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投入最多心血的研究为何最终没有完成

        “求温饱”与“寄心迹”

        1926年，刚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的容庚就被洪业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次年又出任洪氏创办的《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其后有不少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这份学报上。其妹容媛也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秘书一职，并参与洪业主持的引得编纂工作。凡此种种，均可见洪、容两人关系密切。

        自1942年4月起，容庚转至由日军控制的北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即被视为汉奸而遭解聘，虽曾有公开信自陈原委（见《胡适来往书信选》1946年部分附容庚致傅斯年公开信），但也于事无补。

        据陈毓贤女士《洪业传》所述，在战后燕京复校之时，洪业曾希望这位和自己渊源颇深的古文字专家重返校园，并为此据理力争，“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很多教授都在他办的爱国杂志《火把》里投过稿，他在北大教书只为求温饱”（第十八章《抗日胜利》）。不过那段经历显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洪业的努力斡旋最终以失败告终。复职未果之后，容庚不得不离开北平，辗转至广州中山大学谋职。

        容庚本人过后对这段经历尽可能避而不谈，只有在五十年代初所撰《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中，通过考察钱谦益、朱彝尊两人所编明诗总集的渊源始末及得失优劣，着力表彰“钱氏选诗，隐寓愤时之志，大体上有托而为，以寄心迹”，才隐约透露出内心的愤懑抑郁之情。

        而其亲友门生则竭力为他在抗战中的表现辩解，最典型的莫过于其弟容肇祖所言：“容庚热爱祖国，他对日寇侵略我东北，而当时当局又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十分愤恨。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燕京大学抗日救国委员会，容庚积极支持，他和郑振铎被聘为顾问。在他指导下，编了一本小册子《九·一八事变记》，分送海外同胞，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忱。

        他又发动十大教授募捐，支援救国运动，并主编《火把》白话报通俗刊物，带头为刊物写文章，唤起群众爱国热情。……在抗战八年的岁月里，在敌伪铁蹄的统治下，他无时不在渴望转移至西南大后方。他儿女幼小众多，经济困难且南下的交通阻塞，但是这些都不是他考虑中的主要问题。

        最使他难以割舍的，是他的事业上有关的研究资料，他的未完成的著作草稿、珍贵书籍、古物无法转移和保存，这些是他的事业基础。他说：‘我什么痛苦都可忍受，可是不能没有事业。’他不能抛弃这批珍贵的古铜器，这是国家的宝藏，他认为决不能由他丢失。为了保全祖国文化、历史稀有的珍品，他压抑着受屈辱的民族自尊心，忍受着沦陷耻辱，留在北平。”（《容庚传》）

        一方面指出他在滞留期间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入侵者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则强调其滞留北平并非由于家庭负累或路途艰险，而是无法割舍念兹在兹的研究事业，为了保护诸多国宝重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毫无疑问，这番话基本上可以视作容庚的自我辩解。

        随着洪业于1946年远赴美国，容庚也就此彻底退出洪氏的交游圈，在《洪业传》之后的篇章里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记录。对于洪业当年施予援手，容庚究竟持何种态度，颇令人感到好奇。从《洪业传》的叙述来看，洪业将容庚至北大任教视为“求温饱”之举，和上引容肇祖为乃兄所作的辩护相比较，虽然用意均在为其开脱，但前者视之为苟且偷生，后者誉之为忍辱负重，彼此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大概无法让以“隐寓愤时之志”、“以寄心迹”自命的容庚感到满意。

        敬畏和坚守

        洪业毕生喜好杜诗，1940年主持哈佛燕京学社时就曾指导聂崇岐等人编纂《杜诗引得》，并撰长篇序言考索杜集版本源流；1952年又用英文撰写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成为英语世界中屈指可数的专门著作。二十年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在大陆出版，书中为趋时奉势而刻意扬李贬杜，甚至罔顾史实的做法，无疑会激起洪业的强烈不满。

        《李白与杜甫》中有一处提及杜甫《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云云，郭沫若分析说：“河西县在唐代有两处：一属于云南，在蒙自附近，天宝后没入南诏；一属于四川，在宜宾附近。估计杜甫被任为县尉的是后者。两者都是西南偏僻小县，杜甫不愿意去做县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题为‘戏赠’，是表明自己的又高兴而又不太高兴。高兴是乐得做了京官，不太高兴是嫌官卑职小。”（《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功名欲望》）

        《洪业传》中记载了传主的回应：“一九七九年洪业被邀在哈佛讲演，他即利用机会指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杜甫拒绝做河西尉，不愿意去穷乡僻壤，挑肥拣瘦，是大错特错了。因郭沫若抄捷径用《地理辞典》，才以为河西县那么远。其实根据《元和郡县志关内道》、《旧唐书地理志》等参考书就可知杜甫的时代河西县只离京兆之奉先五十公里而已。”（第二十一章《幸存者》）讲演的具体内容虽然不详，但洪业的批评确实称得上一针见血，干净利落。

        就在洪业作演讲的第二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撰写了《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其中有一节恰好也涉及《官定后戏赠》中的“河西”，认为“郭老所提到的唐代两个河西县，是从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里抄下来的。由于抄得欠仔细，既有抄错的地方，又没有抄全”。

        随后又根据《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进行考订，明确指出杜诗中的“河西”故址位于今陕西郃阳县东南四十里。在当时的形势下，谭先生自然绝不可能知道远在美国的洪业此前对郭著也有过相似的批评，而双方对郭氏致误原因的判定乃至纠正其错误的依据竟然完全相同——当然谭先生的考订更为细致准确——令人不由惊叹世事之巧合。

        稍稍追溯一下谭其骧的治学历程，就会发现早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以及其后在燕京任教的经历，为他日后研究历史地理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虽然在燕京求学期间，他主要师从顾颉刚和邓之诚，并未听过洪业授课，但当时历史系的日常管理主要就是由洪氏负责，其谨严不苟的作风对于众多学子的濡染感召是不容忽视的。谭其骧在1935年夏准备离开北平转赴广州，在犹豫未决之际就曾向洪业征求过意见，并得到鼓励和支持（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五章《编〈禹贡〉始末》），足见师生间的信任与契合。

        其实就算是洪氏称许过的门下弟子，如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冯家昇、聂崇岐、王伊同、邓嗣禹、王锺翰等等，各自的研究方向与他也并无多大关涉，甚至别有师承，他们对老师的感念主要源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治学风范。这从周一良先生的回忆中即可见一斑，他说洪业为历史系学生开设的必修课，“对我这样于考据之学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自然感到‘卑之无甚高论’。但洪先生思想敏锐，口才锋利，讲课时充满机智与风趣，能把这些简单枯燥的内容讲得引人入胜。特别是贯穿于两门方法课中的科学精神和严格训练一丝不苟的要求，对我影响很深，一生受用。以后写论文以及工作中严格谨慎的作风，就是洪先生这两门课训练出来的”（《毕竟是书生》三《求学北平》）。这种一丝不苟、严格谨慎的治学态度在谭其骧身上也尽显无遗。

        洪业、谭其骧围绕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作的批评，在局外人看来或许也不免“卑之无甚高论”。的确，此类商榷性文字在两人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但重要的是这师生两代人不约而同地昭示给后来者这样的信念：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应恪守学人应有的本分和职责，不降志，不辱身，始终保持对学术尊严的敬畏和坚守。

        未竟的事业

        刘知幾《史通》又是洪业倾注极大心血的研究对象。据《洪业传》所述，“在学术方面洪业专心研究唐朝刘知幾的《史通》，他搜集关于《史通》的资料，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在这个题目上发表过五篇文章。这本集其大成的著作要用中文写。

        可惜这工作最终没有完成。”（第二十一章《幸存者》）研究计划未能如愿实施，确实令人扼腕叹息。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移居美国之后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陈毓贤女士曾道出个中原委：“一九五〇年，洪业决定不回中国后，便写信给聂崇岐，托他把自己多年搜集关于《史通》的书、手稿及其他资料寄到剑桥。聂崇岐回信说他把书寄来了。只是五十年前出版的书，因算是古籍不能出国。手稿则交给政府审查后才能寄出。不幸一九五二年美国和中国便断绝邮路，以后便完全没有聂崇岐的消息。一九六一年，一位在联合国纽约秘书处工作的燕大校友黄迪到中国去了一趟。洪业又托他打听能否把他关于《史通》的手稿带出来。政府回复说请洪先生回来做研究，会有与美国相当的退休金给他。洪业觉得这简直是勒索。”（第二十章《侨居剑桥》）

        但这一系列重大打击并未彻底击垮洪业，因为在此之后他并没有打算放弃，1957年发表《〈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幾所作辨》，1961年发表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1969年又完成《史通·忤时》篇的英文译注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都是相关研究的副产品及前期准备。他当时还曾有译注、校订《史通》全书的计划，据五十年代中期至哈佛访学的余英时先生回忆，当自己向洪业提议，“请他整理出一个最理想的校本，分别刊行，以取得与译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由此看来，《史通》研究最终未能蒇事，仅仅归咎于文献资料的缺失还稍嫌不足，另一个因素或许同样不容忽视，即在洪氏身边缺少可以相互切磋交流的朋友。尽管当时同在哈佛任教的还有一位以博雅见称的华裔学者杨联陞，但其研究偏重于经济史和制度史，大部分精力又被牵扯到撰写各类书评之上，加之从五十年代中后期起就罹患抑郁症，对其身心造成极大影响，恐怕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细致深入的商讨。

        可资佐证的还有王叔岷先生提及的一件往事。王氏于1959年夏远赴哈佛远东语文系，据其回忆，“在访问学人宴会中，见到闻名已久并曾通信的洪煨莲（名业）先生，握手言欢”。他又提到随后与洪业通信论学的经过：“洪先生有篇《〈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幾所作辨》，文中所引《思慎赋》‘夫铎穴由于足响’句，‘穴’下注云：‘《文苑英华》作“冗”，似误。“铎足响而穴”，为义甚佳，惜不知其有何典据。’我想，洪先生之所以疑‘穴’作‘冗’为误，可能是认为‘冗’是‘冗杂’‘冗长’的‘冗’。我写信告诉他，‘穴’字的俗书作‘冗’，与‘冗杂’‘冗长’的‘冗’相混，《文苑英华》‘穴’作‘冗’，‘冗’即是‘穴’之俗体，非误字。洪先生接到我的信，非常感动，回信说他发现其他的‘穴’字也有作‘冗’的，佐证我的解说。洪先生的信我未保存，记得其中有句非常谦虚的话，说我提醒他是‘惠此孤学’。仅仅一个俗字的问题，何足挂齿！前辈之谦德如此，仅此一语，亦可见洪先生在哈佛大学之寂寞！”（《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四一《访问哈佛》）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保持独立思考固然重要，但和同道中人相互切磋砥砺也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洪业身边有王叔岷那样擅长校雠的专家，则其《史通》研究应该还能有不少进展。

        洪业门下弟子翁独健、王锺翰在1980年初合力选编其中文论著三十七篇，汇为《洪业论学集》，其中《〈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幾所作辨》一篇依据的是1957年出版的《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所载的文本，内容一仍旧贯，并未有所增订。想来洪业老境颓唐，意兴阑珊，对此已无意深究了。《论学集》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1年3月正式出版，而三个月前，洪业已经在美国的家中安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