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宫里的旧时光：社会主义的儿童殿堂什么样？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于1953年5月31日，由宋庆龄女士创办，是新中国少年儿童课外学习、娱乐的场所，宫址位于上海市延安西路64号，就是小伙伴们口中的“大理石大厦”。

        “大理石大厦”原是上海滩一座豪华的私人宅邸，主人是有名的英籍犹太商人嘉道理。这座大厦的楼梯、地坪全部采用意大利的进口大理石砌就，因而被称为“大理石大厦”。能把这么好的建筑拿来办少年宫，缘于宋庆龄坚持的理念：儿童教育是“缔造未来”的事业，就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少年儿童。

        所谓“最宝贵的东西”，一方面是让孩子们享受童年，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挖掘、培养孩子们的才能，另一方面是要让他们具备优良的品质。在这样的理念，少年宫在初创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舞蹈、合唱、民乐、戏剧、钢琴、绘画、口琴、船模、航模等几十个兴趣小组，配备一定的硬件资源，由专门教师免费授课，既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才华，也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儿童来说，少年宫极具吸引力。戏剧组的老学员姚善一回忆说：“当时我家住的小区里，有电视的家庭只有一两户，有收音机的家庭都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通过收音机听宋世雄解说的乒乓赛。只有很偶尔的机会可以去有电视的朋友家里看看电视。那时候校外的学习、娱乐机会特别有限，少年宫自然是个好地方。”

资优生的殿堂：少年宫是一张名片

        初期，少年宫能够容纳的学生数量很有限，自然无法满足上海大多数少年儿童的需求，因此，如何选择、选择哪些少年儿童进入少年宫参加活动就是个问题。当时，少年宫主要是通过学校或少先队推荐、选派优秀少年儿童到少年宫参加活动。而学校或少先队在分配少年宫学员推荐名额时，往往将此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少年儿童的手段，所以，在少年宫老学员记忆中，能够走进少年宫参加活动，这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不过，五六十年代能走入少年宫的基本都是城市儿童。姚善一的小伙伴、同为戏剧组学员的丁汕回忆说：“考虑到交通等实际情况，当时少年宫的招生对象还是以市区的少年儿童为主。每周活动两天，一天是公休日，也就是星期天，另外一天是选某个工作日放学后的时间。我们都是走路或者坐车去少年宫活动，没有家长接送。相对而言，少年宫里来自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等中心城区的孩子较多，虹口区的就少一些，宝山、嘉定等地还是农村，基本没有小朋友可以来少年宫。”

        各个学校往少年宫推荐学员的标准通常是品学兼优，有点艺术特长的孩子，获得学校推荐名额的孩子再去少年宫参加考核、选拔，决定最终的去向。而有推荐资格的学校，在今天看来，也是类似于重点小学这样的“好学校”。

        所以，即使没有对外宣称，实际上，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宫就是资优生的学习殿堂。

        “能进少年宫学习很难得，少年宫不会每年都招生，但是进去之后每年有考核，考评之后，还有淘汰。”丁汕曾在少年宫学习了七、八年，为了备战高考才离开少年宫，他对少年宫的情况相当了解。

        “少年宫的考评有几个方面。一是学员的在校成绩。少年宫不允许学员有不及格的科目，功课必须优良以上。我读书的时候都是五分制，那么，如果三分、两分的科目太多了，就不好了。这样的学员会被少年宫退回学校去，说是等成绩好了还可以再回来，但是我在少年宫许多年，退回去再回来的学员几乎没有。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合唱组的老学员回忆则说，作为少年宫的学员，他们带有一种“身份”的荣誉感，在学习上也都很认真。为了按时完成课业，他们演出时常常带着课本，候场的时候——即使是坐在地上，都还在做功课。

        除在校成绩以外，少年宫主要考评的是学员在少年宫的操行。比如，是否有迟到、早退现象，对老师是不是有礼貌。再者，专业上是否有进步。“当初招生的时候，老师们看一些小朋友形象、气质、基本功不错，认为是可塑之才，但是培养一段时间觉得并不合适，这就退回去了。”

少年宫童年生活的小确幸

        说起在少年宫的童年时光，五六十年代的老学员总是充满了十足的感情，一开口就有讲不完的话，而且都是“美好”、“愉快”这样的形容词。

        少年宫安静、整洁。“在我们小时候，少年宫就是一座宫殿。我们都要凭证进入，进来之后，不会大声喧哗、不会乱扔垃圾。这并不是老师的要求，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么干净、漂亮的地方怎么能把它弄脏呢？”作为合唱组的老学员，王耀文1957年进入少年宫，在她印象中，少年宫是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即使年纪小，在少年宫孩子们的行为都很有分寸，用她的话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循规蹈矩”。

        少年宫软、硬件条件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物质匮乏，但作为新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的模范基地，少年宫的资源还是很好的，有各种供孩子学习、活动的硬件设施，有专职老师上课，还有社会上其他相关单位的老师兼职授课。

        说起少年宫的硬件配备，不得不说说少年宫的第一台计算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少年宫即拥有了第一台电脑。现任少年宫计算机中心指导员的王颂赞，正经历少年宫计算机教育从无到有的经历。“1978年杨雪兰女士带着儿子来中国，期间到访少年宫与我们的孩子交流，她儿子带着一台苹果第二代计算机，我们这才见着计算机。当时少年宫已经有计算机中心了，但是只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于是，第二年少年宫即花大价钱买下了这台计算机。这应该是中国少年儿童使用的第一台计算机。”

        而在合唱组几个老学员的回忆中，少年宫五十年代就有神似“圣诞老人”的“新年老人”，不可不谓新鲜。在“元旦时，少年宫还会举办新年晚会，大家唱歌、跳舞、朗诵，表演节目。因为我们的晚会不到搞到很晚，通常在最后，会模拟零点钟声到来的时刻，宫主任陈维博就会装扮成新年老人出场。说是新年老人，其实跟现在说的圣诞老人的装扮是差不多的。”

        “大理石大厦”前有一块草坪，立有刘胡兰的雕像。在老学员们讲述中，这里留有不少童年记忆。现任少年宫计算机中心指导员的王颂赞，曾经也是少年宫航模组的老学员。在他的记忆中，这里就是他们进行“空战”的战场。“小时候一放学就往少年宫跑，当时我们已经会做线操纵飞机，由两根线控制，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在草坪上进行空战。”另外，这也是举办营火晚会、少先队员入队仪式的场所。1959年4月8日，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与上海1000多名少年儿童的见面会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文艺教育的时代烙印：“文革”没有“一百分”

        听少年宫老学员讲起过往故事，从他们演出的剧目、演唱的曲目中，都能感受到时代的烙印。

        丁汕离开少年宫前，南京军区文工团即有意录取他，但是母亲希望他能考大学，所以他最终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不久，“文革”便来了，少年宫的活动也就暂停了。小丁汕3岁的姚善一，也从少年宫被分配进了工厂。

        六十年代，“文革”是绕不开的话题。从少年宫初创到“文革”，整个五六十年代社会政治风向的变化，同样反映在少年儿童的艺术教育上。

        “我们曾经排过一个话剧《一百分不叫满分》，简单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考了一百分，他爸爸是矿工的领导，教育他不能骄傲，说了这么一句话：一百分不叫满分。我们每周活动两次，这个剧排演了很久，但是最终只演出了一场。‘文革’来了，都不考试了，还有什么一百分呢？！”

        时隔许多年，姚善一说到这里，还是有掩不住的遗憾。随即，他就从电脑中找出当年小伙伴演出的剧照，与记者分享。不过，这是另一个剧的剧照：《当海螺吹响的时候》。

        在丁汕的回忆中，这出话剧也特别有说头。

        “我们演出的剧目实际上是充满了时代特色。《当海螺吹响的时候》这个剧缘于六十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背景。这个剧就是号召小朋友起来革命，保卫家园，跟国民党作斗争的。类似的剧目还有《自由神下的黑孩子》、《给毛主席绣像》，都是比较有政治色彩，讲阶级斗争的剧目。当时我也在舞蹈队演出，同时期，舞蹈队的作品有《红缨枪》。

        “五十年代，我们演出的作品还是以表现少年儿童的童真童趣、思想品质为主，比如话剧《小桶》，《某某某同志》，这都是教育少年儿童做人要诚实，要拾金不昧，那时候接待外宾，这也是我们保留节目。到六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在合唱组的歌唱教育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物质匮乏，少年宫合唱组即编排了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提起这个话题的是合唱组的老学员周正彪，他一说到这儿，一同受访的伙伴们便哼唱起来。罢了，几位学员无不感慨，“唱完这首歌，等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些人就真的都去当农民了。”类似的，还有歌曲《夸公社》，还有《东京北京》——这是在1965年中日青年第一届友好大联欢的背景下产生的。

少年宫，谁的“黄金时代”？

        从1953年诞生至今，上海市（中福会）少年宫已经走过了60多个春秋。随着时代的变迁，少年宫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评价形式等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少年宫从初创时“千里挑一”的“资优生教育”，转变为面向全体的“兴趣普及教育”；从早期的少儿阵地活动发展为众多系列化、品牌化的群文活动项目；从十几个培训项目发展为一百多个科技、艺术兴趣小组；从竞赛演出的单一教学评价方式转变为档案袋评价、教学汇报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与时俱进的教育设计让“金色摇篮”成为少年儿童成长的美好殿堂，伴随他们七彩斑斓的童年生活。

        谈起少年宫往事，老学员的言语中流露出的是一种情怀。

        以前在少年宫学习不同于现在学才艺的小朋友：以前少年宫教育不要钱；以前的师生情谊极为深厚，以至于数十年间大家仍然聚会，还为老师祝寿；以前孩子学唱歌、跳舞、演戏，并不专意于要谋个未来；以前小伙伴们有“任务”，作为少年宫学员，他们有种责任和荣耀……

        “前年，我和夫人去朝鲜，参观了平壤的少年宫，我看了他们很多兴趣组的表演。我觉得很亲切。嘿，朝鲜的小男孩上台演出也都是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回忆过去，丁汕提起了自己的一段旅行。

        老学员谈起在少年宫度过的童年都极有感情。合唱组老学员艾妮妮从几张老旧照片中翻拣出一张合唱组的合照，她仍清楚得记得拍照那一天的情景，“那天下雨，我们的同学去的不多，这张照片拍了是要做少年宫的明信片的，当时正好有第一师范附小的孩子在，就拉他们凑数，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似乎，在他们眼中，在少年宫学习的时光就是他们成长中的“黄金时代”。

        近些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上培训教育、娱乐项目名目繁多，少年儿童可选择的校外教育、活动机会增多，与以往相比，少年宫不再是学校之外的那个机会难得、“唯一”的乐园。现在的少年宫也一改从前的免费教育，实行了收费教育。尽管这比培训机构的费用便宜不少，但这在某些老学员眼中总觉得有些变味儿。仍在少年宫从事教育工作的王颂赞表示，跟以前比，遗憾的是校外教育没以前那么受关注了。现在学生的课业压力大，有时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在少年宫学习、活动，而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丁汕曾整理出版一册当年的日记：《小伙伴日记》，素净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如果岁月能够重复，我愿再回到少年宫去，再和大家做小伙伴。无疑，这是老学员的心声。而对王颂赞来说，少年宫既承载了他的儿时记忆，同时他也正在经营着当下学员的少年记忆，他要做的就是，“把以前少年宫教育成功的经验传承下来，给孩子一个快乐学习的环境，还要跟着时代，让少年宫的路要走得更长远”。