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新闻界和科学界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在转基因问题上，新闻界与科学界似乎长期持不同立场，由此不断导致了新的争议。我想从传播角度谈两个观点。一是，新闻记者需要有科学素养。二是，科学工作者（后称“科学家”）更要有媒介素养。

新闻记者需要科学素养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国内的传统新闻传播业不太景气。记者群体离职增加，在职队伍也不太稳定，这无疑会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整体质量。而报道科学议题，其复杂程度远非现有记者编辑（大部分为文科背景，尽管理科背景者也在增加）所能胜任。这就造成了我国科学报道力量的薄弱和水平的不如人意。

        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产学研转化增多，也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的决策参考，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如PX项目、高铁、医患关系、核泄漏、雾霾以及转基因食品等，无不如此。这就要求大众媒体能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科学报道内容，以响应公众的关切。无疑，这对新闻记者的科学素养和报道能力提出了挑战。

        高质量科学报道不仅要求记者对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还要有较强的逻辑能力，能与科学家进行有效沟通，判断他们的科研成果在整个领域中的相对意义和价值，识别他们背后的利益立场，而不能仅仅被“喂食”（非贬义）。显然，对大多数记者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此需要记者努力学习，快速提高科学素养。

        另外，新闻教育机构也可有所作为。据我所知，为了帮助科学记者更好地履行职责，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科学新闻报道方向，招收具有5年以上新闻从业经验的记者，实行新闻和相关科学方向双导师制。这是很好的培养优秀科学记者的模式，值得复旦学习。此外，哥大新闻学院的布朗媒介创新中心已经资助技术团队开发出软件，帮助记者们迅速检索相关研究论文，迅速评价某项科学发现在其整个演化历史中的地位。这同样是科学贡献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很好的例子，也说明科学家与新闻记者以及新闻教育机构并不是敌人，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在类似争论中，我发现“科学家”基本只从科学角度考虑转基因问题，而将其他相关问题斥为“文傻”问题。实际上，在现阶段，和其他很多议题一样，转基因问题不仅和科学相关，还与“政治”相关。这里我所言的“政治”，同时包括狭义和广义的。后者涉及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恐慌、怀疑、猜忌、鄙视）等。这些因素与“自然科学”相距较远，但与“政治”相关。它们无法准确测量，却现实存在，与公众是否接受转基因食品关系重大。

        但科学家们对转基因的“政治”因素认识不足。他们要么认为科学发现客观中立，可以近悦远来，天下臣服，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要么认为科学研究与公众无关，公众了不了解全无所谓。因此，科学家极度缺乏媒介素养，对“科学传播”忽视甚至鄙视。在一个几乎完全媒介化的社会中，这种认识相当天真，乃至危险，不利于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

        无疑，科学家比新闻记者更懂科学。但是，任何科学只要涉及广泛的应用、涉及公众，就都存在伦理问题，就需要尊重公众的意见，就需要公众的“知情同意”。当今世界，核物理、化工、雾霾和转基因等应用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少数科学家关起门来在实验室内独立研究，或由少数“内部专家共同体”达成“共识”后径直投入应用的问题。由于这些研究发现会被用来支持公共政策，这增加了亿万公众的风险，关涉公众利益，科学家和公权力部门就必须向公众作出解释，就必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贝克《风险社会》）。而且，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于公众纳税，科学家也有责任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以获得后者的理解或支持。向公众解释科学研究，不是科学家可选的自由，而是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遗憾的是，从某些讲座现场或网络交流来看，科学家缺乏基本的应用科学伦理观念，不仅没有意识到转基因科学研究应用的公共性，反而用其科学家“共同体利益”（注意，这是一个对公众而言匿名的共同体）来抹杀这种公共性。

        如果科学家不能或不愿向公众解释，大众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就有必要这么做，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向科学家发问。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复旦参与的一个名为“气候变化与科学报道”的国际项目。项目的国际委托方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因为忽视媒体报道而栽了一个大跟头，因而特别拨经费设立此项目。项目文件写道：

        “可以期待的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将更好地回答‘气候变化对社会大众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其最高目标是消除由当下电视、报纸等媒介造成的社会大众对气候变化的距离感，并激发当地群众和政策制定者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中。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将研究进展和成果有效地传递给社会大众这一过程至关重要。例如，我们需要以便于理解的形式向大众表明这些研究成果对人们生活的实践意义。我们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多元化的方式和渠道向国内外的民众宣传这个项目的宗旨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媒体以及新闻教育机构参与对该项目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公众”和“大众媒体”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既然科学传播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那么科学家就应该视大众媒体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并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配合大众媒体做好科学传播。对于从事科普的新闻传播者，科学工作者应该感谢他，是他们激发了大众对转基因之类的议题的关注，从而也让公众能倾听科学家们的观点。即使他传播的内容中有错误，科学家不应以自己的研究为尊去辱骂他，而应该帮助他，平和地告诉他，科普的内容中他什么地方错了，什么才是对的理解。

        总结来看，科学界与新闻界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争议，所体现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各群体之间信任的缺乏。如新闻界和科学界对对方所定义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互不信任。另外，这也和这个社会缺乏权威的信息来源有关。在一次讲座中，美国新闻社会学教授迈克尔·舒德森问众多上海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师，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共议题中，是否存在一个公众认可的、深具公信力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权威信息以解决争议？这个问题竟然令在座者面面相觑，难以回答。

        传播界和科学界这类专业人士间尚不信任，公众又如何能相信专业人士呢？据网友引用的相关研究，发现：1、不太信任政府官员和记者的人更不赞成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2、对科学家信任度中等的群体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最低。尽管该研究也指出“对科学家系统不信任可能不是转基因低接受度的主要原因”，但以上这两点发现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自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后，科学代替宗教成了维系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人们对科学的信赖也成为一种信仰，甚至发展成一种迷信。科学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居功至伟。没有科学，我根本不可能用电脑写出这些文字。但是，正是科学为人信赖，所以其公信力就应该得到更加精心的维护。日本美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因宣称发现“万能细胞”而出名，但后来其相关论文被认定为造假而被谴责，其导师笹井芳树因此自杀。我国学界（科学界当然也在其中）亦不乏丑闻。但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常常以真理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来要求他人，甚至鄙视他人。而实际上，科学家的公信力正在下降，专家也在变成“砖家”，其公众形象并不比他们所讨厌的大众媒介强多少。

        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从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发展的原因。他在书中指出，相对于美国、日本、德国这些高信任度社会（通过社团产生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社会联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社团组织不发达）。他认为，低信任度社会，不利于组织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

        福山对中国的归类并不一定对。但当下中国社会，社会信任度以及权力部门的公信力缺乏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和运行成本，这一点却无法否认。我认为，这也是转基因或其他类似问题的争议背后的重要根源之一。什么时候科学界值得新闻界信任了，或新闻界值得科学界信任了，以及这两者都值得公众信任了，我们就会少很多无谓的争议，社会也会更加有效地前行。现在哪一方都没有指责另一方的道德优势。社会信任总量降低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为之付出代价。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地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