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仲言先生《中共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出版往事

        最近在网上读到罗仲言（罗章龙）先生《中共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文章注①说是摘自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的《罗章龙回忆录》644－666页。至此，我才知道这部《回忆录》早已出版。回想当年罗老先生托我打听他这部回忆录何时出版的往事，历历如在昨天。

        我是1984年春夏之交认识罗老先生的。那时，因要确定《积微居友朋书札》中每通书札的具体年份，需到北京中科院图书馆去查祖父的《积微居日记》。湖南师大周秉钧先生知道我将北上，把我叫到他家说，你去找一下罗仲言先生，就是罗章龙先生，催一下他快写纪念文章，最好交你带回来。原来，湖南师大预备在1985年祖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开个纪念会，还要出一册纪念文集。因罗老抗战胜利后到院系调整这几年在湖大教书，与祖父关系较为密切，于是向他老约了稿，罗老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但行将接近截稿日期，尚未收到他老的稿件。

        祖父《积微居日记》中不乏罗老的记录，如1949年6月18日：“五时出，到罗仲言、江之泳、郭文鹤三处小坐。”同年8月25日：“晨到半山亭出席同志会，罗仲言讲毛泽东之经历与思想。”1953年6月14日：“早点后访罗仲言夫人，谈陶先瑜事。”陶先瑜，鲁实先夫人。时鲁实先去台湾，妻儿生活无着。

        罗家住前门西街路南——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房子很新，两室一厅，厅较大，家中通常有一年轻保姆；有时有一中年男子，说是老家的；有时有一三十岁左右的周小姐，据说是他老的助手。我那次去，罗先生听我自己介绍是遇夫先生的孙子，非常高兴，问这问那。他个头不高，小平头，头脑异常清晰，完全不像年近九旬的老人。他告诉我纪念文章刚刚寄出，完全赶得上截稿日期。又问我家中情况，我的工作，等等。还嘱咐我一定要经常联系，强调这不是客气话云云。告别之际，他拿出三册他翻译的马克思传记《为人类工作》送我并让我转交我伯父和我父亲，且一一在扉页上题字。后来他还送过我一册他译的有关康德的书，可惜的是，这部书已经找不到了。

        后来罗老的文章《回忆杨遇夫先生》登在《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上，文中回忆到，他常与遇夫先生一道郊游，两人重访秋收起义遗址，他对杨绘声绘色描述当年事迹，而杨鼓励说：“此非局外人所能及，殆属晋乘梼杌。”应赶紧记下来，以存史迹。

        我那时在省委党校学报《学习与实践》编辑部工作，经请示主管领导理论研究室王主任后，我向罗老约稿，他也寄来一些他的诗，后来都发表了。

        罗老知道我父亲在湖南省出版局工作，便让我打听他的两部书何时能够出版。他已经将书稿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但迟迟没有回音。我回长沙打听的结果，是诗集可以出版，后来果然出版了；而回忆录，因和党史记载不符处甚多，不能出版。为此我请教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罗老浏阳远房族侄的罗老师。他说罗老的回忆肯定会与党史不符，不出版是可以想见的。何以与党史不符？直到我读了《中共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才有了直观印象，深以罗主任的话为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平反历年积压的冤假错案的高潮，作为“党内第四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的罗老，也积极争取平反昭雪。他的理由是，既然王明路线是错误的，而我们当年是因反对王明错误路线而另立中央的，尽管不无错误，但遭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开除党籍，却未必不应平反。例如后来他的老朋友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另立中央，事后也能留在党内。两相比较，他显然感觉不公。申诉书上交后，高层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平反，有的反对。最后由邓公拍板，另立中央是严重错误，既然已开除党籍，未便公开平反；但念在罗早年为党做过大量工作，反对王明为首的中央也事出有因，可给予适当照顾。后来，罗老从武汉中南财院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任一级研究员（相当一级教授），又连续担任几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老还让他在湘潭纺织厂工作的侄儿，到我在省委党校石佳冲大坳的宿舍找我。他侄儿与我父亲年龄相仿，却极为谦恭。我看他老远赶来，要留他吃饭，他却匆匆走了。不知他是否罗章凤——中共早期烈士——的遗孤。

        有一年我到北京，顺便去看望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他老——仍精神矍铄，健谈如昔。同行的有我的同学俞涌，还有一位武大法学院长沙籍的本科生。谈着谈着就说到“五四”学生运动上去了，他老说：“我们那时可是打砸抢啊！火烧赵家楼，我就在场，带头的都是我们湖南人啊！匡互生，他有武功，嗖嗖嗖一下子就翻过墙了。”

        说了一会，他问我们吃午饭没有，我老实答以尚未，他便让保姆做饭，不一会一桌丰盛的饭菜就上桌了。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他不断提着八磅热水瓶给我续茶。我想，他老的手劲怎么这么大？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罗老，大约是在1993或1994年。我进门后，保姆进卧室通报后出来告诉我稍等，过了一会，罗老出来，穿着那件旧呢子中山装，每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脸上却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神情呆滞，似乎不认得了。我心里暗叫不妙。1995年2月，中共成立时五十一位党员中幸存于世的最后一位，以九十九岁的高龄，挟着一世纪的激荡风云，从他的“亢慕义（communism）斋”中，见马克思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