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两位“中国老朋友”的一来一去

李光耀走了，新加坡何去何从？

        3月23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广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围绕新加坡模式的学术探讨成为本周国内思想界的热点话题。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新加坡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后发国家如何既能调动社会内在动力与活力实现发展，又能避免社会因发展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本秩序，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凤凰网专访时，则认为，新加坡模式就是一个自主创新模式，李光耀最大的功劳，就是能把亚洲儒家的一些优秀价值与西方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打造出一个制度。谈到中国学习新加坡，郑永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邓小平南巡后说向新加坡学习，主要是学习经济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去学新加坡金融制度；后来中国环保问题凸显，就建生态城；现在知识经济重要，又学习新加坡建了广州知识城。而除了经济社会方面学习新加坡，更重要的应该是政治体制方面，具体就是法治。

        事实上，围绕新加坡模式的学术争论由来已久，分歧主要围绕着如何界定这一模式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的梳理，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界定分歧主要存在三方面：“行政国”还是“法治国”，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以及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新加坡经济模式的分析，分歧同样很大：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家约翰·肯·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典型的政府干预经济体制”，也有人称之为“发展型经济体制”，甚至还有人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最负面的将其称为“土匪经济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罗传芳的视角略有不同。她认为新加坡所代表的“东亚模式”绝不仅仅是对地区经济发展类型的一个指称，而具有与以往的现代化不同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具体包括三方面：“亚洲价值观”的民族本位立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的东方式民主，以及威权主义。而她的分析结论显示，“东亚模式”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它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是无法从根本上外在于现代资本市场及由此 派生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规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东亚模式的未来前景与其独特性应是成反比的。就像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的：“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也观照了新加坡的未来。他在书中分析，儒家文化下国家—社会融合的平衡状态正在极速地改变， 促成这一改变的是两股力量。其一是工业化，它催生了中产阶层以及工薪阶层这些新兴的强有力的社会成分。其二是国际社会间更加频繁地互动，也就是所谓的全球 化。货物、服务、人员以及思想越来越容易跨越国界，使得国内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外国因素。

        而新加坡政府倾向于儒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家长式政治体制。和新加坡相比，日本和韩国，已经开始容许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 与此同时，却并未放弃自身最根本的文化价值观。由此，福山认为，新加坡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道路。如果经济现代化的确导向对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将会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唤，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正好满足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 的中产阶层的需求。

基辛格来了：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上周到访中国，获习近平接见，并共进晚餐。《财新周刊》本周发布对基辛格的专访，围绕中美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突窜的“伊斯兰国” （IS）、社交媒体的风行等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聆听这位92岁高龄却依然被美国历届政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问计的外交家的洞见。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过会面，在西方战略家中也属惟一。这位当年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操盘手认为，处理中美关系的 基本宗旨是：两国都得铭记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现问题时，中美应该通过妥协来应对，而不是施压。

        谈到中国的崛起，他认为历史上一国崛起总有起伏。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发展，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史无前例的。期间出现一些下行是可能的，不过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如果目前正在开展的改革得以落实，更是如此。

        而习近平身负重任。他觉得习近平会作为一位给中国带来重大改革的领导人被载入史册，其中一些改革将为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基辛格相信今年9月习近平首次对 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历史性访问，“美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有机会倾听中国领导人阐释其改革计划以及中国的发展”，所以习近平访美时会描绘中国正 在发生的变化的图景，这将非常重要。

        当前，中国通过领衔发起金砖国家银行、稳定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致力于打造新的国际多边金融和经济机构。基辛格认为其中的战略意义现在还不够清晰，有待历史来定。“目前存在对发展和资本的需求，得有一种方式，让机构分担责任，且在那之后我们再看。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国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谈到中美俄三边关系，他认为今天三国之间没有特别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制造了也正在经历欧洲的一场危机，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国。“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利益，我无法想象中国正式与俄罗斯结盟的情景。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也会加以应对。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问题关乎能源供应以及其他事务，这些都不直接影响美国。”

        而乌克兰危机的基本问题是乌克兰是否应该成为军事联盟（北约）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属于俄罗斯的军事势力范围。基辛格的观点是：乌克兰不应该属于任何一边，它应该是一个会场而非战场。乌克兰危机应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

        基辛格看待“伊斯兰国”（IS）的视角是：IS代表伊斯兰教早期的写照，即世界由哈里发（caliph）统治，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领袖，世界不分边界。它不对各伊斯兰国家加以区分，所以这种思维认为伊斯兰教进入阿富汗、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这变成伊斯兰教的主流叙事，那世界就将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

        基辛格说他不用社交媒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所有人我在干什么”。不过他承认网络完全改变了世界，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出一些以往不存在的联系，同时也唤醒了 自我意识：当你如此依赖他人肯定之时，你对自己的判断还有几分信心？实时的、无处不在的舆论反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基辛格依然相信，今天仍然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得通过他一直倡导的“静默外交”来做：不透露目标，不透露行为。他举例当年接受中国领导人邀请访华时，美国方面觉得最好是悄悄地来。“因为，如果公开行事，我们就得作出很多保证，中方也得解释他们的动机。我们觉得，最好先让领导人会面，就未来两国走向达成理解，然后再公布。经中方同意，美国发布了当时对话的记录。那时，我们刚开始建立联系，彼此不了解，我们觉得最好保密。”

【本周言论】

        看看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那些生硬仿效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道路选择让政府变成了缺乏执行力的弱政府，想做许多事而体制上却形格势禁。 两会的召开再次充分表明，中国决不是要走回头路，但我们的宣传要进一步跟上去，让世界人民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体制优势，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只要执政精英、社会大众与官产学精英都能在上面所说的“三结合”问题上达到共识，那么，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将只能是过眼烟云，只能是一个泡沫，它只能是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它叫得再响都不会有持续的吸引力。

        ——政治学者萧功秦发文议论，如何看待美国学者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

        我们没有资格去嘲笑梵高、海子与1980年代的瘦，他们的瘦是因为他们要献血给此前半个世纪的渴。黑夜一无所有，却给那一代人以安慰。25年了，我们迅速虚胖起来，仿佛拥有一切，但拿不出一首诗，可以安慰，可以祭奠。

        ——3月26日，海子祭日。去年是海子逝世25周年，曾诞生多篇经典的纪念文字。这是香港诗人廖伟棠在纪念文章《他死足了他活过的同样年岁》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