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译者林文月：日子是过出来的，要认认真真活到老

        林文月教授是好几代台湾学生们心目中的“月亮”——美丽优雅、高风亮节。“家世显赫，风华绝代”这些字，在她身上都是恰当的。2015春节前后，经齐邦媛教授引见，我终于在岁末时节，一个有阳光的上午，在北加州湾区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林老师。

        一向行事周密、温和体贴的她，不但茶水早已备好，中餐也有备案，还把我事前该做的功课一并做足了。著作、照片、笔记本都整齐地摆在桌上。初次见面， 两人从客厅移到厨房，再移到书房，然后移回厨房，一聊就是三个钟头。

        接下来数次造访，她领我神游上海日本租界、1940年代的台北、1950年代的台大，1960年代台北文艺圈，还有台北知识女性的风华和友情。 这些又都没有阻挡林老师脚踏实地过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一位充满张力的台湾女性知识分子。她一面为我调理简单的午餐，一面告诉我：“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

        林文月，台湾著名学者，散文家，翻译家。1933年生于上海，祖籍台湾彰化，为《台湾通史》作者历史学家连横的外孙女、连震东的外甥女，连战之表姐。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40年，并客座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斯坦福大学、捷克查尔斯大学。除专精中国古典诗词外，林文月日文素养深厚， 翻译作品有《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枕草子》等，散文著作丰富，被选作台湾教科书。 目前定居美国。

关于上海的那些童年记忆

        明： 您说您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背景吗？

        林：我是1933 年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出生的，在虹口长大， 上日本小学，抗战结束后，在1946年2月，随父母家人回到台湾。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此后也才开始学“国语”。 我的父亲是台湾彰化人，母亲是台南人。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割让给日本，我父亲出身贫穷农家， 靠自己苦学，毕业于日本人设立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先后在上海和台湾银行界工作。

        舅舅连震东年轻时留学日本，但外祖父连横希望他的独子不要在日本统治下工作，所以安排舅舅到西安去。母亲和舅舅先后到了大陆以后， 外祖父连横在儿女的督促下，在1933年移居上海，由我母亲和阿姨就近照料，直到1936年在上海去世。

        明： 您记忆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呢？

        林：上海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复杂的。我记忆中的上海不是十里洋场，不是百乐门，而是虹口的日本租界。我在上海上过两个日本小学，一年级上“上海第一小学”。后来，这个小学因为学生人数太多，就分了一批出来。我二年级时，就到了“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全校学生都是日本小孩，只有我跟妹妹是台湾人。我们上课用日文，学到的规矩也是日本式的。我们听得懂一点上海话和一点台湾话，但不会讲国语。

        我家在上海的地址是“江湾路540号”，是一栋二层楼房，现在还在，但围墙已经拆掉了。当时，我住在左边楼上的房间，围墙外边不远，就是铁道。家旁边有一排房子，住着八户人家。那是我父亲的产业。那排房子再过去有一块草坪，有沙坑、跷跷板等设备，供小孩玩耍。草坪再过去，是“公园坊”，三排摩登的三层楼房子，共三十三户，那是父亲和朋友合资盖的。父亲当时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并投资建造房地产。公园坊的住户都是三菱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和家属，从日本到上海工作，就集中住在这里，一直到战败。

        想到上海的过去种种，我难免有些激动。那里有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几年前我去过一次，但没有进到公园坊里去。原来我家旁边那八户房子也还在，我走过去，看见最后那间屋子里有一位老太太在炒菜。她看见有人来，跑出来说，你们做什么的？我说，我以前住在这里。她竟然还记得我，说，“喔，是林先生的孩子。”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当年是保安队的，父亲曾托他照看一下附近的治安，不收他们的房租。他们夫妇从那时起，一直住在那儿。但那也是好些年前了 。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江湾路忆往”，也画过一张素描，画的是江湾路540号的房子。 后来有人到上海，拍了一些照片给我。公园坊那33户楼房还在，现在后面有很多高楼，一高一低跟我父亲盖的公园坊小楼房成为对比。

        虹口租界的内山书店，对我来说，是个温暖的记忆。它在北四川路上，但当年不叫四川北路，叫北四川路。我每天放学经过，都要进去看免费书。现在老照片上的内山书店看起来好像有些陈旧，但我印象中的内山书店却是很干净整齐的。据说，当时许多文人雅士鲁迅、刘呐鸥等，都常到那里去，连我这个小学生也每天要去报到。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梅雨季节，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淋了一身雨，但经过内山书店，还是想进去看书。在书店站了一会儿，我脚下积了一滩水，上面有电风扇吹着，边看书边发抖。书店里有一个先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山先生本人，大概怕我着凉生病，把我带到楼上交给一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帮我烘衣服，还让我躺在被窝里睡了一觉。等我睡醒，老太太问了我家电话，才打电话请我的母亲来接我。还记得那个大雨天，我母亲坐着黄包车到书店来，面色惊慌，一边鞠躬道歉，一边说我不该麻烦人家。虽是零星片段的记忆，现在却还记得很清楚，也还记得内山书店里那两个好心照顾我的日本人。

公园坊和刘呐鸥

        “公园坊”也有一段故事。那些摩登的楼房是我的父亲和刘呐鸥先生合资建造的。刘呐鸥是台湾人，从台湾到上海发展，比父亲年轻很多，两人有些交情。他死于1939年， 真相一直没有人知道。但他在我父亲口中，不叫“刘呐鸥”，而叫“刘灿波”。刘呐鸥应该跟我父母是蛮熟的。在刘呐鸥最后那段时间的日记里，日期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39年12月31号，还记录了一群上海台湾人的聚会，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我父亲。他们那时都还年轻，喜欢跳舞。

        刘呐鸥一天在上海馆子吃完饭出来，走出来的时候，被暗枪杀害的。当时，在虹口租界和台湾人圈子里是一件大事，因为很多台湾人都认识他。后来他的遗体被送回台湾，在故乡台南下葬。据说，他跟李香兰有一段感情，所以李香兰还特地到台南去祭拜，跟刘母有过一张合照。这张照片，刘家人曾送过一张给我父亲，作为纪念。

生活在日本租界的感觉

        明：请容我提一个直接的问题——在日本租界长大的儿童林文月，是否有过次等日本公民的感觉？

        林：小时候上学，是有过那种感觉，可是并不知道为什么。比如我的功课一直很好，明明该做班长，为什么老师没让我做。我做过一次副班长，但一直没做上班长。当时也不是那么在乎当班长，而是我父亲为了鼓励我们，说如果谁做了班长，就会得到一双旱冰鞋作奖励。“公园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有水泥地，常有人在那里溜冰，我也很想。父亲就用这个办法来激励我们。但是一直没有当上班长，心里有些纳闷。

        另外有一次，日本兵入驻我们小学，有一个日本兵没事跟我们玩，问每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抢着举手回答，有人说大坂，有人说长崎。轮到我，我说台湾，那个日本兵马上不说话，气氛就不一样了。当时不懂为什么，只觉得很奇怪。还有，我母亲每次开家长会到学校来，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她的装扮跟别人不一样。我母亲的头发很长很密，一辈子没有剪过，个子很娇小，平常喜欢穿旗袍，不穿和服。一般学校的重要场合，别人的妈妈都穿和服出席，我母亲却梳中国人的包包头，在脑后绾一个髻，穿旗袍或套装来学校。 虽然母亲很美，但却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当时年纪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只记得很怕别人说她“支那人”。

        明：战后，日本人都走了，你的朋友也离开了？

        林： 本来在上海，我们总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了，就变成中国人欺负日本人。我亲眼看见我永乐坊日本同学家的钢琴被不认识的人抬出来，架走了。大人不准我们小孩看这些事，但我趴在二楼窗户边，还是看见了。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难过，人跟人之间互相欺凌至此。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这些是很混淆的。因为在此之前，台湾是日本属地，台湾人家前面要挂日本国旗，我小时候也以为我是日本人。但一夕之间，我们突然变成了中国人，从“战败国”一下变成了“战胜国”。台湾同乡会为了大家安全，每家都发了中国国旗，让我们挂起来。但是附近的本地人当然知道，我们家原来是挂日本国旗的。有人持枪进到我家，说我们是汉奸，日本人的走狗，用封条把我家二楼全封起来，不准我们上楼去洗澡上厕所或拿东西。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不管是哪国人或哪里人，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的或坏的，也不能说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好的或坏的。日本人有好的，也有坏的，中国人也是这样。

日本幼童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明：儿童林文月对这段日本教育还有其他的记忆吗？

        林：日本教育很注重少年读物。除了学识的灌输，他们很注重国民教育，比如仪态礼节守时等等， 如有机会在年幼时接触到这方面的教养，会受用不尽。

        在日本小学上学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少年读物，那些读物是配合小孩的年龄和程度设计的，感觉很幸福。也许我说我在上海租界过得很幸福，爱国主义者听了会不高兴，但是当时我接触到的日本幼童教育，和文化修养教育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我们小学四年级时，女生有手工缝纫课，男生有木工课。我学了很多基本的针线绣法，有西洋绣，法国绣等等，用的绣线比中国绣线粗一点。 我还记得绣一朵小花，要用针在花尖稍稍固定以下，那是非常快乐的记忆。

        我回台湾以后受到的教育比较侧重知识上的传授，对礼节、艺术方面的培养比较缺乏。时局不同，很难比较，但总体来说，那时候的台湾教育还没有一套全面的规划。

当年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和学生人数差不多

        明： 1950年代中， 您就读的台湾大学中文系，那时有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师和同学。校园风气如何？

        林：那时的台湾社会真是很淳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单纯，从学校到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像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并不富裕，但到底什么才算富裕呢？在台大念书那七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不觉得缺什么，蛮幸福的，不一定可以买什么昂贵东西，而是精神上满足充实。

        台大中文系当年号称“小国寡民”，老师人数跟学生差不多一样。学生发生了一点什么事，老师们马上都会知道，学生的个性、家境、程度，老师们也都很清楚。家境比较不好的学生，老师会留意安排工读的机会，学生要去哪里郊游，也会问问老师去不去。我们师生一起去了好多地方。

        我那年考进台大中文系，只有七个人学生，加上大陆来的寄读生，总共不过十一个。

       毕业旅行的时候，台静农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去。他建议我们去台中，说：“我带们去看你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原来台北故宫博物馆还没盖好以前，重要的珍藏都存放在台中近郊的北沟，听说是因为那里比较干燥，由庄严先生在那里负责管理。庄严先生跟台静农先生在大陆就是好朋友，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毛公鼎就放在桌子上，盖一块白布。我们是近距离看的，真是难忘的经验。珍藏的东西要轮流晾晒，后来有时候庄先生会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就一起到台中去看。

        明： 您也参加过《现代文学》的活动？

        林：《现代文学》是1960年，白先勇与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等外文系同学创办的。白先勇比我小几岁， 他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我已在念研究所。 他在大学时代就很活跃，我很早就听说过他们这群外文系高材生的活动。

        台大教员宿舍那时候有两个出名的单身汉，一个是夏济安先生，一个是叶庆炳先生。 两人私交很好，志趣相投，所以外文系办的杂志也常常邀请中文系人投稿。我跟叶庆炳先生因为用同一间办公室，比较熟，也有机会在《现代文学》 发表作品。 先是从大学毕业论文“曹氏父子”里抽出一章，整理改写后，发表出来，后来还整理出一些我修课时的一些笔记和心得，多半是古典文学的题材，可说是边读边发表不算很成熟，但可以算是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习记录和心得。 这些早期的刊物，其实是老师们的领域，我还在研究生阶段，但我也偶尔凑合投稿。

        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那时还是个禁忌，老师们也不开这些课。台静农先生当然熟悉1930年代的作品，但他也不开这些课 。中文系甚至连《红楼梦》都没开过，古典文学的研究就很安全，不会有问题。台静农先生自己早年在《小说月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创作，他藏放在台大第四研究室书柜的后一排，一般不会有人翻动，我在第四研究室工作过很长时间，也一直没有发现。 台先生因为以前是鲁迅的学生，当然避免谈这方面的作品。那还是比较敏感的。后来白先勇《台北人》，也只写到台湾来之前的外省人，很少触及台湾现状。一直到后来，才有王文兴开初细读《红楼梦》的课 。

1980年代，台北文艺圈女性的聚会

        明：1980年代后期，您还有其他的文艺圈活动吗？

        林： 齐邦媛，林海音，殷张兰熙和我四个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偶尔聚聚。我跟齐邦媛先生因为有缘分，除了学校的同事关系之外，又有共同的兴趣，慢慢成为好朋友。另外殷张兰熙，林海音，都是个别认识的。大家很合得来，有时碰面就说，一起吃顿饭吧。

        我们四个人个性都不同，却都是认真负责，喜欢做事的人，觉得一起做点事情比纯聊天有意思。我是四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跟林海音比较熟，因为她家跟我娘家住得很近。跟齐邦媛先生在台大同事，她在外文系，我在中文系， 后来比较文学会成立了，我们每年开会都坐在一起，慢慢就熟了。林海音个性比较急， 一急别人就看出来了，我也急，但是别人看不出来。 齐先生是求好心切，慢工出细活。 我们聚会的时候，殷张兰熙跟林海音常有出版上的事情要谈，我们就加入出点主意什么的。 后来又发现，除了谈事情以外，我们往往对一些概念抽象的问题，比如翻译上的观念等很感兴趣，谈起来很投入， 很快乐。四个人慢慢有了定期的聚会。

        我们常到四季、福华饭店聚会，福华饭店有个很大的西餐厅，比较安静，我们常待到人家都要打烊，掀椅子到桌上了才分手。我很享受工作，如果被派了一项工作，能够好好地、尽责地完成，完结归档了，就会非常快乐。然后，休息一下，再继续着手下一项工作。 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商量一件事，好不容易终于聊出了一点头绪，解决了问题。我很高兴，说了一句：“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完。” 后来，这句话就常被她们引用， 每次一起做完了什么工作，他们就学我说，“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变成我们之间的笑话。

        我和齐邦媛先生一般都约在新生南路中间的一个咖啡馆见面。 有一次我和齐先生商量《笔会》一百期出刊，齐先生派我负责封面设计，还要定个适当的名字。就是那天，我想出了 “hundred steps” 的题目。那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靠窗的桌子，谈着谈着，忽然有一个男人把手拱在额头上贴着玻璃往里看。我们抬头吓了一跳，原来是当时《中央日报》的主编梅新。他说他觉得好奇，这两个女教授在讲什么闺秀的悄悄话，桌上还摊了那么一大堆纸张。其实我们是无薪无酬，只是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做好，不辜负所托而已。

        那是一段很快乐，也很难忘的一段记忆。 殷张兰熙和林海音都已经离开人世了，齐先生在台湾，我在美国。

        明：您说自己的生涯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机会。但是像《源氏物语》这样大部头的翻译，费时耗力，该不是偶然的？

        林：我自己也从来没想到，能够一口气，当然是很长的一口气，把《源氏物语》给翻译出来。我也常常想，有很多人的日文程度，文学素养都比我好，我够资格翻译《源氏物语》吗？ 但那确实是个偶然的机缘。那年我37岁，在台大中文系任副教授，一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到日本深造的奖学金，为期一年，石油年龄和资历的限制，系上上上下下只有我符合这些条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但当时出国进修机会不多，我放下电话跟先生商量，先生说， “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可惜，家里有我。”这样，我才放下家庭责任，赴京都研究一年。

真实人生里的林文月

        明：那么，真实人生里的林文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林：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负责任、认真、守时、单纯，做事不喜欢拖拉。从前，我一直以为我的认真负责是遗传自我的父亲，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必须努力才能拿到奖学金，有进一步求学的机会。后来，我回头想想，觉得母亲要掌握这么复杂的大家庭，她努力负责的坚持，也不输给我的父亲。

        我不太能接受拖拖拉拉的工作态度。这大概跟小时候受的日本教育有关吧。日本在衣食住行礼仪教育方面， 做得很好，成为他们的传统。我觉得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适度的仪态穿着是需要的。 但我自己并不自觉，好像这是做人的本份。

        明：“真实生活中的林文月”怎么看待“传说中的林文月”呢？

        林：我研究所还没有毕业就结婚了。我在认识我先生以前，没有交过男朋友。我先生是我嫂嫂的弟弟，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我们开始交往时，他在师大美术系念书，我还在上高中。一直交往到有一年中秋节，我跟他本来在一起，后来就跟他说再见，我要回家跟家人一起过节。他送我回家，路上说了一句话：我都没有家人。我当时没有多想，事后才想到，啊，怎么没有请他一起回家过节。所以我给自己下了一个期限：那明年中秋节，我要让他有一个家。既然这样决定了，就要做到。

        我先生和儿女眼中的我是个普通人的林文月。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普普通通地过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生活是要自己去过出来的。跟传说无关。把一件事情做好，会带来成就感，连生活里的小事情也一样，比方做家事，菜色的搭配，碗碟的组合，都是一种很快乐的事。如果可以这么想，做一个女人就会快乐很多。

（本文作者明凤英，旅美学者，1956年生于台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