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仇恨”在德国：疫情、玻璃罩子与沟通错位

2021年3月的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以惨烈的形式把“亚裔仇恨”这个话题狠狠地抛到了世人眼前。相较于美国，德国华人的生活可以说平静很多。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国对枪支的限制，较小的社会差距，社会文化里对暴力的禁忌，更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等。但也有一些华人群体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国华人已有好几代人的移民历史，绝大多数在德华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华人社群根基尚浅。基数既少，也没有美国那些移民社会的经验。不过，很多德国华人还是很能体会到美国华人对贝克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那几句轻描淡写之语的愤怒，“（凶手）度过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够了，已经撑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华人参加了3月底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声援美国华人的反亚裔仇恨游行，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鲜见。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华人的状况和感受在公共舆论里常常被美国华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视与反歧视的过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经验总结。

2021年4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哥伦布公园手举“反对亚裔仇恨”的标语，表达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隐形的“种族主义”

和人们熟悉的美国模式相比，当今的德国并不以种族主义出名，反而会因为反种族主义而被一些人诟病为“过于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种族问题，只不过涉及到华人，它常常换了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出现。

曾经激起德国13城华人同时游行举哀的李洋洁案便是这样。抛开这个恶性案件的刑事性质本身，单看事件经过，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惨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种族因素。看上去，凶犯及其女友是从马路上骗了一个人来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针对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没有被骗，他们也可能找下一个。但是，对受害人的选择很少是真正“随机”的。除非作案者是疯子，否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贴在亚裔女性身上的“外国人”、“温顺，好摆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满色情意味的标签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合适的“猎物”，无论她本人的真实性格是否符合这个标签（凶犯在后来的供述中所说的“她一直在反抗，很惊讶她那么顽强”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在“标签归类”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实际上是一种大概率下的偶然。案发后，已被爆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嫌疑的凶犯生母及继父笑容满面地按原定计划不变出席了自家酒吧的开张仪式，进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姿态里看到了当事人的有恃无恐以及对华裔群体明目张胆的忽视与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国反种族主义叙事里都会追本溯源的历史事件回顾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汉堡，圣保利区和阿托纳区的交界处曾经有一条唐人街。纳粹肆虐时，唐人街的华人们经历了和犹太人一样的遭遇：被从家里赶出来、送进集中营、死去。时间流逝，在以“反思纳粹”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文化的影响下，德国不少地方都竖起了当年遭纳粹迫害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而关于华人遭遇的记忆叙述却在公共舆论中几近隐形。当年遭迫害的华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由德国国家倡导的赔偿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赔偿申请也被当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国汉堡当地的几个华人企业家曾经想给在南京大屠杀中出任第一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在其诞生地汉堡的家门口树一块感谢牌，表达华人对其在炼狱中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请到了当地机关那里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拉贝是纳粹党员，故不应予以纪念。

为拉贝立牌申请的被驳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冒着危险、事实上帮助了不少中国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纳粹传统的理由拒绝由当地人希望立牌纪念其反法西斯事迹的自发诉求，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因其纳粹党的身份被拒绝占用公共空间，固然可以说反应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尽管反法西斯在德国的主流叙事里已被拔高到联邦宪法保卫局的重点关注话题，但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感受却鲜有被纳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针对，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漠视。

约翰·拉贝

微歧视：“高敏感度”的两面

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高社会敏感度向来为世人所称道，但它也容易对内对外都造成一种假象：德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们在德国的语境下一谈到“种族歧视”，首先联想起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隔绝与屠杀。自然，一方面它以绊脚石、纪念碑等无处不在的形式警醒着人们，这类事件不可以再发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当今社会的其他的仇视和歧视都太“小巫见大巫”了。

与这种“传统”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相比，华人在当今德国社会所经历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视：“吃狗肉是野蛮人行径”、“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儿有自行车吗”、“你被洗脑了吧”。这些言行的“理论支持”大多来源于流传于当地社会已久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论其“炸裂”程度，似乎远不及美国的亚特兰大枪击案。但正是这些无休无止、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视”、“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无地带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无人记述，也无人关心。对外人或对“社会整体”来说，这些感受不过如同水滴入大海。但对受害者来说，它可能是多年后还会记得的隐痛。打开“遇到事情”时的微信群，你会惊异这些隐痛原来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须常常在估算成本时面临心里挣扎：无论是找律师还是找上级主管机关投诉，都需要前期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诉者不求任何“实质”补偿、而仅仅只求一个“正义的伸张”或者“内心的平静”作为回报。但投入的成本、取证的困难、事情本身的“不严重性”（因而不足以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对正当流程的讳莫如深、乃至办事人员的个人倾向、德语语言本身的难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选择放弃。

无数次不了了之的叠加，一方面使得华人群体普遍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社会被整体隔绝在知情范围外，也很难因为一次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触发对华人歧视的足够重视。

“童书事件”：疫情下的反弹

如果说之前对华人的歧视还常常需要对德国社会强大的政治正确而有所顾虑的话，新冠疫情在欧洲的爆发可以说是为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一些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的仇视提供了更加“理所当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围绕着疫情起源的争论自爆发初期就不绝于耳。反映在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里，其中穿插的绝不只有科学的争论，还裹挟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角力、其他国家及利益团体在这场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会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集体情绪。尽管人们在公开讨论里常常主张“不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但这场疫情，自从它在欧洲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国在这场政治舆论战里所处的天然不利境况也常常使得华人在国际社会面对仇视和歧视时更容易陷入话语权困境。

2021年3月的童书事件便是这样一种深刻不安的集中爆发。是年三月上旬，一副来自于德国Carlsen出版社的童书的截图刷遍了德国华人的朋友圈。这是一本以幼龄儿童为读者群体的科普绘本，其中以模拟父子对话的形式向小朋友们介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知识。那句激怒了家长们的话是这样的：“小莫里茨（书中的儿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关的常识，他说这‘来自于中国，从那里传播到了全世界’。”短短两三天内，无数投诉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为这句话急红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诉信里，被许多华人奉为范本传阅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国爸爸写的。这位没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国父亲，在看到图片的当日就有所行动。除了德语本身的流畅之外，很多人希望学习的还有他用讲道理却语气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个说法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对有中国背景的人的种族歧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目标读者群体的孩子们，很容易因此产生错误的联想，伤害其他华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来就从没说清楚过。……”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复，称“您当然是有理的，这是一次未经考虑，欠缺敏感的无心表述之失”，并承诺在下一版里将作出修改。这个回复对那位德国爸爸来说够了，但并不能让更多的华人家长满意。两三日后，出版社改为决定销毁还未出售的绘本。而愤怒的家长们依然无法收手。那段时间，大概有近十个微信公众号几乎天天活跃，以“跟进进度”，“绝不再忍气吞声”，“必须追查到底”等为主题的公号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有人开始联系国内厂商联合抵制该出版社，微信群里开始出现组织人们向出版社扔石头这一类的号召。

很快，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就遭到了当地媒体舆论的反噬。一周以内，德国各大报纸仿佛约好了一样，纷纷点名或不点名地报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料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报纸都把所有华人（注意，是所有华人）的自发行为曲解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国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现的过激言行更成为坐实该论调的“铁证”。

“童书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华人在德国疑似遭遇歧视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它分别从华人群体和德国社会这两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问题的痛点，并展示了冲突是如何围绕这些痛点一步步升级的：一，相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认错速度很快，态度也算诚恳，为什么很多一向温吞忍让的华人家长却一反常态，依然“穷追不舍”呢？二，见惯了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维权的欧洲社会，为什么碰上华人群体，就突然画风一变，浑忘记当地传统，而采用了“有外部势力预谋”的腔调呢？ 

错位的反抗与应对

细究之下，“童书事件”里流行于很多华人间“着急上火”的情绪并不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长期以来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反弹。

仅2020一年，德国主流媒体界就出现了两篇与所谓病毒起源问题相关的“爆款文”，在华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感。不安感的最主要来源当然是在阅读量巨大的平台上发表这样明知在制造话题的文章会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同时为仇视和歧视发展出一条新的“理论依据”。

两次事件里，都有华人自发试图抗议。我所在协会的一个创始人甚至给德国媒体委员会写长信申诉，信中援引了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的判定标准，结果依然是认定“文体所致，不构成歧视”。那些没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明知将对自己不利的论调流传得越来越广，从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担心会更多次被喊“滚回家去”，更多次发生因为一张华人的脸就被拒绝入住乃至被当街暴打这类事情（后两者也是疫情期间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疫情爆发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积起来却因为“事儿太小”或无法沟通而无处发泄的琐碎怨气。

于是，很多华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怪圈里：他们被承诺这是一个讲究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他们被告知这是一个比其他文明国家更不容忍种族主义、更有“正义感”的地方，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须平和地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学打交道。但每当他们自己遇到“明显只因为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时，承诺中的惩诫机制似乎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每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理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灵。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疲倦而担忧，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冒犯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以及该如何估算其“严重等级”。正如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里“对种族主义零容忍”的公共舆论和很多华人的切身感受间，也隔着一道玻璃墙。又或者，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于是，当一件足够大、足够能引起广泛共鸣（华人有重视孩子的传统）的事情出现时，他们倾向于不再向当地社会寻求沟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没有那么擅长沟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团取暖。因为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规则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转，玻璃罩子里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标准往往仅仅是那些步调和自己一致或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识）迎合乃至炒高读者情绪来获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样急需倾诉的人。在被炒热的群体里，不少人不必再细细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对象之间有多少联系。情绪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社会也并没有做好接招的准备。

说“德国有意想歧视华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间就接到过两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主动邀约，一次专访，一次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直播，两次都谈到了对华人的仇视以及歧视问题。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局长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还未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之时，就以官方形式发布声明，宣布注意到德国社会里对亚裔的歧视正在抬头，并提醒大家，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有明确的定义，种族歧视在德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这样的内容远未到达社会共识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来源于德国有目共睹的诚恳认错态度导致不少人难以相信在这样一个中学历史课本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复盘纳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国电视直播纪念活动的社会里还有多少种族歧视的空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德国谈及“种族歧视”，首先联想到的是有历史问题的犹太人或近年来正因为“文明的冲突”以及“难民危机”处于争论焦点的穆斯林族裔。绝大多数德国本地人，当陡然面对华人的愤怒和委屈时，第一反应都是：“你被歧视了吗？还有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啊！”

如果说“曝光量太少”这个问题还能像李洋洁被害案那样、通过积极发声有所改变的话，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歧视，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导致对话和发声空间被压到更低。事实上，不少人已经熟练运用在欧美社会颇有市场的“中国政府批评论”来为其种族歧视和煽动仇恨的行为辩护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现了两起德国华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尔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家餐馆重新开张时写道：“不欢迎中国人！”，汉堡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与中国关联的称呼来代称新冠（特朗普在德国的名气很差）。当前者被人指出“不欢迎华人”的用词和当年纳粹的告示“不欢迎犹太人”用词一模一样，后者被指责在世卫对病毒已有明确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随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称呼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针对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中国政府！”来迅速降低热度、挽回声誉。然而，只要多一点探索精神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套路而已：那家餐馆老板的社交媒体上，早就数次po出过华裔客人与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则几乎无一例外充满了经典的种族叠加性别的嘲笑。看上去，这些华裔女性对一次看似友善随意的餐后合影会使自己的脸被用在这样的语境里并不知情。

对歧视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某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个事件的所代表或触发的一个话语“场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社会影响力”。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一个餐馆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这家餐馆吃饭——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傻傻地被贴出来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饭了谈何合影，而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置之不理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什么信号”以及“这个信号还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许多反歧视活动中的口号或者抵制行为是给其他观望者表一个态：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很遗憾，这类事情的结果总是一再地给向华人传递一个同信息：这个社会（出于各种理由）允许这种冒犯，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疫情所带来的本地社会危机也在加重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欧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在2020年3月那场感动全国的演讲里，默克尔将新冠疫情称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着的绝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数据，还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失业和破产这类经济后果还在数据上可见并有所干预的话，那么孤独、愤怒、绝望这一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则更加无迹可循，遑论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激发了人性的幽暗之处。社会各个领域的冲突都在加剧：极右派利用了对防疫措施不满的“横向思维”运动，对妇女及儿童的家暴事件数量也一直在明显上升。漩涡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相较于在德国过于政治不正确的极右或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为之“洗地”的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以本国政治语境里也认可的“制度之争”和看似合理的所谓“追责病毒起源”为掩护来仇视和歧视本就是“小透明”的华人就太适合作为“安全的”情绪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国柏林，柏林再度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反种族主义示威。

危机下的社会试炼

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协会“华德公会”试图在这股洪流中保持沟通。“童书事件”时，不少会员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没有参与“童书事件”的任何一项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让家长们担忧的“童书事件”只是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象而已。因此我们给联邦教育部（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门）部长卡利采克女士写了征集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注意到，针对亚裔少年儿童的仇视和霸凌行为显著增加。……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出现分裂，也正在损害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在此危机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同样关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动，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我们在此呼吁您尽快采取措施，激发公共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保障社会新生代能够承袭启蒙精神接受教育，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一个包容，建设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三天之内，近20个社团和商会参与了协会联名，它们中有华裔背景的，也有“纯德国”背景的。参与联名的个人就更多了。

结果颇有点“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谨慎采取过激行为的会员被正在气头上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为一年前我曾因同样的发言被一群德国华人以“不爱国”的理由网暴）。两周后，我们收到了联邦教育部长对那封我们自认为写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开信的回复，她的公关部门以用语客气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对我们的请求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一个德国会员表示：“呵呵，我才一点都不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太认识我们的国家了。”）。另一个小插曲则从社会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开信征集联名时，一家华裔社团的主席几乎立刻就决定参与联名，却遭到了理事会中一名成员的强硬反对导致最后不得不搁浅。据有人说是因为该理事会成员的子女刚刚作为一个并不以对华友好而著称的政党新秀进入当地政坛，自然想避嫌。各人选择自有其理性。但问题不就出在：在德国反歧视和沟通公共意见原均属德国内务，与对华政策何干？

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警惕的是，部长卡利采克女士请我们——一个德国民间组织——去找外交部处理我们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体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儿童在德国教育机构里遇到的仇视和歧视，怎么会是一个外交事务呢？这实在令我们费解。您的话让我们不禁想起新近发表在德语媒体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恶意的。它们未经证实，就把所有有华人背景的人的自发性社会活动一概而论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组织地破坏当地秩序的行为。这种粗暴贴标签的做派就是剥夺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发声权和自由表达意见及感受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没有被认可，也没有被尊重。但是，发声和自由表达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陷入一种困境：他们被逼在面对仇视和歧视时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信号，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门这样的公共机关所做出的表态，如果对这样一种针对华裔的集体行为暧昧不明，都是对这种行为事实上的加码，也可以被解读官方为对已有的Asian Hate（亚裔仇恨）以及进一步把一群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某种鼓励。”这封回信，我不仅回给了她的公关部门，也再次发给了部长本人的邮箱。

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歧视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应该有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但在本次矛盾双方那里，它都被不约而同地强行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无论是华人群体中出现的一些以“不爱国”来定义劝阻过激言行的声音，还是教育部长身处其位却指示按照公民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申诉的人去一个专职处理国与国矛盾的政府机关表达反歧视诉求。双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回避自己应有的反思与责任。处在不同“立场”却有相同思路，这不禁令人回味。

这里的错位正好诠释了本次疫情中对华人歧视问题那看似千头万绪的痛点根源。固然，对一切行为性质的认定都需要有标准。但仇视和无知不消除，歧视行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装满水的气球，它只是等着从哪个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飙出来而已。当现有定义和执行标准无法匹配上人性之恶发展“新理论”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滞不前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之奈何？而这一块，恰好落在了现有对“歧视”定义和反歧视标准的盲区里。一些定位较高的德国舆论惯于把新冠疫情称作为一次“危机”。的确，在危机里，人的底线、国家的操盘能力、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都会受到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