑城立国,在城中建置宗庙和殿堂,象征统治权威,曰“都”。没有这些设施的,曰“邑”。而且,为了确保统治中枢的安全,修筑城墙成为普遍现象。《吴氏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城和乡的分别,这时候就很清楚了。
在后来的历代王朝中,中国的重镇大多是军事要塞,由于有了官员和军队的驻扎,聚集了资源和财富,才吸引匠人和商贩,街市才慢慢长大。所以,看起来对于城市的兴起,王权是早于商业的,而不是相反。
历史上的反例当然也有,不过不多。比如,苏州因为交通便利、农业高产,因而商业发达,成为大城市,繁荣程度不亚于若干朝代的国都。因此,虽然不是军事要塞,苏州曾经有过建都的经历,在历朝也大多是重镇。再如景德镇,交通不便捷,也无军事价值,纯然靠着窑业而兴盛千余年。不过,相比苏州,景德镇更加草根,尽管商业繁华,连个县治都没有捞到。
不仅中国的记载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城市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从分散的乡村到高度聚集的城市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王权,而不是商业。专家们一般认为,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3500年这段时间。而在这一地区早期的文字当中,根本找不到“商人”这个词汇,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出现,意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看起来,早期的商业是附属于王权或者神权的。
今天的人解释以往的事情,可以加入事后的想当然,不一定能理解当时的艰辛。不过,让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些推测。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商业,可是商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及相应的交换秩序,否则就是村庄里零星的交换。这种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产权、法治、定价规则等等。村庄里的交换,很难上规模,也就难以演化出支持规模交换的秩序。不过,王权、以及掌握着权力的僧侣,都是达到规模、形成秩序的有效捷径,因为他们不但掌握了相对大量的财富,可以派生出交换的需求,也掌握了一定的强制力,使得交换能够进行。
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的话,早期的城市其实未必一定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商业的地位可能是从属的、边缘的。商业是今天城市的重要特征,在历史上的大都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商业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甚至,在城市起源的时候,商业可能根本就不重要。
早期的城市,可能就是统治阶层(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居住和接受朝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税收)的地方。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或者神灵庇佑,周边的居民把产品进献给国王或者僧侣。而国王或者僧侣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和保护自己的物品,修筑圣祠以及高墙。而且,圣祠和高墙如此巍峨、庄严,可能超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彰显这是神灵的象征。至此,并没有任何商业交换的因素。不过,城市里一旦聚集了人口,就需要工匠,人们就会有交换的需求,手工业和交换就会慢慢发展。
简言之,商业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不过在一开始,商业可能是王权派生的。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王权可能会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历史是在螺旋中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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