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媒转型考察记⑤BBC记者布里齐特·肯达尔的32年

　　1993年10月3日下午，BBC（英国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布里齐特·肯达尔（Bridget Kendall）驱车从机场返回莫斯科市内时，发现车辆被分成了不同的路线。她选择了一条近路，然后停车。大街上满是碎玻璃，人们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着什么，空气中有催泪弹的味道。

　　原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宪政危机已经到最后关头，10月3日这一天，议会大楼（白宫）爆发冲突。

　　“我走到白宫，正好及时目睹了一场激烈的枪战，我立即掏出录音机。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很诡异的是，街道上挤满遛狗和带孩子的人群，仿佛子弹可以避开他们一样。”

　　布里齐特·肯达尔立即返回办公室，那里，她的同事凯文·康诺利（Kevin Connolly）正在椅子上包扎流血的膝盖，那是上一场冲突留下的。此刻，来自伦敦催稿的电话响个不停。三名广播记者穿着防弹衣轮流出门采访。

　　如今，肯达尔已经返回伦敦，担任BBC外交事务记者，在伦敦报道外交政策、重大事件及其对英国的影响。她还主持一个每周播出的广播讨论节目The Forum。

我不是为薪水做这份工作的

　　肯达尔的父亲是英国剑桥大学退休数学统计教授戴维·肯达尔（David Kendall），他在东欧和苏联有很多熟人。在父母家里和这些人的会面，激发了肯达尔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她在剑桥的皮尔斯女子学校（The Perse School for Girls）学习俄语，然后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攻读现代语言。1977年和1982年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前往俄罗斯学习。她还曾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深造。

　　1983年，肯达尔以BBC环球广播部（BBC World Service）实习生的身份加入BBC。1989年前往莫斯科成为驻苏联和俄罗斯记者。她亲历了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与党争，报道了苏联解体以及发生在车臣、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冲突。1991年8月，“8·19”事件发生时，她在现场发回了报道，随后她又跟踪报道了叶利钦的权力上升之路。2001年3月和2006年，她两次采访了普京。

　　1989年，当肯达尔抵达莫斯科时，BBC办公室里没有电脑，往伦敦打个电话也得花上半个小时。小小的公寓还挤满打字员和翻译。肯达尔说：“我不需要翻译，但我确实需要人来帮我，因为你需要花时间订机票，搞定记者证，结果没时间做新闻了。采访新闻已经很艰难了，真正的折磨是把新闻传回伦敦。”后来有两名广播记者和一名电视记者加盟，BBC还租用了一条卫星线路。

　　因为在前苏联地区的报道，她在1992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卡梅隆新闻奖的女性。1994年到1998年，肯达尔成为驻华盛顿记者。（编注：这里的卡梅隆是指英国记者Mark James Walter Cameron，他生于1911年，卒于1985年；卡梅隆新闻奖一年授予一位获奖者，1987年开始颁发。）

　　二十多年过去了，互联网时代的BBC也成为创新先锋，在电视、广播、互联网的融合方面领先业界。肯达尔的记者生涯仍在继续，她的故事恰好演绎了一名广播时代的记者如何向数字转型的过程。

　　对她来说，变化的是技术，不变的是专业和热爱。“我认为我不是为了薪水做这份工作的。” 肯达尔说。

要成为专家型记者

　　布里齐特·肯达尔：我现在的头衔是BBC外交事务记者（diplomatic correspondent），自从我1998年从华盛顿回来以后，我已经干了16年了。

　　这在BBC是一个专家型的记者岗位。你要成为专家型的记者。我记得当我接受这个职位时，一位同事对我说，你会感觉自己像一只蝴蝶，你会在一朵花上停留，看看这里有多少蜜糖，但你从来不会久留。有时你会感觉你对所有的事情都得懂一点儿，还要跟上主要的新闻事件。很多题材都是很特殊的。

　　俄罗斯又爆发了危机，朝鲜的危机也爆发了，已经上了几十年头条了，你要从上次你在的地方重新捡起来。伊朗的核问题谈判持续了很多年，即使中东不再是BBC压倒性的关注重点，了解中东的历史背景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今天的大新闻就是耶路撒冷的暴力事件（2014年11月18日，耶路撒冷一个犹太教会堂遭到袭击，造成４名犹太人死亡，两名袭击者在与以色列警察交火过程中被打死。）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因此，如果你报道过中东和平进程，你就能够重新捡起来。

　　我是一位俄罗斯专家，我能说俄语。然后我去了美国，担任驻华盛顿的记者。如今，在伦敦我又开始跟这个事儿。今年我做了很多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的报道，大约占据了我的一半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大事，一个欧洲大事和世界大事，除了在安全和政治方面，还有很多经济后果。此外我还关注中东：叙利亚的冲突如何从内战变成了一个区域战争，并造成了很多其他后果，比如英国有年轻人受到网络激进主义的影响去参加所谓圣战。

　　我并不是必须每天都要做报道，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你要时刻准备着，准备接到电话。比如，耶路撒冷的新闻，我猜他们或许不需要我，因为我们有中东编辑和很多驻耶路撒冷的记者，他们会做得很好。但他们也会让我做一些背景报道，包括一些图表等，这些在伦敦制作比在耶路撒冷要容易。你需要为一切屏住呼吸，就像准备一个大学口语考试，你永远不知道考试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这肯定是很艰难的工作，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又都是很有趣的、很吸引人的。我尽力尝试发现不同事情中相互联系的部分，而不是以很狭窄的视角去看。

现在一切都变了

　　问：你曾经担任过长时间的驻外记者，现在和那时候比，驻外记者的角色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布里齐特·肯达尔：驻外记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这样的。我1989年第一次成为驻外记者，被派往莫斯科，去做广播记者。那时候我们有环球广播部，是广播新闻，需求很大。每天有好几档新闻节目，在早上的7-8点，午餐时间的下午1点，下午6点以及半夜10点。那时候，在莫斯科当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我们通常用电传。如果你要出门采访新闻，你的办公室就联系不到你，他们不可能打你的手机。当我有3个小时间隔时间时，我就去论坛，去新闻发布会。如果你长时间不在办公室，你就得努力找到可以打电话给伦敦的方法，来看下是不是有事情发生。

　　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称之为24/7，也就是说，新闻在电视和广播里播出，从来不停止。只要有事情发生，你就要去报道，去回应，去立即准备背景材料。因此，一定要让你能被找到。我现在在伦敦，因此可以冲回办公室，看是不是需要我。但是这样你做不出原创的东西，因此我总是努力走出办公室，有时候我会出差，我也去伦敦的其他地方，和人们交谈。有时候我做的事情并不是严格的新闻，比如昨天我就在大学里给学生上课。

　　但是，真要有事情发生了，而你就是那个在那儿要做回应的人，每个人都想立即看到结果。举个例子，几周前，有一个英国记者约翰·坎特利（John Cantlie）的录像出现，他已经在叙利亚被绑架了两年。从9月份开始，他的视频开始出现。有人说他是代表他的绑架者在说话，我们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被强迫，还是他依然活着。或者，当他们录下这段视频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然后，两个星期前，新的视频又出现了，显示他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视频里有很重要的信息，对新闻报道来说，有几个所指。他给出了时间，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在过去10天发生的。（坎特利是英国摄影记者，曾为《每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2012年11月，他与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同遭“伊斯兰国”绑架。2014年8月，弗利遭斩首，而坎特利当了“伊斯兰国”的“主持人”，至今已拍摄10部介绍“伊斯兰国”控制区情况的影片。在2015年2月初发布的第10部影片中，坎特利宣称“这是最后一集”，暗示他的生命可能受威胁。）

　　不管怎样，编辑部有很大兴趣，但很微妙的是宣传。你播出的话，实际上是在帮“伊斯兰国”宣传。你需要很多内容，很多质疑。对于如何展示一个“囚犯”，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说你必须不能滥用局势，因为毕竟有人还被扣押着。因此我回家了，但编辑部又给我打电话，他们希望我为主打新闻做点东西。我需要看这个视频，需要看之前的视频，来了解内容，还要做一些研究。

　　但他们立即说，有人希望我立即就上节目，先是聚焦国内新闻的频道，然后是聚焦世界新闻的频道。你立即会想到，这跟中东和叙利亚有关。你希望对你所说的东西绝对确信，这是你在思考、你想说的东西。广播部门想要，网站也想要，因此确实压力巨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仅是从一个演播室到另外一个演播室的事情，你必须考虑每一个不同形式所针对的不同受众，有的是英国观众，你必须想清楚如何在一分钟内让一个英国人理解这一切。很难的。你要为此做很多。然后，电视新闻希望我为他们做一个文化报道，夜里播出。因此，我那天在凌晨1点才离开。

　　你要明白你大脑里的新的优先顺序，你首先要做什么。我说我需要坐下来，首先思考一下。你面临不同的压力。要和其他的电视台竞争，不仅仅是电视台，还要和网络竞争。在BBC，你的压力比在其他一些地方要小。如果你说我需要10分钟做下研究，思考一下，考虑下措辞，他们会说，好，对此表示尊重。我觉得，对记者来说，这是让你还想呆在这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尊重记者做正确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如果只能一直做突发新闻，我想我会彻底疯掉

　　问：你刚才提到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要求，那到底是谁跟你通话呢？不同节目组的人还是新闻采集部的人？

　　布里齐特·肯达尔：新闻采集部的人。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会非常忙，忙着接伦敦总部不同节目的电话，根本没时间来做新闻。如今这些都已经用一种机制化的方式来做了，由值班编辑来负责协调。

　　严格来说，节目想要任何人都必须通过值班编辑，他们会建一个单子，然后与记者联系。如果有些内容只有个别栏目要，他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比如，环球广播部就给我发过邮件，讨论乌克兰危机中的武器问题，并非当天就要，他们对此了解不多，然后我就去找他们聊天讨论。我说我们可以这么做，可以那么做。然后我花五天时间去采访不同的专家。

　　因此，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就不能直接和记者们说，如果是突发新闻的话，你事实上要保护记者。

　　问：传统上，你们会有专业的摄影师跟着，现在会用iPhone拍摄吗？

　　布里齐特·肯达尔：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尽量用摄像机，主要是为了保证质量。如果你报道乌克兰冲突的话，你或许需要一个摄影师跟着你。iPhone是一个后备支援设备，以备不时之需，不会是第一选择。还有，如果你必须做采访，必须为BBC的很多节目服务，还需要为网站写稿子，还要出镜，如果不带摄影师的话，你自己拍自己的画面要花费两倍的时间，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拿到素材的时间就晚了。此外，在你思考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你的摄影师还可以帮助编辑画面。这样的话其实你更有效率，不会精疲力竭。

　　问：还有时间和空间做长的调查报道吗？

　　布里齐特·肯达尔：是的，我会努力这么做。这段时间我在为网络版写一些很长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俄罗斯的。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题目，我们需要把很多东西放到一起。我在广播里还有一档节目叫The Forum。2013年我们在北京做了一档节目，有关中国的社交网络，这是很有意思的主题。英国驻华大使馆对我说，为什么不出来做呢？于是我们在英国驻华大使的官邸，邀请了很多中国学者、记者、外交官等，他们对聚在一起很感兴趣，尽管彼此并不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很棒。我们有时放在不同的地方。今年（编注：指2014年）夏天是在南非。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这个。

　　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当某些特殊领域的新闻发生时，我正好有一些专业技能，BBC正好需要大的背景报道。同时我也有时间做一些特别的项目，来接触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观点。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很满意，如果只能一直做突发新闻的话，我想我会彻底疯掉。我不喜欢。

做出牺牲？绝对是这样

　　问：你还有时间享受生活吗？

　　布里齐特·肯达尔：我有。我把自己也称作一名记者（correspondent），是因为我跟世界打交道，经常出差。在伦敦的话，你工作的时候，你知道还有其他人，周末是你自己的。你可以避免这样的状况：对一个晚餐派对的主人说我太对不起了，因为我要临时离开；或者当有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不得不离开剧院。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来工作，一个主要做电视，一个主要做广播。当他们为广播工作的时候，或许为了日间的节目需要从早上6点开始，很少见的是你晚上还需要工作，但对电视来说，晚上10点是主要的新闻。因此我们有个规则，我们从不同时休假，我们互相对表，因此，昨天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他在这里上班。

　　这是在伦敦，你要是驻外记者的话，BBC为你和你的家人、你的房子以及所有买单，在华盛顿或者莫斯科。这种感觉，你懂的。他们需要你，你需要确保自己可以被找到。要掌控你的空闲时间就更困难了。尤其对你的家庭来说很艰难，孩子们会抱怨父母去哪儿了。即使是你们在度假，你也不得不告别整个家庭回到办公室。这就是牺牲。

　　因此，去国外确实激动人心，很刺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如果你在那里的话，你可以做最特别的新闻。但同时，那也会夺去你私人生活的大半。

　　因此，通常，人们会像我这样，在国外呆10-15年，然后回到伦敦找一个工作，这样既可以用到他们的专家技能，还可以对空余时间有更多的掌控。

　　问：其实不仅仅是驻外记者，数字时代其他领域的记者也得牺牲。

　　布里齐特·肯达尔：是的，绝对是这样的。BBC因为有不同的平台，所以你很难找到只有一个记者的地方。我的一个同事做了7年防务记者，她刚刚离开，新工作是宗教事务记者，就她一个人，因此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她在干什么，她都得停下。上面感觉没有这么多宗教新闻，所以不需要设立第二个宗教记者。这很少见。如果报道犯罪或者本地新闻，就需要很多人。

要优先确保记者对自己工作的兴趣

　　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加入媒体。即使有人愿意加入，似乎更愿意做电视。英国的情况如何？

　　布里齐特·肯达尔：中国年轻人不愿意做记者？这很有趣，但在英国，比如我昨天去的林肯大学，它不是顶级的大学，但年轻人非常想成为记者。

　　在这里很多人先去了电台，这是因为直接去电视台真的很难，容易点的是先去电台尤其是地方电台。此外，有些人也在讨论网络，但其实现在都是在融合。我喜欢BBC，我享受做一个广播记者，我现在不认为我只是一个广播记者，我是一个全平台记者。没错，你肯定要比之前更努力更辛苦。我广播做得少了，但我会做一些电视，还为网站写稿子。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经常做很多广播特写报道，比现在少了很多画面。技术的变化让一切更容易了。

　　我认为做一个成功记者的秘诀就是适应能力，不仅是适应变化的技术，更要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对驻外记者来说，你知道你不能害怕危险，但如今你更需要的是在一个相处融洽的团队里工作，为他人着想，值得信任。比如，如果你的摄影师在世界上一个可怕的地点突然生病了，你知道你可以用技术来帮助他。

　　因此，你要想清楚，想在艰苦的环境中当驻外记者还是想像我这样回到伦敦？我现在依然出差，但对短程的出差更有控制力，我可以正常回家。很多人想，我不想再上夜班了，如果很多人这么说，就很危险。你的机构就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打个比方，新闻来了，有人死了，你不知道重点是什么，没有人真正知道他是谁，你还是需要一些老人，像我这样可以记住这些人是谁。因此当你需要历史方面的内容的时候，你不能只有年轻人。做新闻你必须安排好人力，你不能只有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你需要抓住老的人，但老人现在需要重新学习新闻，这当然更难。

　　我认为我不是为了薪水做这份工作的，我的待遇不是很差，但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我很积极主动为我自己创造机会，BBC也提供了很多机会。因此我不用一直做一个事情，如果我必须每天坐在编辑部里，见不到阳光，只是剪片子，我不会呆太久的。这是有关工作质量的问题，要尽力优先确保记者对自己工作的兴趣。

　　问：在中国，很多媒体人去了公关公司。

　　布里齐特·肯达尔：是的，这里也这样。有很多人曾在BBC工作，有些后来成了首相的新闻官。有变化很好，我的意思是，对那些离开的人来说是好的，一些新的人也可以进来。

　　我认为在大部分的地方，不仅仅在伦敦，人们做记者是因为热爱。我知道很多人热爱他们的工作。

　　在BBC，我认为人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很重要，或许因为这个机构在全世界有很多受众。我认为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观众和受众，这些观众有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中，你有义务去纠正这些，尽你最大能力去做。有时候最大的挫败感是，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出色完成这个工作了。因此，我不会说一切都是完美的，但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很清楚，这幢大楼里的很多人很热爱这个工作，尤其是年轻人。

　　（这是作者撰写的“欧媒转型考察记”系列之五。这次访问于2014年11月进行，是中欧媒体交流项目[The Europe China Media Exchange]的一部分，该项目由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与上海交通大学主办，获得德国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基金会支持，同时获英国外交部与德国外交部协助。问题由与会者提出，内容经项目主办方同意发布。“欧媒转型考察记”系列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分别见于2015年2月10日、3月3日、3月10日和3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