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史金波：西夏，被历史遗忘的神秘王朝

        【编者按】

        西夏，作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正史资料记载的王朝，很长时间以来，都给人以神秘陌生的印象。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于西夏王朝的探索和揭秘。

        日前，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的大型史诗纪录片《神秘的西夏》正在央视科教频道热播，这无疑再次会把西夏学这门冷僻的学问推向公众视野。

        借此契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特别约请本片“史学顾问”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学者史金波先生，向读者讲述关于西夏历史文化的常识。让我们从武侠小说和架空历史的虚幻故事中走出，去真切感受那个遥远而新奇的西夏王国。

        澎湃新闻：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西夏”并留下印象，恐怕还是通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如今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西夏是和辽、金、元并称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但普通人对西夏王朝的了解程度似乎远不及其他，这是为什么？

        史金波：的确，很多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是通过《天龙八部》才知道西夏的。我曾和金庸先生讲过，您对宣传西夏做了很大贡献，使那么多人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西夏国。他说，我那是虚构的，讲西夏历史还是得靠你们。

        其实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讲到辽、宋、夏、金时期，就有关于西夏历史的内容，有的标题写“辽、西夏与北宋并立”，有的写“辽、宋、西夏、金并立”。不过内容比较简单，人们记忆不深罢了。

        西夏是中国11-13世纪在西北建立的大夏国的别称。西夏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三大势力，在西北地区称霸两个世纪，前后共历十个皇帝。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西夏不仅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历史，繁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北宋、辽国，南宋、金国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制衡作用。

        

        中国有后朝纂修前代历史的传统，但元朝作为辽、宋、夏、金朝的后朝，却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没有修夏国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

        蒙古军队武力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很多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也就深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变得朦胧而神秘。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宋代史书以及元代编修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关于西夏粗疏的记载，大略了解西夏的梗概，然而比较详细的情况就无从说起了。

        与同时代的王朝相比，地处中原的宋朝历史文献和文物十分丰厚，更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精美写实的社会风俗画；与西夏同为少数民族王朝的辽国、金国，也因有大批文献可徵，有众多文物可鉴而显得具体生动。而西夏社会甚至比起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两千年前的汉朝，也显得面目模糊，是资料的稀缺使我们觉得西夏好像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其实宋朝也有一些专门记载西夏历史、社会、军事的书籍，如《西夏须知》、《羌尔雅》、《夏国枢要》、《治戎精要》等，但很遗憾，这些文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只有王稱所作《东都事略》中有两卷专门记载西夏事迹，有幸流传至今，可谓凤毛麟角。假若记载西夏社会的著述都流传至今，西夏社会的面貌当不会像现在这样神秘难解。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西夏灭亡后，历经元、明逐渐融入临近民族而消亡，其历史文化更少人问津。党项族的语言、文字也随着民族的消逝而成为死语言、死文字。

        澎湃新闻：西夏王朝由党项族建立，就像契丹之于辽国，女真之于金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党项族到底是何来历？

        史金波：党项族有久远的历史，编纂于7世纪中叶的《北史》、《隋书》以及后来的《旧唐书》等对党项族都有记载，认为党项族是汉朝西羌之别种，魏晋之后慢慢强大起来。

        早期的党项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即今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广袤的草原和山地间。西部为吐蕃，西北部为吐谷浑。当时党项族已经有很多部落，每一部落为一姓，其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那时，党项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晚期。唐初，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唐，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赐以唐朝皇室李姓。

        7世纪吐蕃势力不断壮大，后来党项族直接受到其强大势力的挤迫，散居在今甘肃南部与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于8世纪初期不得不请求唐朝允许，陆续北上内迁，从而拉开了党项族民族大迁徙的序幕。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样大规模的族群，要扶老携幼，赶着牛羊等牲畜，携带着帐篷，越过像秦岭、大巴山这样崎岖难走的山路，是多么艰辛，需要多大的勇气！然而这个民族坚持下来了，他们在唐朝的支持下找到了新的居住地，并在此发展壮大起来。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省庆阳），以党项族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领12州。

        8世纪中叶，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吐蕃进而夺取河西、陇右之地，这些地区的党项部落再一次东迁到今陕北一带。一些党项部落曾帮助吐蕃攻打唐朝，致使长安陷落。中唐以后，大部分党项人分布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在新的地区繁衍生息。

        唐末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唐都城长安，党项族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与其他节度使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加镇压黄巢义军，收复长安，这是党项族第二次到达西安。这次他们为唐朝立下了大功。拓跋思恭因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再次被赐李姓，管领五州，治所在夏州（今属陕西省靖边县），此地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据说筑城时在其特有的夯土中加灌糯米汁，城墙极为坚固，劲弩难入。

        从此党项族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朝，并在与邻近藩镇纵横捭阖的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

        

        后来在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领导下，夺取了更大的城池灵州，又在怀远镇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今宁夏银川市），西向占领了河西走廊，终于在1038年正式建立了与宋、辽鼎立的大夏国。

        澎湃新闻：当年西夏王朝统治的地理范围大致上包括今天中国的哪些区域？

        史金波：西夏领土辖今中国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自唐朝后期至五代、宋初一直处于多民族、多政权争夺之中，战事不断，动乱不已，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

        公元9世纪末，党项族从西南方远道迁徙到这里，逐步壮大，自李德明时期又占领整个河西地区，确立了西夏的版图基础。西夏统治者在境内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原来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升，确立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统治者选择位于银川平原贺兰山下的怀远镇（今银川市）为都城，建成后升为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兴庆府有灌溉之利，农业发达，交通便利，在西夏时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那里有皇宫、宗社、衙署、学校、寺庙、街巷，西部贺兰山下有西夏帝陵。这里不仅是党项族、汉族、吐蕃、回鹘等各民族共居的多民族城市，也是接待宋朝、辽朝、金朝使节的大城市。可以说，西夏时期造就了现在的西北重镇银川市。

        

        澎湃新闻：从1038年李元昊称帝开始，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西夏一共存在了将近200年，在这其间有没有出现过特别值得一提的帝王？

        史金波：西夏自元昊算起，共有十代皇帝，其中有几位皇帝不仅在西夏时期业绩突出，在中国历史上也应有一定地位。

        第一位是文韬武略，开辟两百年皇朝基业的元昊。

        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雄才大略，称帝立国，与宋辽抗衡，指挥与宋朝三次大战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都取得胜利，使宋朝损失惨重。在定川寨之战后，宋朝宰相吕夷简惊恐地说：“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这些战例已被列入中国战史的典型。随后他又审时度势，与宋朝和解，订立“庆历和盟”，这一和盟使当时的中国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的、互相承认的三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元昊是为西夏奠基、发展的代表人物。

        

        第二位是少年力挽狂澜，擒杀谋朝篡位权臣奸党的毅宗谅祚。

        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襁褓即位，15岁时便不畏强臣、智勇兼备，设计杀死阴谋篡国夺权的权臣没藏讹厐，力挽狂澜，亲自掌政。这比清朝康熙皇帝逮捕专权的鳌拜时还小一岁。他也和康熙一样，倾慕、学习汉文化，尊崇汉礼、汉学。他经常率兵打仗，亲冒矢石，后在战场上受伤，英年早逝。

        第三位和第四位是重视文教，在位时间很长的崇宗和仁宗。

        西夏崇宗乾顺3岁继位，16岁亲政。他重视文教，大力发展儒学，建立学校，设立培养人才的养贤务，在西夏文化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其子夏仁宗仁孝，在金朝支持下，一举诛杀了企图分国篡权的权臣任得敬及其党羽，后由著名宰相斡道冲辅佐，继续其父政策，提倡文教，实行科举，修订律令，校印佛经。他更加重视以儒治国，尊孔子为文宣帝。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唐朝至清朝，对孔子代有封谥，都封其为文宣王，唯有西夏的仁宗朝尊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这一崇高尊号的封谥发生在西夏，证明西夏统治者已经把儒学视为最重要的统治思想。

        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清世祖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西夏崇宗在位54年，创造从汉武帝至清世祖1700多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记录。而崇宗的儿子仁宗仁孝也在位54年，父子二人连续在位108年，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之最。他们二人在位时间长，反映当时西夏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大体安定，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澎湃新闻：2014年末，在中华书局的年度“双十佳”图书评选中，宁夏大学胡玉冰教授的《西夏书校补》荣登古籍整理类“十佳好书”榜首，上榜理由为“《西夏书》是中国最早的唯一一部纪传体断代西夏史书。此书的出版对于西夏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借此机会，您能谈谈目前汉文西夏史籍的保存和整理情况吗？

        史金波：西夏汉文史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世古籍，一种是近代出土古籍。对传世古籍的整理，过去罗褔苌、罗福颐先生曾作《宋史夏国传集注》，上世纪80-90年代专家们陆续整理、出版过民国时期戴锡章的《西夏纪》校点本、清吴广成的《西夏书事》校证、清代辑抄的《西夏志略》校证、清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校注本。进入21世纪后又有整理明代祁承煠的《宋西事按》校证本，还有去年出版的清周春的《西夏书》校补本4册，即你提到的胡玉冰教授整理校补的力作。

        对传世古籍还有韩荫晟先生以毕生之力整理、编纂的《党项与西夏史料汇编》9卷，收集汇编始于隋初、终于元末的有关党项、西夏的史料，蔚为大观，成就斐然。

        对近代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所得汉文资料，有苏联孟列夫的整理、研究著作，其原始文献收入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1-6册中。已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也按地区、部门收入了不少近代出土的汉文文献。

        

        澎湃新闻：除了汉文史料之外，我们知道今天研究西夏历史自然离不开对于西夏文字的释读。您作为国内少数几位拥有西夏文释读能力的专家之一，也于2013年出版了《西夏文教程》，那么您能简单介绍下这种死文字的特点吗？

        史金波：西夏文是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属于表意性质的方块字，共有六千多字。西夏文形式和汉字相近，由横、竖、撇、点、捺、拐、拐勾等笔画构成，斜笔较多，一般四角饱满，字体匀称。

        西夏文字的笔画多在10画上下，基本上没有五画以下的字，20画以上的字也很少。西夏文字书写的笔画顺序和汉字一样，先上后下，先左后右。一篇文字是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因文字笔画比较适中，笔画过多、过少的字较少，通篇看来字画均匀，舒展大方。其文字构成受汉字影响，有规律可循。

        

        澎湃新闻：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于是将它们全部带回俄国，至今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目前学界对于这批珍贵文献的利用情况如何？

        史金波：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带回的文献、文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十分重要。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文献和藏文文献。仅西夏文文献就有20万面之多。其中包括：西夏文字典、辞书，法律、历史著作，类书、蒙书，文学作品，医书、历书，社会文书，译自汉文的典籍和佛教经典等。

        

        以前俄罗斯的学者借近水楼台之便，先后介绍、解读和研究了藏于俄国的部分西夏文文献。首先是一部奇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引起专家们的重视，这是西夏文－汉文对照的双解词语集，他将社会上常用词语按天、地、人分类排列，每一词语都有4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的相应译音字。

        党项人和汉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西夏境内外番、汉人的密切交往营造了编写这种特殊词典的环境，而富有才华的西夏人在这种氛围中不失时机地编辑、出版了这样实用的书籍，在番、汉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文化的桥梁。据目前所知，它是中国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在中国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专家们整理、翻译、研究了西夏文字书《音同》，韵书《文海》，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还整理、研究了西夏文译作《论语》、《孟子》、《孝经》、《类林》、《新集慈孝传》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至上世纪70-80年代，其他国家的西夏学专家们还只能利用苏联专家们刊布的西夏文文献图版进行再次翻译和研究。如中国专家们整理、翻译、研究《文海》、《音同》、《天盛律令》、《类林》、《西夏谚语》《贞观玉镜统》等多种文献，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那时日本学者国际交流条件好，可直接到圣彼得堡查阅俄藏的原始西夏文文献，整理翻译了《五音切韵》和西夏文诗歌等文献，但并未有原始文献的图版。

        绝大部分出土的西夏文献长期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特藏库中，七八十年来各国西夏学专家难以利用，影响了西夏学的进展，成为西夏学发展的瓶颈。

        

        这一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了重大转机。1992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委托，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联系，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得到了俄方的积极响应。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中方人员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4次赴俄进行整理、登录和拍摄工作，每次在那里滞留3个月左右。

        在圣彼得堡，我们的工作紧张有序。当时东方研究所是上午10时上班，下午4时下班，为早日完成这一具有特殊意义、又十分繁重的任务，我们要求增加工作时间，改为上午9时上班，下午5时下班，每天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为了省时、省钱，我们自己做饭，早晨带午饭上班，工作到12点，匆匆吃完午饭，马上又开始工作。由于生活不适应，体力消耗较大，大家体重都下降较多，有的降低了十几斤，甚至得了胃病。大家工作很紧张，但都了解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每天经眼、过手大量尘封的古籍，心情激动而又愉快。每天下班时我们的裤子上都会落有一层整理文献时夹在其中的沙土。大家开心地说，这是黑水城的沙土，我们近距离接触黑水城了。

        现在这些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文化瑰宝已陆续公之于世。从1996年至今已经出版8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24册，按计划共30册以上。这批珍贵古籍的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的重要资料，使研究人员能研读远隔万里之遥的大量西夏文献，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为西夏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大大推动了西夏学的长足进展，使这一学术冷门不断升温，趋向热点。

        

        澎湃新闻：从您研究生时跟随王静如先生从事西夏学研究起，迄今已有5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国的西夏学研究都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史金波：近50年来，是西夏学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突出的时期，出版著作数以百部，发表论文不止两千篇，内容深化，领域拓宽，大大加深了对西夏王朝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填补、重塑了西夏历史，并为今后的西夏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如今西夏学在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献整理、文物考古、科学技术和影视等领域都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首先在语言文字方面，西夏学家们对西夏的字典、辞书以及相关的语言、文字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对西夏文字的构造得出了系统的、比较准确的认识。在语言方面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关键的进展。在我国先后出版了《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语音研究》、《西夏文教程》等著作。

        其次，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是西夏学的重点课题。国内先后出版了《西夏简史》、《西夏史稿》、《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经济史》、《西夏通史》、《西夏社会》、《西夏艺术研究》、《西夏艺术史》等著作。特别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刊布、翻译和研究，为西夏社会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也为西夏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学者们在整理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大量西夏社会文书，其中包括借贷、买卖、租赁文契，户籍人口账、纳粮籍册，军籍文书，官府公文，私人信函等。这些文书多为西夏文草书，我经过多年研究，现已大部分得到解读，刊布了相关论文。

        

        第三，在科学技术方面，近些年专家们逐渐从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搜检富有自然科学价值的资料，并开始进行研究，逐步取得可喜的成果。其中包括农业、手工业、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建筑学、印刷术诸方面。例如，在印刷术的研究上不仅有雕版印刷，还发展了活字版印刷的研究。对纸张制造和书籍制作以及装帧开始了新的探索。已出版的著作如《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出版研究》等。

        第四，在文献整理出版方面，除《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版24册）陆续出版外，还出版了《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英藏西夏文献》（5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2册）、《法藏敦煌西夏文献》（1册）等，使西夏研究者能很容易地见到过去难得一见的各类珍贵文献。

        第五，在文物考古方面，近20多年来新出土和发现的西夏文物越来越多，出版著作也十分丰富。如《西夏文物》、《西夏佛塔》、《拜寺沟西夏方塔》、《山嘴沟石窟》、《闽宁村西夏墓地》、《西夏陵》、《西夏三号陵》、《西夏六号陵》等。这些都是西夏文物考古的重要收获。举世瞩目的西夏陵和黑水城遗址，受到特别关注，西夏陵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

        

        

        目前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已将西夏文物系统出版列入重大项目，将出版《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甘肃编、宁夏编、石窟编、综合编。前两编10册很快即将问世。可以预料，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今后会有更多的西夏文物重见天日。

        

        最后，利用影视手段记录、介绍乃至研究西夏是西夏学在新阶段的新发展。上世纪80年代，宁夏电视台就拍摄了电视纪录片《西夏文物》，首次以影视手法展示西夏文物，令人一新耳目。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了电影纪录片《黑水城遗址》。1990年代宁夏电视台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贺兰雪》，艺术地再现了西夏前期的历史，使西夏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丝绸之路系列节目中有《黑水城》1集。2002年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了科学纪录片《寻找西夏》，同年10频道《科学历程》节目又播出了《西夏文字》2集。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5集科学纪录片《尘封不住的西夏》。

        现在又要播出中央电视台和宁夏党委宣传部以更大力度共同打造的10集纪录片《神秘的西夏》，这无论对西夏研究，还是对宁夏乃至对西北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