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时代密码和拳拳抱负

无意中铸就经典

        1936年的夏日，年轻的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回到了位于江苏吴江的家乡。上年冬日，在广西大瑶山田野调查中，费孝通在身体和情感方面都深受创痛。回乡之旅本来是个过渡，一是调养身心，二是为即将开始的英伦求学做一些准备。这一切顺理成章，因为姐姐费达生正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费孝通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村里作了深入的调查。费先生后来回忆，“自此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份“事出无心”的调查，几年后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首肯，几经修改，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这本著作的英文版于1939年出版，此时正值抗战，身在云南后方的费孝通却无缘获悉。直至战后返回北京才终于得见。在之后将近半个世纪中，《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与葛学溥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和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的《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等作品一道，成为外国学者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抑或中国学者进行乡村、社区研究，都无法绕过的里程碑。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关于中国农村的经典作品，直至1985年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至此，大多数中国学者才领略到它的全貌。有人说，该书的经典之处，在于首次以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按照家庭、财产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劳作、农业以及土地占有，甚至包括蚕丝业、土地问题等方面，对20世纪前半段中国农村作了详细描述。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人调查本土社会的首创，打破了人类学必须调查异文化社区的窠臼。

        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曲折的身世，加上朴素的名称，使《江村经济》成为普通读者眼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品，不明而觉厉，却始终没有人真正解开过隐藏其中的时代密码。        

一个关键词：蚕丝业

        《江村经济》不是一本难懂的作品，不论是英文原文还是中译本，都显得朴实、诚挚。讨论这本作品的论文数不胜数，然而检索一下，却从未有一篇提到过一个几乎隐藏在每一章节中的最重要的关键词：蚕丝业。

        虽然很多人都宣称受到《江村》的巨大启发，却罕有人注意到，费先生在全书开头奠定的基调：“蚕丝业在整个地区非常普遍，在太湖周围的村庄里尤为发达。……在繁荣时期，这个地带的丝不仅在中国蚕丝出口额中占主要比重，而且还为邻近的盛泽镇丝织工业的需要提供原料。在丝织业衰退之前，盛泽的丝织业号称‘日产万匹’。”

        费先生接着解释了选择“江村”作为调查地点的原因：“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十年中，开弦弓村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

        在之后的每一章中，他都未掩饰过对“蚕丝业”的热切关注。比如，在家庭关系部分中，他讲述了一个新婚后的儿媳妇如何获得家庭地位的故事：“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这样一种考试。新娘的母亲送给她一张特殊挑选出来的好蚕种。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养这批蚕。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被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

        可以看出，对“蚕丝业”的关注在费孝通的《江村》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还专辟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书到此处，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江村》中如此频繁地提到“蚕丝业”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的姐姐费达生正在开弦弓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仿佛是出于某种对“丝织业衰退”的无形责任感，驱使费孝通把关注点聚焦到了这里，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通过《春蚕》来读《江村经济》

        1932年，就在年轻的费孝通返乡之旅之前四年，另一位早已成名的左翼作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这个后来被称作“农村三部曲”作品中的第一部叫做《春蚕》（另两部分别名为《秋收》、《残冬》）。作者是日后成为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他的笔名“茅盾”更为我们熟知）。

        茅盾的故乡是浙江桐乡乌镇，和开弦弓分属苏、浙两省，但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同属环太湖平原的东南部。可以肯定，他在写作时尚未认识还在燕大就读的费孝通。《春蚕》描写了桐乡蚕农“老通宝”一家经历的养蚕故事：

        “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原本养蚕生意不错，甚至挣得一家一档的老通宝一家，却因为某种原因，赚不到钱，还欠了巨债。

        为了翻身还债，老通宝一家豁了出去，把田地抵押买来新的蚕种和桑叶，希望能靠着今年的收入重新兴旺起来。虽然经过一家半年的努力，蚕茧大丰收，却因为“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在付出巨大辛劳后，蚕农老通宝反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结局是，“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年‘蚕花’好了，他们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难。这在他们是一个青天的霹雳！”人们实在是想不通，蚕茧丰收，日子却更不好过了。于是把这一切归结到“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无独有偶，在相继四年中，环太湖流域的东南部的两位作家，茅盾和费孝通先后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家乡经历的某项巨大变迁。而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关于“蚕丝业”的巨变，就不能说是巧合了。

        借助《春蚕》来解读《江村》中开头的描述，便让人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旺盛的蚕丝生产一度是江南经济的主要来源，然而，“从1923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1928年至1930年间，出口量下降率约为20％。1930年至1934年间，下降得更为迅速。1934年下半年，由于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蚕丝，中国蚕丝出口量随之降到最低水平。出口蚕丝量共计仅为1930年的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蚕丝贸易的不景气”。毫无疑问，《春蚕》仿佛就是《江村》没有详细回顾的“前情提要”。而《江村》就是《春蚕》应有的后续情节。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茅盾在“农村三部曲”的后两部中，老通宝的儿子，因为认为父辈想靠苦干来改善处境不过是幻想，在那个社会里“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费孝通则认为，“萧条的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声场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他的全部希望是通过改善技术手段，重新让中国农村工业在世界市场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改善农民生存状况。        

费孝通：志在富民

        距离沈雁冰和费孝通写出《春蚕》和《江村经济》，已将近八十年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共同生活于太湖平原东南部的文学家与人类学家经历的是同一场经济波动的相邻阶段，所以他们看到了近乎相同的景象。但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他们得出的不同结论。

        借助费孝通开阔的视野，这场1930年代影响中国农村的经济波动，又可以无缝对接到1929-1933年直接发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茅盾笔下老通宝“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得益于“一战”结束后，中国（及世界）经济的短暂繁荣期。而突然而至的“大萧条”迅速抹平了中国农村所积累的财富。作为早期“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生产投射的巨大影响，带来财富的是“洋鬼子”，带走财富的也是“洋鬼子”，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建立了朴素的认识。

        费孝通曾经敏锐地指出，当农民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这将造成包括礼仪、家庭结构、社会生产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并导致“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这似乎就是茅盾“农村三部曲”的出发点。

        然而，正如费先生揭示了世界经济“萧条”才是农民收入下降的真因，而土地的被动集中仅仅是这个背后原因的间接结果（而不是土地集中导致了农民的贫困）。他也真正提出了，要提高农民收入，只有依靠中国乡村工业在未来的发展、技术改革与组织合作（而非其他），如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所身体力行的那样，才能更坚强地应对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使中国农民实现富裕并保持富裕的成果。

        而这或许才是费孝通先生希望通过《江村经济》传递出来的拳拳心意：志在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