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化”的货币与货币的“非法定化”  

一、“狼来了吗”：传统纸币vs.数字货币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货币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最大”，因为以货币为灵魂与核心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创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迹。货币金融表现形态、主体功能、运行方式和运行体系的不断演变既有力地支持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又经常因为币值的大幅波动而造成社会财富隐形而深刻的重新分配，甚至引发经济金融的剧烈动荡乃至政局和社会的严重危机。

如果说以现金为基础的纸币代表着货币的现在，那么以分布式记账凭证为基础的数字货币的崛起却代表着货币的未来。在此背景下，全世界各国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尝试都如火如荼，瑞典、委内瑞拉已经推出电子克朗（E-Krona）、“石油币”等法定电子货币，而更多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CDBC）正蓄势待发，度势而生。2018年6月，马耳他将加密货币全面合法化，成为世界上领先围绕区块链技术立法的国家。

（图1：马耳他负责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和创新的议会秘书Silvio Schembri发布的FACEBOOK信息）

在全球数字货币的疯潮下，作为原先数字货币代表标志的比特币逐步从套利的投资工具向避险的支付工具靠拢。特别是2020年以来因为新冠疫情而导致的全球主要货币“大水漫灌”的溢出效应，比特币作为商品避险和货币避险的工具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从2020年3月的不到5000美元开始启动，一直到2021年4月最高峰时的60000多美元，再至如今的37000多美元，期间虽多有起伏，但总体上却呈现振荡上行的趋势。 

（图2：2015年-2021年6月比特币行情图，资料来源：Yahoo财经）

基于对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疯狂暴涨的担忧，为防范数字货币对于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相继采取相关政策或措施，以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然而，也有国家选择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在全球法定货币发行泛滥时刻拥抱比特币，承认比特币的法定货币功能。

（图3： 2021年6月9日，萨尔瓦多国会宣布批准接纳比特币为该国法定货币消息） 

二、何以“货币”： 实物货币vs.信用货币

从历史上看，当从偶发的“以物易物”交易转换到通过贝壳、奇石等充当交换的媒介时，贝壳、奇石本身除了特定的观赏性外，并没有内在的使用价值，它们之所以成为作为货币雏形的一般等价物，主要是来源于人类因为认同其“稀缺性”而产生的“价值贮藏”功能。

在此基础上，为了度量的标准性，人类逐渐选择以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同样呈现稀缺性）替代了之前这些奇异的贝壳、石头而充当起了一般等价物。因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并非最早由法律规定产生，最开始的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非国家制度。此时，所谓的“法定货币”也并非指现代意义上通过法律所确定的国家货币，而是指通过王权或者统治权力而强行铸制并要求民众使用的货币。比如中国秦汉时的“半两钱”，唐朝时的“开元通宝”，美索不达米亚的“斯塔特”(stater)、古希腊的“四德拉克马银币”（The Tetradrachm）以及罗马的“塞斯特斯”（sesterces） 。

由于实物货币结算需要大量地携带、运输、检验、交割（移交）实物货币，这使其在日常使用中的成本与风险（主要是携带过程中的灭失、盗窃）越来越高。由此，一种全新的、作为替代贵金属货币的支付工具——“钱庄票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钱庄票据出现的很重要的作用，在于起到一个支付媒介的作用，将原来的现金清算模式，转变为钱庄收取现金签发票据的“记账清算”（account-based arrangement）模式，钱庄通过在账务上的“借记”负债的方式转换为对持有其所签发票据的任何人予以无条件支付的“支付承诺”，由此完成了支付信用从“实物货币”到“钱庄票据”的媒介转换。 

随着银行所流通使用的纸币的接受度越来越强，如同“缺角铸币”一样，国家也开始用发行纸币的方式替代传统的铸币，比如在英格兰，首批纸币是由查理二世发行的国库证（exchequer order），它是一种纯法定的但未被广泛使用的纸币。

（图4： 货币形态的历史发展）

早期法定纸币最为明显的特征，在于其是以发行者所拥有的黄金作为担保，政府需保证有足够多的铸币和金条来充当抵押物。无论是民间的“交子”还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纸币之所以能够被民众接受，是因为人们相信纸币是代表硬通货的权利凭证，由此产生“纸币=黄金”的对应联系。纸币成为“硬通货”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对于纸币背后兑换黄金的承诺，也即所谓的“金本位”制度。

然而，在“金本位”制度完全取消后，法定纸币的发行已不再信赖于国库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重金属”了，单纯的法定纸币制度已经突破了马克思有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的价值判断了，法定纸币的存在与流通已经完全脱离于实体物信用的支持，完完全全依赖于抽象的“国家信用”支撑。

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学家对于实物货币起源的解释强调实物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原因来自于实物货币自身的价值，那么从法学家的视角而言，还不如说这种信任是基于实物货币的持有人对于未来持续使用该等货币以换回其所需物品的信任，也即只有基于对未来可持续使用该等一般等价物的信任才构成了实物货币得以创设并维持的核心所在，否则即便是珍贵的金、银也仅能充当值得收藏的首饰品。

三、数字货币的未来 ：法定化vs.非法定化

在国家信用体系下，一方面政府承诺本国货币价格会保持稳定，不会大幅贬值，但在实践中又必须保持适度的通胀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消费，由此就产生货币的事实贬值与民众对于货币稳定的冲突。

过往动荡世界带给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无政府主义潮流加深了新生代对于国家控制的担心，拉美、非洲国家主权货币的废钞和大幅贬值证实了对于这种国家信任的恐惧。货币的贬值化趋势，使得人们更加愿意寻找保持币值稳定的新的信用机制，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在更大范围内达成信任共识的途径。

从经济层面上看，数字货币的崛起反映了对于市场主体对于传统纸币的使用“痛点”：在需求层面，数字货币可以实现普惠金融，也可以部分解决现有跨境支付存在的速度慢、成本高、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而在供给层面，数字化催生了很多货币的新特性设计，数字科技的突破使得更多定制化的货币有机会被引入和使用，由此产生了对于新型数字货币的使用需求。

从使用成本的视角上看，数字货币的崛起是因“通证化”（tokenization）技术实现突破而得以加速。通证化及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在安全网络上的使用可以实现支付、证券交易结算以及其他经济交易的无缝自动化。在这样一个通证化的互联网金融体系中，物理距离和地理空间已失去了意义，数字货币可以缓解很多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隐含的摩擦。

因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实际上是一场社会实验，这场社会实验虽然暴露出虚拟货币的致命缺陷，客观上却发挥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让人们认识到通过互联网达成共识的可行机制及其巨大价值，由此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以至于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发出“人类正在选择将自己的金钱和诚信投入到数学的世界，因为那里没有政治和人类的愚蠢”的评论。

在此背景下，全球数字货币的发展朝着三个不太相同的方向共同发展着：

一类是完全的法定化数字货币，即传统纸币的数字化进程。比如前文所述的瑞典电子克朗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数字人民币试验。

另一类是不完全的非法定化数字货币，它是指流通与使用必须信赖于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转换性货币。比如以Q币为代表的电子代币和以支付宝为代表的非法定数字电子钱包。

最后一类则是完全非法定化的数字货币，比如FACEBOOK牵头LIBRA（DIEM）稳定币计划，以及现在还不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比特币。  

（图5： 未来货币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看，数字货币的“脱媒”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传统信用机制理论上的新的技术集成和表现方式，数字货币作为信用中介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载体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可能带来传统金融行业和交易方式的颠覆性变革，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会导致“无国界”货币的出现，原先法定货币之间的汇差将会消失，这会使得过往的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格局发生改变，在货币即信用的整体约束下，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无法“任性”地支配货币信用。这种变革的趋势也将迫使原本建立在以传统实物货币为基础的旧有金融监管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的变化，由此使得数字货币代表着数字时代人类的前进方向和货币形态的新迭代。

（作者郑彧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