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他曾设计出蓬皮杜中心，最近还重新定义了伦敦天际线

2015年3月27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意大利当代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接受记者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杨一 图

        78岁的伦佐·皮亚诺优雅地走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咖啡厅。

        1971年，赢得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竞赛是皮亚诺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当时，我们还是叛逆的年轻人。”皮亚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那时离巴黎五月风暴不久，一腔热血的皮亚诺和挚友理查德·罗杰斯期望将这个崭新的艺术中心建成真正属于大众的空间。

        蓬皮杜艺术中心原本是一处厂房，建筑师直截了当地将大小管道涂抹上斑斓色彩，使其仿佛蛰伏于巴黎优雅古城区的一尊巨兽。该建筑引起了巨大反响，多年之后，《纽约时报》称其“完全颠覆了建筑世界”，蓬皮杜艺术中心最终成为体现“科技与人文并重”的典范。

        伦敦碎片大厦是皮亚诺近期完成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栋309米的高楼是现在欧盟地区最高建筑，也定义了伦敦的天际线。碎片大厦位于泰晤士河南岸，塔桥火车站旁，其建成响应了伦敦市长要求主要交通枢纽进行高密度发展的方针。建筑呈金字塔状，随着高度增长而逐渐变得细长，最终完全消失在空中。

        而眼下，在杭州，他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正在建设中。在上海，他在中国的首次大型建筑回顾展也于3月28日开幕。忙碌的间隙，这位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者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的专访。

        无论是面对城市或乡村，现代或传统，无论是设计美术馆抑或摩天楼，机场或医疗站，皮亚诺都会针对具体的环境、条件进行创作，没有规则，没有界限，你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 在1998年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时，皮亚诺说：“我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在生命中不断尝试来探索不同领域，忽视规则的界限，他们给规则洗牌，敢于冒险和犯错。”皮亚诺为马耳他古城瓦莱塔设计的城门和市场（建设中）版权：Michel Denancé

        您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我们知道意大利有很多古城、古迹。在保护古代建筑的同时，如何维持其活力？

        皮亚诺：这个问题是关于维护保存古城的。人类有源源不断的精力，让我们不断发展。有一段时期，人们不怎么关注保护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我想，要解决古城的更新问题，全世界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模式。这是我们来的地方，这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出处。中国和欧洲很像，拥有很悠久的传统，但是同样有很多事情等待着人们去做。尊重过去留下的传统，才能为未来设计出更好的建筑。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身为建筑师，总是需要在记忆和创新，尊重和超越之间去创造。

        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您的成名作，能谈谈当时你们的设计理念吗？

        皮亚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年轻人，只有33岁。我的朋友理查德·罗杰斯也不过36岁。我们当时是两个坏男孩。我们希望在巴黎市中心放置一座反体制的建筑物。当时的巴黎充斥着特别体制化的建筑，特别齐整、严谨、严肃，给人震慑的力量。但我们期望创作一个建筑物，它让人们感到惊讶，感到好奇。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背后有一个理念：文化中心不应该是只为精英服务的，同样为大众服务，文化场馆应当是和人亲近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灵活、开放的空间。

        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那是1971年，离巴黎五月风暴仅过了3年。作为两个年轻人，我们当然也被时代精神所感染。蓬皮杜艺术中心就像一个灵活的、多功能的机器，时至今日，依然运行良好。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草图（1971-1977）版权：皮亚诺建筑工作室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1971-1977）摄影：Gianni Berengo Gardin

        您对今日博物馆的兴建热潮有何看法？

        皮亚诺：我喜欢造博物馆，它们是具有魔力的地方。在里面，你可以保存艺术，感受艺术，每一件物体都可以经历时间考验。在博物馆空间里，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人们可以感同身受。今日博物馆所获得的成功从某些角度来讲是危险的。例如，博物馆的人流量过大。你知道，享受艺术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因此，博物馆应该是一个静谧的地方。

        您建设过一些摩天楼，例如新建成的伦敦碎片大楼是欧盟地区最高的建筑。在中国，人们也喜欢建设摩天楼，您有何建议？

        皮亚诺：我确实建过一些高层建筑，但并不多。我不认为应该在所有地方都建高楼。这并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有时候，它确实是一种解决方式。关于碎片大楼，肯·利文斯通（当时的伦敦市长）希望在公共交通枢纽地区（碎片大楼位于伦敦塔桥火车站旁）建立这种高密度建筑，但不希望增加交通的负担。因此，我们仅设置了48个私人停车位，鼓励人们利用公共交通。这座建筑就像是一个垂直城市，底部有公共交通，然后还有商业空间，但不是太多，办公室、餐馆、酒店，有公共场所、生活空间、观景廊。这座建筑非常易于访问，因此它会被城市所喜爱。通过加强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密度得到增加，这种城市的发展方式是可持续的。通过这座建筑物，你可以创造一种密集的混合式生活，一天24小时开放。很多高楼显得特别高傲、神秘而自私，它们会在下午6点关闭，与城市隔离开来。但这座建筑，它增加了城市的密度，丰富了城市的肌理。当然，摩天楼在一些大都市或许是解决之道，但它并不适于所有场合。

        您如何看待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想要有自己的地标建筑的这种心态？这是今日建筑师的职责所在吗？

        皮亚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职业的伦理问题。我觉得，风格和连贯性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我欣赏一个建筑师的连贯性，但如果要谈论什么风格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个建筑师，如果他在学习和实践当中反复尝试，不断累积经验，这往往会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一种连贯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建筑具有强烈的个人标签，具有可识别性。建筑是一次探险的过程。文化、历史、心理、人类学、地形……你得考量各种因素，这意味着，每一个项目都是不尽相同的。危险的是，有些建筑师往往会在了解具体场地的现实状况之前，就将自己的印记强加于其中，而并不考虑其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有些建筑师不善于聆听具体场地的声音，而急切地想要推销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谓风格，是一种商业化的营销策略。我并不是一个卫道士，但我认为这样非常不好。当面对城市时，你必须采取一种顺势而为的姿态，而不能在其中强加一个整形手术，很容易就会破坏城市微妙的动态平衡。

        您提到“建筑是一次探险”。1998年，您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的时候也曾这么说过。能谈谈您的创作方式吗？

        皮亚诺：我喜欢轻质的材料、透明的元素，还有自然光。这些探索会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建筑实践中。建筑是一种艺术，但其社会性非常重要。建筑是公共的，因为它和人休戚相关，它首先为人们挡风遮雨，为社区提供服务。每一个项目，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造这个？人们需要什么？另外，我喜欢把东西一件件安排在一起，正如本次展览的名称“渐渐件件”。我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我开始做建筑的时候，也是像造房子一样，一件一件地添加上去。我非常喜欢这种体验。当然，之后，我开始明白，建筑不仅仅是将东西布置在一起。它是一种有机体，关乎幻象，关乎记忆，也关乎质感。但我依然沉迷于最初的经验。我喜欢从大的概念考虑到细枝末节，然后再回过去考量，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的吉巴乌文化中心（1991-1998）摄影：John Gollings巴黎百代基金会（2006-2014）版权：Michel Denancé

        能不能谈谈您在中国做项目的感受？

        皮亚诺：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但有一些是在中国、欧洲都是相通的。建筑是服务于人的，在建筑之中，人们可以待在一起，分享价值观。关于建筑，并不难找到共同语言。场地只是要素之一。另一个要素是人。这里的人精诚合作，可以非常迅速地完成一个建设项目。因此，建筑必须具有当地性，与此同时，又有普适性的意义和价值。我希望更多了解中国，这里的文化非常深厚。

        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很多人合作，也在一些建筑工作室工作，当时的经历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皮亚诺：当我年轻的时候，从很多地方吸收了养料。首先是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商。其次，是我出生的地方，意大利的海洋，还有热那亚这个城市。然后我进了建筑学院，还在很多工作室工作。我有很多老师。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你遇见一个老师，然后你必须跑开，否则你就会停滞不前。你需要大师作为指路明灯，同时，更需要自由，你必须成为自己。我有很多老师，远远不止一个。现在我们有一个基金会，全球各地的学生来学习，也包括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不会告诉学生怎么做，他们前来学习，通过自己的观察，他们会自己选择、获取需要的东西。

皮亚诺改造的朗香门楼和修道院（2006-2011），这个项目被视为他和朗香教堂原设计者、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对话。摄影：Georges E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