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陆扬：陈寅恪的“孙行者”为何一定要对“胡适之”

        3月26日下午14:30，南京大学IAS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了“高研院十年庆•校外名家系列讲座”第六讲，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陆扬教授，在鼓楼校区逸夫馆9楼高研院报告厅，做了题为《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以及与胡适之关系——从清华国文考试谈起》的精彩讲座。全场座无虚席，有来自南京大学及南京其它高校的师生，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界同仁、记者，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副教授主持。

        陆扬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学习梵文巴厘文，曾向季羡林先生问学，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教学研究系，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取得博士学位，师从杜希德、余英时两位先生。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曾经在继费正清、包弼德之后，在哈佛大学主讲著名的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课程。

讲座现场（王宁生 摄）

        童岭老师戏称，1999年当陆扬教授博士论文《唐代后期政治转型与朝代复兴——唐宪宗及其时代》（普林斯顿，英文版）杀青时，自己才刚刚上大学，连唐宪宗叫李什么都不知道。后来酷爱读陆教授正式与非正式的文字，尤其举出了《唐研究》第8卷和第19卷上面的两篇长文，认为都是“孤篇压全唐”的力作。

        童老师还提及，陆扬教授与Wendy Swartz教授等合作编著《早期中国中古文献导读》（Early Medieval China: A Sourcebook），除了被美国国家图书馆Choice Magazine评为2014年杰出学术参考书之外，还刚刚获得了美国著名的Franklin Jameson奖提名。童老师透露道，这次陆教授南下只有几日，但拎了整整一箱参考书来，正是为其著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大未名中国史丛刊）做最后的修订。童老师笑云，如果按照陆扬教授的“粉丝量”推算，倘若这本书只按普通学术书印量2000册出版的话，恐怕一出来就会售罄。

        以下为陆扬教授本次演讲纪要。

对子的正反合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成了一位学术偶像，受到普遍的关注。一位专业性很强的学者因为种种因缘而成为社会崇拜的对象，那么社会就倾向于找到一种陈寅恪适于大众文化兴趣的言论，却很容易消弭陈寅恪思想中精微特殊的内涵。

        1932年8月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出题，以对对子为主要考题，则恰恰是少数能使陈寅恪同普罗大众的旨趣产生交集的话题之一。陆扬教授的讲座就是从清华大学这次入学考试讲起。当时，陈寅恪以“孙行者”为题的对对子国文考试题，经媒体传播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陈寅恪因此接受了北平《世界日报》的访问。在这次访问及后来给刘文典（《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和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谈到了他心目中理想对子的四个标准，分别是词性、平仄声调、语汇和思想内涵，要满足“一正、一反、一合”的条件，方为“妙对”，而这正与黑格尔辩证法精髓的“正反合”说暗合。在上面提及的四个标准中，最后一个标准是此前的研究者从未措意的，而这恰恰是陆扬教授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在陈寅恪看来，对对子的最高境界是要有丰厚的历史意蕴，能体现作者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而符合这种预期的对子有吴梅村名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的“南内方起看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苏轼《答周循州》中的“前生当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赠虔州术士谢晋臣》中的“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等。

        陆教授认为，陈寅恪创作“孙行者”这一对子很可能是受到了苏轼诗中“卢行者”和“韩退之”的启发，而在答记者问时对“祖冲之”、“王引之”这两个答案表示肯定，并提出“王引之”在声调平仄、词语雅洁和相对含义上更胜一筹。陈寅恪在他晚年的《附记》里指出，最理想的答案应为“胡适之”。至于陈寅恪重视思想存在的独特脉络方面，冯友兰与之持有相似的观点，而冯氏的《中国哲学史》由陈寅恪写审查报告这一事情，也说明当时两人的学术理念比较接近。

从“孙行者”到“胡适之”

        为什么一定是“胡适之”？陆扬教授认为这透漏出陈寅恪的某种心曲，带有他学术思考的特色。为清华出国文考试前后，也就是1931年到1932年期间，正处于陈寅恪的学术转型期，此前陈氏主要是东方学的路向，重视域外文献与汉典的比勘等，此后则转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史研究，而且是奠定其一生学术盛名的中国中古史研究。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学术转变，跟当时的学界状况是有关系的。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转任清华历史系和国文系的双聘教授；一是史语所的成立，陈寅恪担任历史组主任，敦煌文书的整理就是其中一项“学术工程”。从陈寅恪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来看，他的学科意识也越来越浓。

        在就在这个时期，陈寅恪与胡适的交往相当密切，而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颇有影响，两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也很有意思的学术对话和学术竞争关系。陆教授从胡适给陈寅恪的一封信记出发，详述了胡适对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等有关《西游记》故事来源方面的影响，并推测陈寅恪对《西游记》玄奘弟子的研究正是促使他将“孙行者”同“胡适之”联系起来的最直接的因缘。除此之外，陈寅恪对禅宗等中国早期佛法概念的研究同样是对胡适同时期所做学术的一种响应，陆教授通过考证、解读陈寅恪给胡适的一封信和胡适的日记，淋漓尽致地勾稽了出来。

        以上分析说明陈寅恪在设计清华国文试题之时，他与胡适在学术兴趣上有很多交集，胡适的研究对陈寅恪的不少学术篇章发挥了催生作用。实际上，胡适的禅学研究在当时中国学者中处于领先地位，他早在1926年就曾赴伦敦、巴黎查阅敦煌佛教卷子，所以在材料的掌握上就相当充分，加上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使其在佛教史尤其是禅宗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

       正因为有这层特殊的意义，所以“胡适之”才能与“孙行者”组合成一个更丰富具体的历史语境。陆扬教授认为，“孙行者”这一对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带有调侃的意味，实际却带有敬意的暗示。

        接着，陆教授还从1957年2月6日陈寅恪给刘铭恕的一封信说起，陈氏提及早年撰写的《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并提及“友人”将部分语录载入私人日记。关于“友人”的身份，查阅胡适的日记可知，“友人”当为他无疑。但对于陈寅恪如何得知胡适发现这一并不有名且仅存于英藏敦煌卷子的文献并抄入日记，当属胡适本人透露的可能性最大，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钞董康<敦煌写本阅读记>》即是一种线索。在1957年举国批判胡适这一特殊的环境下，陈寅恪用“友人”这种隐晦的方式提起自己和胡适的学术姻缘，尤其让人动容。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

        最后，陆扬教授引申到对陈寅恪的文史之学的考察，认为以对对子为国文试题看似陈氏在偶然情况下的一时之举，但透露出来的他对文词表现力的重视。陈寅恪重视音韵训诂，提倡“读书须先识字”的小学工夫，早为学界耳熟能详。陈氏对声韵用典等语言形式的重视和敏感，则体现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字呈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想象有深切认识。

        除了阐发对对子的意义，他晚年的《论再生缘》也表明了这一看法：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即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一方面，他显然受到了欧阳修、苏轼、陈振孙等宋代文人变革骈俪文风观点的影响，认为最上乘的骈俪必须是能像古文那样说理叙事的，不仅以形式美打动人，更以思想之自由灵活达到“合”的上乘境界，两宋间大手笔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书》就特别为陈氏称道。另一方面，陈氏的这些看法是骈体文复兴时代——晚清以来关于“文以载道”和“沉思瀚藻”的文章之辨的延续和发展，他视六朝与天水一朝为骈俪最佳之时代，与阮元和刘师培等人的立场折衷，而与胡适等人的文学观相去较远。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讨论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时，虽然并不认同胡适“平白如水”的评价，而认为是委曲婉转、用事复杂的作品。在学术讨论上有针锋相对之处，但陈寅恪对元白的关注，跟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有关，因为胡适等人格外推崇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学术就在这样的隐性竞争（另一层面的“致敬”）中得以推进，陈、胡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讨论亦可传为一段学林佳话。

        对于陈寅恪重视骈俪文字的原因，除了其能体现中国古典语言的特性，陆教授认为还与典故的巧妙运用有关，这极大地延展了历史想象的空间，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切入口。而陈寅恪自己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正是结合对仗和用典以达到诗史般叙事特点的最佳案例。讲座最后还谈到当年国文试题的另一题目“梦游清华园记”，陈寅恪意在考察学生自由的思想和想象力。而想象力、描写力和思想自由，这三者恰恰是构筑不朽史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核心所在。

        最后，童老师说道，陆扬先生是余英时先生入室弟子。1980年代余英时先生辗转得知，陈寅恪先生读到他的《<论再生缘>书后》，说“作者知我”。如果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得悉陆扬教授此文，一定也会如此感叹。

        童老师总结说，本次讲座题目中的“文史之学”与章太炎、黄季刚、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等诸位先生一脉而来的、东南学术中的“文史校雠”之风非常契合。童老师还引用《西游记》中孙悟空把黄眉怪三大法宝之一的金铙打成“碎金”，后被弥勒佛复原的故事，借此称道陆教授化“碎金”为金铙的手法，也正如他自己分析陈寅恪先生所具有的想象力、叙述力以及独立思想三大法宝一样。

        （讲座稿整理者均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