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欲更强”这一观点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大概在1650年的时候，妓女被抓住的话可能是会被处以死刑的。一百年后，18世纪中期的时候，大家对妓女的态度变了，觉得她们不再是罪恶的，而是社会的受害者，应该挽救感化她们。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关于妓女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女性、社会、性观念等多方面的改变，这种导致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绘画表现了年轻女子献身于一个风月老手，关于这一主题的情节画在18世纪后期变得极为流行。

        澎湃新闻：《性的起源》主要写的是西方社会性观念的演变，但这本书亚洲、中东等地都很受欢迎。

        达伯霍瓦拉：是的，许多西方国家之外的读者对这本书感兴趣，是想了解西方社会的性观念和他们那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西方现在的性观念和很多地方不一样，性相对自由，可以到处讨论。但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婚外性一旦被发现会遭受惩罚。有的读者读了我的书后，认为有助于他们了解了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很高兴出现这样的情况。

        澎湃新闻：性观念的变革在启蒙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达伯霍瓦拉：性自由的兴起不仅限于英格兰，它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因为此前学者对它的研究非常少，以至于我们很难知道18世纪晚期性自由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波及其他国家。这个时期是西方社会从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化社会的时期，人们对人生的意义有了不同解读，开始思考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等等。第一次性革命，与当时的思想、言论、艺术表达、宗教、政治自由有着紧密联系。

威廉·荷加斯绘画作品《时髦婚礼》，表现身染梅毒的子爵，不满意自己的准新娘，而她已经和律师好上了，画面最右边是她的父亲，正在就这桩婚事与子爵讨价还价。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介绍，几百年间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大力禁锢性欲，这种做法与整个社会的运作密不可分。您认为，现在性还是一个可以控制社会的工具吗？

        达伯霍瓦拉：现在西方政府对性的政策导向与控制力度比从前要小得多了，而且会越来越小。人有权利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这种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不过西方政府现在依然有许多关于性的调节政策，比如鼓励婚姻、鼓励生育。

        澎湃新闻：可以理解为这也是因为宗教对性的观点和态度越来越开放与包容吗？您本人是天主教、新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吗？

        达伯霍瓦拉：哈哈，我不是教徒，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在世界性的几大宗教中，我认为基督教是对性持有最消极和抵触态度的宗教，基督教把性视为低贱的、诱惑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在过去几百年中只有一个天主教会，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会分裂成很多不同教会。

        在18世纪，大家开始探讨宗教自由的时候，同时引发了性观念的变化，教会的许多神学家对这方面有许多探索，不同教会、不同派系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观点，比如对同性恋关系的看法。直到今天，在天主教、新教内部对怎么看待性，依然有许多分歧。

威廉·希斯的漫画《谁最脏》：翻脸的卡洛琳王后与乔治四世国王互扔污物，被弄脏的是男方而非女方。        

塞缪尔·理查森的畅销书《帕梅拉》插图，表现帕梅拉发现B先生强暴了她，晕倒过去，B先生背后是他的同谋朱克斯夫人。

        澎湃新闻：您认为性开放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性的自由与开放化是不可逆转的吗？

        达伯霍瓦拉：如果一个社会让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好事。

        至于性革命是否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我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就我自己的观察：第一，女性地位提高，女性性自由得到更多保障。第二，同性恋获得性自由。这两件是不可逆转的，在西方观点里，已经把这两个当做非常自然的事，而法律上也开始有保障。 

        澎湃新闻：避孕工具的普遍使用，可以算作第二次性革命吗？这一时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披头士发首张唱片，社会气氛与此前不同了。

        达伯霍瓦拉：避孕工具的出现时间是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1800年前后出现的。到1960年代时避孕工具，如避孕药，开始大范围使用，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革。两次性革命对塑造现在的性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但第一次更为根本。性自由的观念就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诞生，但第一次性革命的表达还不完善，第一次性自由的权利，获得者是白人上层社会的男性，女性没有、同性恋者没有。性自由和民主很相似，民主一开始也只是上层白人男性拥有的权力。21世纪60年代，避孕安全手段的使用，使得性的愉悦开始凸现出来，特别是对女性而言。

        澎湃新闻：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会很快迎来又一次性变革吗？

        达伯霍瓦拉：也许随着科技的出现，人们可以不通过身体接触就能有性行为，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好事（笑）。        

        澎湃新闻：性自由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达伯霍瓦拉：性自由在西方是既成事实的现实，但它还在不断发展，比如对同性恋的态度。在1980年，美国、英国，都对同性恋有着严重歧视，这种歧视在今天不可想象。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变化巨大，有的地区已经允许同性恋婚姻。性自由的下一个战场，可能是变性人的自由和权益。不过对大众来讲，性自由还没有充分发挥。即使在西方，女性也没法享受和男性一样程度的自由。

威廉·布莱克1795年的画作，其主角是《圣经》中提到的一个一夫多妻者拉麦，左边是他的两个妻子。

        澎湃新闻：您研究性观念的变革，是否受到过宗教信众的攻击和反驳？

        达伯霍瓦拉：哈哈，有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采访犹太教的拉比和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他们认为婚外性行为是完全应当禁止的，不符合经文。当然，他们批评的倒不是我的书，而是现在社会上的这些现象。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性教育？

        达伯霍瓦拉：性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政府不在性教育上投入，将会导致非常悲剧的后果。英国就是个悲剧的例子，英国少女怀孕的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说明教育不够。我们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她，为什么会有性、性是什么、性的意义在哪。我的父亲是亚洲人，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对性教育方面的内容只字不提。但有一次，我父亲忽然找我，说“出去谈谈”。于是我的父亲指着路边的花和蜜蜂问我“你看到了吗，他们在干吗”。天哪，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谈话，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学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