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先生离开一年了：“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

【编者按】

        今天，是辛丰年先生去世一年的纪念日。我们在此刊发一篇辛丰年之子严锋的旧文纪念这位老人。严锋在文章里，讲了父亲，讲了父亲和他的朋友李章一段二十多年的友谊，也讲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时代的侧影。

        1991年3月，我从南通去复旦报考贾植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见到陈思和老师，他说真巧，王安忆和李章去南通看望你父亲了。王安忆当时已名满天下，我也已经做她粉丝多年，但她的先生李章还是第一次听说。几天后回到家中，听父亲讲起他们夫妇的这次来访，我问他对王安忆有什么印象，他几乎说不上来，关于李章却说了很多，看来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李章身上了。

        这也难怪，父亲对当代文学相当隔膜，音乐才是他更熟悉的语言。他爱了音乐一辈子，却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业余的门外汉，对门内的专业人士有特殊的敬佩。李章做过乐团指挥和作曲，属于父亲心目中的“专业人士”。后来又编辑大名鼎鼎的《音乐爱好者》杂志，在《读书》杂志上看到父亲的专栏，当即约他为《音乐爱好者》写稿。

        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身居外省二线城市南通的民间爱乐者来说，自然有知遇提携之恩。但是父亲对李章，有着超越共同爱好和编辑作者的关系。他常对我说，李章是个好人。在父亲的语汇中，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非常难得。他自己也是好人，好人对好人，老实人对老实人，认真的人对认真的人，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友谊。        

        对于这第一次见面，李章这样写：“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濠河在他身后流淌，这画面庄严郑重，令我肃然。”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看到李章的文章才知道这情景，父亲对物质看得极淡，收入又都投到书籍和音乐上，对衣服食品都完全不讲究。那套离休时发的新军装就是他最好的行头，极少的场合才穿上，他真的是对李章的来访看得很重了。二十二年后，李章去南通与他告别，也是一身黑色正装。李章说，这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呈示与再现。        

        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不少李章的来信，都非常长，有的还精心地贴着各种照片。这些信都放在父亲写字桌的抽屉里，在他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也令我吃惊，因为父亲这些年来经过两次令他痛苦不堪的搬家，已经把他的大多数个人物品都“处理掉”了。书和唱片都送给了我和他的朋友们，自己只留了约一百本，因为要和我弟弟、弟媳一起生活， 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占太多的空间。他就是这么个极端为别人考虑的人。        

        同样，李章也保留着父亲二十年间给他的几乎所有信件。在这些信里，他们谈稿子，谈怎么办好杂志，谈音乐，谈淘碟，也谈自己周围的事情。从这些信中能看出父亲很多文章的缘起和修订过程，看出他晚年爱乐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出世事风尚的变迁。这些年，无论音乐还是其他东西，都变得太快了，但是父亲和李章之间的相知相敬不变。        

        不变的还有父亲对李章的称呼：“李章同志”。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称呼会觉得很奇怪，至少不相信这是老朋友间熟稔的语气。但我知道对父亲来说，“同志”就是他亲切而尊敬的用语，其意义超越世俗与时间。        

        不变的还有父亲这些书信的文笔，平实、简洁而有味，一如他的文章，只是更家常随意，读起来更放松。感谢李章的精心保存，我读这些信的时候，差不多能比较完整地还原父亲这几十年写读的历程。我所知的，可以参证；我不知的，可以补充。        

        父亲给李章的第一封信是1990年6月4日发出的。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谈论的是《音乐爱好者》开专栏的事。据李章说，他给父亲的第一封约稿信是写给《读书》编辑部，让他们转发的，不久就收到回信。当时《读书》的君子之风，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父亲也谈了很多对杂志的设想和创意，从选题、栏目的设置，作者的推荐，到版式的改进，从一开始就提了许多建议。这种对杂志本身的关注，对上面文章的评点，一直延续了整整十年，直到李章离开《音乐爱好者》。我后来也参加办过杂志，今天重读这些信，换一个角度看，感觉他的编辑思想相当不俗。推荐的作者，比如徐迟、方平、鲲西、程博垕、何满子等等，都非常对路。而且他好事做到底，往往连人家的地址电话都附在信中。

        父亲外表冷峻严肃，其实骨子里极热心，尤其是对他感兴趣的人和事。另一方面，父亲当过多年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对办刊业务是熟悉的。有时候我也会想：假如“文革”前也有《音乐爱好者》，假如我父亲不是编军报，而是编音乐杂志，会更加人尽其用吧。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又要感激李章，是他激活了父亲心中早被埋葬的许多热情和梦想，让他后来的人生得以弥补许多缺憾！        

        这些信就像父亲的为人，完全没有废话，毫不矫饰。一切人事，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直抒胸臆。正在看的书，正在听的音乐，他会热情地推荐（或不推荐）：        

        这一期全阅过。赵晓生的文章我很欣赏。你们应该盯住他多写一些。可憾《钢琴之道》至今看不到！（1991）        

        《天下风云一报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都很值得一看，《红楼启示录》就绝妙！此公真是“学者化”了，了不起！（1991）        

        陈丹青文写得好，中国画人多能文，乐人似不如。（1993）        

        《燕乐探微》。才看了一部分，觉得既有见解，又有文采，很吸引人读下去。（1993）        

        不知注意到《布拉格》没有？我现在才发现，这是他最美妙的交响曲之一。尤其是第一章，那复调性与交响性真是太好听了！（1996）        

        前几天把莫扎特《布拉格》又听了一遍，享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悦，几乎是ecstasy（狂喜）的感觉！我有两张，一是拿索斯的，一是DG中价片，是伯姆指挥维也纳，后一张更精彩。前些时函购（广州）到比切姆指挥的戴留斯选集，Decca双片，这也是我最陶醉的音乐，前年无意中发现，中文中的“惆怅”一词，在英文中似乎找不到对应之词，为此还特意去买了一部《林语堂汉英词典》，仍无结果。现在又发现，戴留斯的音乐即是“惆怅”一词的好注解！不过真正中国味的“惆怅”还须到黄自的《玫瑰三愿》《春思》，以及陈田鹤的《江城子》中去找。（1996）      

        ……        

        但父亲不仅是热心的推荐者，也是谦卑的学习者和聆听者。这些书信也可以看出父亲几十年求知的足迹。他是个特别不愿麻烦别人的人，但是一涉及想看的书和音乐，这些自律仿佛土崩瓦解。他不断请李章帮他找书，找碟。1994年，他终于咬牙买了个索尼的CD随身听，碟片也成为他俩重要的话题。父亲退休金微薄，无力负担太多昂贵的正版碟，连盗版碟也只能省着买，所以这方面信息的交换就格外重要。但是，若遇到真正心仪之物，他会毫不考虑价格的问题：“今昂贵若此，只好等等再说，但假如有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则愿以千元购之。不知有没有？拜托留心！”        

        信中提到的一个人名，特别让我感慨。1991年，我父亲应我中学班主任杨老师的邀请，义务为他们中学设计音乐欣赏课程，推荐曲目。父亲并随杨老师赴上海挑选唱片。在延安中路537号中图进出口上海分公司，父亲见到一位也是义务在那里帮忙的程博垕老师，两人相谈甚欢，并留下地址通信联系。

        这位程老师，是上海爱乐者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对唱片熟得不得了。父亲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我后来去中图也几次与程老师攀谈，受益匪浅。说到程老师，我就想起我最佩服的上海爱乐者兼音响制作者，一位自称“勃总”的网友。勃总身怀绝艺，睥睨天下，骂遍网络，真个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后来我专程去虬江路音响市场拜访勃总，他说音乐界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位是程老师，另一位就是辛丰年。勃总的真名叫严峰。        

        父亲常赞李章的信内容丰富，很有看头。父亲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乎没有机会听现场音乐会（当然在“文革”前很多作品他连唱片也没有条件听到，只能通过读谱来感受），“文革”后，开始有世界顶级的乐团来访，但一则路途遥远，资费压力大，另一方面父亲也日渐年迈，无力远行，连吴祖强先生邀他去北京听世界四大乐团的演出也只能忍痛谢绝。而李章这方面的活动很多，每听必向父亲详细描述现场情景，使他感同身受，过过干瘾。

        这些年父亲对音乐界的活动的了解，很多都是从李章那里来。父亲也会把自己的理解与李章的现场报告结合起来。比如李章听了圣彼得堡国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后，他们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进行交流：        

        李：“可能我正受到您《兼听则明，冷暖自知》文稿的影响，跟同时演出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一比，《西班牙》就是华丽，别的就没剩下什么了。而我以前是多要听《西班牙》呀！总谱也曾背过的，当时我特别迷里面的小提琴Solo。其实他们演奏得最‘原本’，一开始全奏就出我意料，主要是齐。齐，其实很不容易。还有铜管的和弦短促有力，刀切一般，又有弹性。短，其实也不容易，尤其发音迟滞的长号、圆号等，我们的乐队就是做不好。”        

        辛：“你说《西班牙》只有外在效果，我倒觉得它比《天方夜谭》耐听，有热力，有较真的意境，可能因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西班牙的乐与舞感受深于‘东方’的？‘伪西班牙’胜于‘伪东方’。此作之配器当然是很有听头的，可惜总谱上有的东西，唱片上听不见。例如弦乐的泛音，这次你听出没有？（如总谱[人音版]P.75）我笔记上有两条，可以奉告……”        

        这样隔空的音乐对话，还有不少。盛年风景，相知乐事，是任何文章中难以见到的。        

        信中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说自己这也不懂，那也不懂。这不是矫情，确实是他的真实想法。父亲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的，有个出版社出了本集子，收录了文人谈乐的文章，中国的收了他和李皖及另外一人，其他都是萧伯纳、茨威格等外国作家，父亲就很生气，觉得不应该把他与那些文豪并列，中国部分应该选更好的代表。李皖曾经在《读书》写过一篇论父亲的文章，对他颇有批评，大意是他那种风格过时了，不太适合现在的爱乐者。当时朋友们读到这篇文章后都十分生气。但父亲却说他批评得有道理，在给李章的信中对李皖相当赞誉，并建议把李皖批评他的文章收到将要出的集子中，让读者可以更好地选择。        

        父亲的另一遗憾，是他觉得难以走进西方现代音乐的门槛：“来信使我为之震动又茫然自失的是那句话：20世纪将逝，而我们对它的音乐知之甚少。我痛感到自己对现代音乐之无知，但要补救似已无及，很有可能我自身也将随20世纪而去。可能还等不及。即便19世纪18世纪的，我所知也不多。要争取补课的话，补哪一头？我真是两头不着实了！”        

        与遗憾相随的，是信中无所不在的紧迫感。越积越多的书，越买越多的唱片，越来越抖的手，越来越无力的双腿，越来越弱的视力，各种来不及完成的写作心愿……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我看到父亲的衰老，无奈和不甘。他不怕死，真的不怕死，但是他怕愚蠢而无知地死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尽量做一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但一直不放弃求知的努力。        

        在后期给李章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李章同志：        

        这个夏天，我才发现自己真是已经老了，而且老得厉害，这是前所未有的。症状是：走五百米以上，两腿就疲软，买米超过十二斤，拎起来就吃力得很，看书二十分钟，不休息一下就看不清楚了。尤其可怕的是早上爬起来，白天坐久了站起，头里便一阵黑，头昏眼花，不扶什么便站不稳。平时我经常不午睡，现在是终日老想睡，昏昏然。今年病倒过几次，虽过几天又起来，始终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这是自然法则，无法抗拒的。经过“史无前例”能幸存至今，又看了那么多好书，听到了那么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音乐，这就该感谢上苍了。所以我并不颓丧，泰然处之，照旧读书不辍。只是家务多（特别是要照顾小孩），空闲太少，眼又坏了，看书很慢，买来的好书积压未看或未细看的不少，使人着急，有负债乃至负罪感。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太好，但命运对他太不公，这辈子过得太苦，磨难冤屈之深重，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但是父亲说得也对，上苍另一方面待他也不薄，给了他音乐和书，还有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其道不孤，确是苦难人生中的难得的快乐。        

        还给了他觉悟：“早死晚死我不在乎，不死于浩劫，反而苟延残喘性命至今（81岁了！）真没想到。可庆幸者，‘若使当年身便死’，我就成了个糊涂鬼。一个愚蠢的拜神者。如今则不必为此自惭了。”        

        对一个劫后余生者，还有比这更好的安慰吗？

        本文发表于2014年7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