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太复杂，白先勇为父立传呈现事件另一面

      【编者按】台湾“二二八”事件过去68年了，很多史料已经公开。然而，台湾作家白先勇认为，“二二八”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2015年3月，白先勇与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携带新书《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来到北京，讲述他们对“二二八”的历史认知。澎湃新闻记者对白先勇进行了专访。

        1947年2月27日，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打伤一卖烟妇女，引起民众骚乱，并发生枪击血案。当时主政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3月8日，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实施武力镇压。这件事的全貌，至今仍扑朔迷离。无论台湾当局最早的定性，还是后来民进党、国民党的“重新解释”，都只是“二二八事件”的部分真相。

关于“二二八”，真相扑朔迷离

        研究台湾近现代史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褚静涛，在其著作《二二八事件研究》中认为，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近现代中国史上一起震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台湾社会发展的方向影响深远，迄今仍然影响着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但是，大陆研究“二二八”的文章不多。1949年以后，大陆方面强调“二二八”革命起义的一面，把“二二八”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台湾人民的一个典型案例。1979年以后，为避免影响与台湾的交流，尽量淡化“二二八”。

        “我小时候家里把‘二二八’称为事变，祖母告诉我不要乱讲这个事情。”39岁的台湾本省人廖彦博对“二二八”的认识，或可反映台湾民众对“二二八”的观感。读中学时，廖彦博在历史课本看到这样的表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国父主席蒋中正派国防部长来台禁止（台湾军政人员）报复。”

　　等到廖彦博读研究所时，这句话已经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当时民进党上台，他们希望给学生灌输国民党没有好人的印象。给国民党加分的事最好都别提。”廖彦博解释道。

        廖彦博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蒋经国在位时禁止谈论“二二八”。其去世后，台湾开始出现了探究“二二八”真相的声浪，1991年，李登辉代表官方向“二二八”受害家属道歉，1992年，官方发布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到2000年左右，官方的资料陆续都公开了。在台北市松江路长大的廖彦博，很早就知道这里住过白崇禧。

        “我在接触‘二二八’材料时发现，2006年陈水扁执政时，官方赞助的外围团体出了《二二八责任归属调查报告》，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蒋介石是杀害台湾人民的元凶，白崇禧是帮凶，理由是白奖励了武力镇压台湾民众的彭孟缉。”廖彦博介绍，在台湾，知道白崇禧在“二二八”中扮演何种演角色的人已经不多。少数知道的人也认为，他是蒋介石先剿后抚的成员，就是打一棒子后给胡萝卜的那个人。

        事情真是这样吗？廖彦博和白先勇开始调查、访问，还原了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中十六天的行程，探究“二二八”另一个层面上的真相，讲了另一个关于“二二八”的故事。

白崇禧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救了不少人

        “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八十八岁的台北人萧锦文老泪纵横，采访他的白先勇拉着老人的手，陪着哭起来。这是2013年白先勇做口述史时发生的故事。时隔两年，萧锦文的故事被白先勇写进其为父立传的新书《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中。

        萧锦文在“二二八”时是《大明报》的实习记者，时年二十一岁。1947年3月9日，他被前来抓捕“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大明报》社长邓进益的刑警带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里，萧被严刑拷打，灌水逼问其舅邓社长的行踪。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里，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萧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绑，眼睛蒙布，身后插上“验明正身”的木条名牌，推到大卡车上，同车的有四五人，一齐载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警察局，几个人也被重新放回地下室。

        “你狗命好，逃过一劫。”萧锦文出狱后，舅舅邓进益告知他，是白崇禧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救了他一命。前一天拉出去的那批人，通通遭枪决了，而与萧锦文同车的四五人，都逃过死劫。出狱后萧锦文隐姓埋名不再提过去的事情，可心里的结一直没有放下。退休后，他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担任日语讲解义工，常常对来参观的日本游客解说当年不幸的事件。

        “我岁数大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我能过活下来，除了天命，也要感谢白将军的庇护。实在讲，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应该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萧锦文说。

        在《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中，收录了萧锦文等六位人士的访谈和四十余条台籍人士为白崇禧写的挽联，这些内容从各种角度切入，还原白崇禧宣慰台湾的历史。

        在著书还原这段历史时，白先勇还拍摄了同名纪录片。除了囊括书中内容，他还请历史学者、政论家现身说法，台湾中研院历史学者陈三井是其中一位。“已经被押上法场的萧锦文被白崇禧一句‘刀下留人’救了下来，他是现代的包青天。”陈三井认为，白崇禧在“二二八”时救下的人不在少数。

“尽管史料已开放，但宣慰十六天的历史仍空白”

        1947年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身份赴台宣慰。白先勇在台湾念中学、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他说“当时（二二八）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1966年父亲去世，白先勇看到很多素不相识的台籍乡老来拜祭父亲，这更加重了他的好奇心——父亲在“二二八”时到底干了什么？2012年前后整理出版《白崇禧身影集》时，他接触到了一些父亲在“二二八”时的照片。此后，他和廖彦博合作探究父亲在“二二八”的所作所为。

        在《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第一辑）中，廖彦博用各种档案、电报、函件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将白崇禧在台宣慰十六天（1947年3月17日到4月2日），每天行程按小时详尽记录、分析，重现了白崇禧十六天的宣慰工作。

        廖彦博告诉澎湃新闻，白崇禧来台宣慰，对于“二二八”事件给台湾造成的伤害，发挥了止痛疗伤作用。白崇禧来台，有三项主要目的：第一是查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第二是宽大善后，制止军警滥杀妄捕；第三为改革省政，调整人事。第一与第三项，受到国共内战的时代格局所限及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影响，而有其缺憾之处；但第二项目的，可说在重重阻碍当中，立即发挥了作用，拯救了许多性命。从民间社会所保存的集体记忆看来，白崇禧在宣慰时的各种措施，在当时及以后都有深远的影响。

        廖彦博认为，白崇禧宣慰台湾的十六日行程，是“二二八”事件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官方的档案史料多数已经开放（《关键十六天》一书附了与白崇禧宣慰台湾相关的函电、讲词），民间也有各种口述历史、田野访查的成果。然而这段历史一直是空白一片。

受难者心理：“绝不承认是国民党狗官救了他”       

        研究中，廖彦博发现，白崇禧虽然不能完全制止军警的乱捕乱杀，但已尽最大程度约束限制他们了。他的很多建议，被后来执政者延续下去。他主张把专卖局改为公卖局，建议改组台湾省政府，增加台湾人的参政管道，他在拯救人命上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3月28日斥责柯远芬后，下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这在事实上取消了陈仪的军法终审权。

        关于“二二八”，官方材料已经公开了，很多历史学家是看到的，但他们对国民党加害者的角色有一种执着，认为不能给国民党加分，就尽量不提这一段历史。台湾民间有很多“二二八”口述历史，这些采访带有相当大的情感因素，主要执着于对国民党加害的情感控诉。

        在整理档案时，廖彦博发现了他的伯父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二二八”时，伯父在延平学院读书，并在长官公署编译室做翻译。事发初期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鼓励官民对话，他每天去喊话：“陈仪政府腐败。”后来被登记在册，关了三天两夜。这三天两夜的痛苦让他终生难忘。后来，他一直不愿意提这段事情。写书的过程中，廖彦博联系住在美国老年公寓的伯父，打算采访“二二八”的事情。“他很不高兴地拒绝了，说那段经历是他最痛苦的经历，他绝对不会承认是国民党狗官救了他。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二八’给台湾人带来的创伤。”廖彦博告诉澎湃新闻，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事实上，白先勇和廖彦博第一次从正面讲国民党国防部长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德政，也承受了一些压力。他们采访了十多位当事人，同意刊登出来的只有六个，其中一位受访者在最后核对时，要求他们不要刊发。联系采访时，受访者表示愿意和白先勇谈谈，但“只谈文学不谈‘二二八’，讲明不谈‘二二八’。”廖彦博猜测是“二二八”受难者组织给其中的受访者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别讲国民党好话。

        事实上，“二二八“掺杂了学术、政治、情感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事件。3月21日白先勇在北大演讲，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女士提出质疑，“我想跟您讲，如果今天国民党正视这件事情，今天台湾民众不会那么气愤。‘二二八’是白色恐怖吧。你只讲国民党的好处，讲你父亲的好。”演讲结束，该女士对围在她旁边的学生讲，他（白先勇）回避问题，只讲好听的，国民党一直打压台湾的士绅，进行白色恐怖统治。

        “鉴于历史的复杂性、政治的吊诡、受害情感的深沉，大家各说各话很难在同一个层面上沟通。但我们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出不同的声音，呈现‘二二八’的另一面，这样有助于还远历史真相。”廖彦博总结说。

另一种声音：“白崇禧在“二二八”绝非宽容”        

        台湾前“新闻局”官员、作家郭冠英则撰文驳斥白先勇，认为白崇禧在“二二八”绝非宽容。在这篇《二二八中的白崇禧》中，郭冠英提到，白崇禧在“二二八”善后中并没有襄公之仁，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最好地平乱。白崇禧并不宽仁，相较于“二二八”，那场杀戮更烈的大事件1927年“四一二上海清党”，就是白的广西部队主持的，那才是白的“慧眼识破好机”。

        郭冠英表示，说白崇禧要对暴民以司法轻判，完全不是事实，1948年2月25日，事件一年后，白呈蒋电文，仍主张军法审判：“以兹震慑，经职一再权衡，期于切合实际，台湾省特殊环境，请仍维持由军法审判速予结束因事变所生各案。以维政府威信。”

        郭冠英进一步认为，白先勇说他父亲，“后在台湾受到严密监控，是因他‘二二八’宣慰，在台湾民间有崇高的声望，由此犯了当局大忌。”这完全是子虚之言。事实上，当时威权极重的时代，没有人会去考虑“民间声望”，也没人会去诬陷“二二八”谁处理不当，只会以平乱有功相励，连对陈仪都没以此理由来公开诬他。而且若说有“名望”就犯了蒋忌，那为何陈仪留下的干部，严家淦、任显群、柯远芬等都还受重用？可见“二二八”根本不值得再提，更不会以此为论忠衡奸的标准。白到台为蒋监视，一是因为这位“小诸葛”与蒋一直有隙，二是到台后蒋完成党政改造，局面是陈诚与蒋太子的天下，白崇禧当然不能再做事，不只白，很多老将，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如此。

        “白崇禧对‘二二八’的处理大致不差，但是绝非其子先勇所说的多爱护台湾人，台湾人多感激。事实上白处理的原则是执行蒋的命令。蒋从来主张从宽处理，白也从来没有一点刻意讨好台湾人的意思。”郭冠英认为。

       褚静涛则认为， “《关键十六天——白崇禧与二二八》我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还原这十六天有其价值，在大陆出版，可以让读者看到‘二二八’事件的复杂性，不像以前大陆讲的革命起义，也不像台湾讲的国民党外省人镇压本省人，这本书提供了不同的维度。总体而言，一方面该书写父亲有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可以让大陆读者看到‘二二八’复杂的一面，换一个角度看‘二二八’事件。”

白先勇：我没有避讳什么事情，也没有夸大什么        

        3月22日，白先勇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回应了读者对“小说家儿子给父亲写历史”的质疑。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出《关键十六天——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

        白先勇：出这个书的念头在我心中很久了。我认为我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对台宣慰，对台湾的影响很大的，他当时实行的一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政治、历史原因，我父亲的这一段历史几乎被淹没了。官方的文献一笔带过没有仔细提，看不出我父亲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父亲到台湾宣慰是被蒋介石派去的，所以，民间批评国民党时就一并批判了。

        “二二八”对台湾造成那么大的创伤，当务之急就是把历史摊开了记录下来，让台湾的民众、让全世界的人尤其大陆的民众对这个事情有全面的了解。 

        澎湃新闻：大陆民众对“二二八”了解不多，台湾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白先勇：关于“二二八”，大陆资讯比较少，很少有人能全面的理解。台湾呢，是有很多信息被说出来了，但多是一边倒的观点——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二二八”造成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其实“二二八”受难者除了台湾本地的精英，在事发的最初一个星期，外省人的公务员被殴打羞辱得也很多，这样才引起国民党派兵镇压。但这一段没有被好好地公平记载。现在好多关于“二二八”的叙述，也不是完全公平的。我们这本书的叙述比较客观，不掺杂政治考虑。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二二八”？

        白先勇：现在从历史角度看，我认为“二二八”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受伤害最大的是台湾。1937年八年抗战，受伤害最大的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同样受过日本的伤害，怎么在“二二八”时就互相残杀起来了？背后的主因是日本军国主义搞的分裂，还有国民党接收产生的矛盾。这是历史的悲剧。

        我看“二二八”的发生不是偶然，可能是必然。你想想看，现在放眼世界，那么多的冲突都没有解决，台湾被日本殖民50年，后来的皇民化教育多多少少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可是持平而论，战后台湾回归，台湾民众本来很有热望，但后来慢慢就失望了。        

        我十五岁到台湾念中学大学，常常听到一些本省父老和我讲，要不是你父亲“二二八”到台湾来，那台湾更不得了了。我就常常想，我父亲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感念他。我慢慢晓得，父亲到哪儿去，都能遇到一些非常感念他的父老。书里最后一章收录了我父亲过世时，很多台籍的父老来拜祭他写的挽联。当年，很多人来拜祭父亲，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从那些挽联，能过看出他们对父亲很朴素的的感念。

        但很长一点时间里，“二二八”中的国民党给消音了，直到1990年以后，李登辉才重提这个事情。“二二八”有一个大疑问——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都没搞清楚。目前只知道来领取赔偿的受害者有八百人。

        澎湃新闻：您父亲宣慰台湾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被遮蔽掉了？

        白先勇：政治原因比较多，我父亲1948年选副总统以后和蒋介石的关系就恶化了。淮海战役蒋介石下野，我父亲牵涉在里面。本来中央和桂系就有矛盾。

        我看蒋介石的日记，他对我父亲蛮忌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父亲因为“二二八”在台湾声誉很高。蒋很担心台独势力和和外省人勾结起来。因为我父亲做了一些德政，那时候台湾的很多士绅很感念他，所以蒋把他做的事情是按下不表。

        那些批评国民党的人，他们知道我父亲是蒋介石派去的，他的德政也属于国民党施政的一部分，就按下不表，因为不好去歌颂国民党的工作。除非他们有历史家的高度和情怀，才有可能说出这一段历史。中研院出版的关于“二二八”的口述历史、台湾省政府出版的关于“二二八”受难者的记录中，有很多例子提到我父亲救了他们一命。“二二八”的史料也都出版了，但一直没有人讲这一段宣慰的历史。        

        澎湃新闻：史料都出来了，别人都没讲，您讲了，台湾民众反馈如何？

        白先勇：一般年轻的台湾人不清楚这段历史，我出书演讲时，他们觉得很惊奇，他们没想到我父亲与“二二八”牵涉这么深。我昨天演讲感觉到，大陆的学生也觉得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头一次听到的样子。

        我的书做的是史事，用的是有根据的史料。一方面写父亲，一方面还原历史真相。另外一批批判国民党的人，他们都没有讲什么。按理讲这种书是很敏感的，如果讲得不客观会被围剿的。比如高雄市长陈菊，她是民进党的大将，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就说我父亲为台湾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应该感恩的。超越了蓝绿，他救了很多人是真的。        

        澎湃新闻：有些人会质疑一个作家、研究昆曲怎么做历史了？作为儿子讲这个事情客观吗？

        白先勇：是这样的，第一我是作家，没错，可是我对历史尤其是民国史一向很感兴趣，自己也阅读。我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我父亲的一生就是一部民国史。另外我写小说，写小说，历史的架构是很重的，民国史的架构是放在背后的。对我来讲，还原父亲的历史就是还原民国史的一部分。

        其实，我希望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客观地写我父亲，但没有等到。那我义不容辞，自己来写我父亲的历史。

        儿子给父亲写这些，肯定会有人质疑，我可没考虑这些，当时发生什么我就写什么，还原历史。历史不能虚构，虚构那就成小说甚至宣传了。我没有避讳什么事情，也没有夸大什么，没有捏造。至少我的态度是这样的。

        比如郭冠英的质疑就很奇怪，他替陈仪和蒋介石讲话，好像他比我对我父亲还了解。他不是学历史学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讲这些。他的背景资历也很有限。我很奇怪他这么讲我。        

        澎湃新闻：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这个节点回顾发生在68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对反思历史有何可借鉴之处？

        白先勇：现在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无论是对七十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六十八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一个民族没有历史的记忆等于患了失忆症。你想想看，一个患了失忆症的民族往前走，是不是很容易走岔道。 如果过去是虚构的，也会使人走偏路。所以，还原真相是当务之急。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尊重历史。从司马迁到董狐都有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史官是很受尊敬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优秀的传统恢复起来，21世纪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纪，有很多事情没有厘清。就“二二八”事件而言，台湾目前也是很混乱的状态，国民党好像失去了发言权，自己做的事情也不敢讲。     

        澎湃新闻：“二二八”带来的伤痛还在持续吗？

        白先勇：现在一般的大学生对“二二八”已经很麻木了，讲太多，每年选举的时候都讲，变成了一种政治灌输，变成了政治斗争。反正一选举就讲，“二二八”就是个攻击国民党的好题目，一挑就挑起了这个伤痛。“二二八”已经过去了68年，大家已经开始淡忘了，在台湾八九十岁的人才会对这个事情有记忆，此外，伤害到的人也不是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